任何学界大佬，70岁后最合适的工作，都绝非著书，而是编书

我现在觉得，文史学界那些老人，尤其是手握资源的大佬，真要“退而不休”或“发挥余热”，最合适的工作其实是编书，而非再去著书。到了这个年纪，思力遽退，精力难济，再想要写出什么很有价值的甚至意在“藏诸名山”的学术著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看绝大多数的一流学者，但凡有分量的学术成果，都是在70岁之前完成的，绝少有例外。到了80岁还脑力不错的，已经足以“惊为天人”，差不多是万里挑一，更是“老天开恩赏饭吃”。说到底，文史固然门槛低，似乎入门很容易，可实际最是仰仗记诵与思维这种高度烧脑活，成名学者几乎都要牢记海量的信息，而且如果是写论著又得务必能细密精巧地组织起来，亦或者得能“精微有思致”地思辨，脑力稍微一迟钝就不行了。近人中，以钱锺书之天才，65岁以后都近乎停笔了，他是到了这个年龄坎，脑筋就跟不上，想静心写点什么都要头痛欲裂，乃至一宿无眠，结果预想中的《管锥编》“续编”是一个字也憋不出来了。黄永年一生精力过人，已经是当代学者中的极品，学生追忆说他是“浑身上下有着使不完劲的人”，走起路来“健步如飞”，可一到80岁突然就不行了，需要坐在轮椅里由“众多学生抬着上了会议厅”，让人感慨“黄先生已经老了”（《黄永年编年事辑》，页232）。此即“学术生命”到头了，再强悍也扛不过天命。

天有四时，人有始中终，为了写书而写书，本来就并无多少意义。只是现在的大佬往往都很自负，让徒子徒孙们宠坏了，捧到迷失自我了，多失去了最基本的学术判断，往往真自以为还可以“咳唾珠玉”，老来写下的每个字都是“金精美玉”，还野心勃勃意在“再攀学术高峰”，来个“填补学术空白”，可实际鲜有不是笑话的，无非参与制造废料。现在学人，有自知之明还懂得自重的，已经是“端的稀世之珍”。想1930年代，吴宓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一部诗集，自己在报纸上作广告，说的是“作者自谓其诗极庸劣，无价值，但为个人数十年生活之写照”，还值得一看云云，这样的大佬“前辈风范”，现在可说绝迹了。前几日，女演员袁某下场喷著名的老导演冯先生，说“钱也赚这么多了，回家养老去吧”，语虽不逊，道理确实是这个么道理。学术界也同乎演艺圈，最怕的是“大佬”们不服老，攒着劲搞了一堆“（门徒）叫座不叫好”的垃圾，又没人敢说实话。这是大佬们失去了现实感，“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要我说，学者的真正“黄金时代”，就是在60岁之前，幸运的人大概可以延迟到70岁还有“创见”出来，但也不适宜大部头的著述，每天那摩可纳黑咖啡（此辛公德勇最爱）猛灌一瓶刺激大脑也是无济于事的。真正的一流人物，诸如燕卜荪、艾耶尔、维特根斯坦、王弼、刘师培、刘咸炘，甚至30岁之前就写完“震古烁今”的最重要著作了，往后余生活着似乎主要是为了嘲笑我们这些庸众。想当年钱理群有个著名说法，大意是文史学术拼到最后都是“年纪”，而不是功底或储备云云，这话充其量只说对了一半。过于拼命，不惜损耗身体，然后导致短寿的，确实都就此打住没法“拼”了，郭在贻、吴方、张晖、陈昊这些才俊就是如此，但老到一定年纪还能“老当益壮”且“老树开花”的，看来看去实际也没有几个。陈平原今年72岁了，大部头的书似乎每年都还要出几本，可真耐看的、有学术含量的有几篇？我看他最重要且最立得住的学术成果，还是初版于‌1988年，也就是他34岁时写的那本《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想另一位北大“准一级教授”辛公德勇，今年67岁，返聘一年都到期了，已经正式退休，虽说近年每年“待出书目”都有个十几种，不可谓不勤奋，简直是学界劳模，但论学术价值，我以为可能是毫无价值，不是公号口水文集合就是在红学之类领域无事生非，看了简介都要摇头。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学术生命是很短的，满打满算不过30年左右光景，也就是30-60岁之间，再勤奋再有能力如陈、辛教授这种，也很难逃得过这个规律。说起来，扯个闲篇，我这个“准一级教授”称呼还真不是调侃，从孙波那本《徐梵澄传》来看，当代学术界是有前例的：1978年底，徐从南印室利阿罗频多学院归国，中国社科院高层很重视，可当时该给他什么级别是犯了难的。想直接送“一级教授”，院方没有权利；给个“二级”吧，人家老友贺麟、冯至都是“一级”了，如此对待“归国学人”似乎不够礼遇，结果胡盐城他们想了大半天，暂时给的职衔就是“1.5级研究员”。所以，我很建议碑大能迷途知返，赶紧认错敦请辛公老人家回去，即便给个“1.5级教授”荣誉，也从此天下太平多了，近年沸沸扬扬“二勇闹京华”差不多顺利解决了一个。

言归正传，那对于多数大佬来说，老来最合适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以为，除了“为己”写写散文搞搞回忆录出出书信集托托举举家中儿孙之外，“为人”（字面意思）方面可能就两样：其一，尽其所能提携后进，但不要拉帮结派搞利益分赃的什么“师门”，而是真的伸手帮助后辈，不管学院内外，多发掘有才华之人，为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过去的胡适之就是绝好的榜样，前些年的裘锡圭先生也是好样的；其二，其实就是编书，尤其是编纂资料性质的书。第一点应该很好理解，惟第二条很容易让人忽视其重要性。但我以为道理是比较显然的，时至今日，“编书”尤其是编资料书已经是极吃力不讨好到自取灭亡之事，一般都不会计入学术工作的KPI，对于绩效考核几乎没什么用处，所以多不会去做也不愿去做。可资料性的书籍，对于文史学术而言又是有奠基性功用的，任何时候都是亟需且重要的基础工作，怎么可以舍去呢？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大佬”的用处就明显了：他们有资源，有人脉，有号召力，还能拉到雄厚资金，如果出面组织，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如此一来，既能真正推动学术进程，又切实有益于当下后世，还可以让底下干活那些学者得到应有的实利，换算绩效与职称都不在话下，这是一种无可取代的“双赢”乃至“三赢”局面。当代有好几位“大佬”，一辈子都没什么靠谱著作，可到底资历深、德高望重，后来就是靠组织编书，不仅地位愈加巩固了，对于学术共同体也是“居功至伟”，甚至足以“流芳百世”。武汉这边的“冷门绝学”首席大佬宗福邦老先生，吉人之辞寡，名下就一本著作都没有，可谓一辈子都在编书，后来也当上了文科院士的“资深教授”，去世后官方谥曰“竭诚奉献，克善终始，一尽忠悃”。他这种就属于看似“空头学术家”，但所主编的《故训汇纂》与《古音汇纂》，只要中国文化不亡，人有存没而学不息，就应该会有人去看的。如果没有他作为华中古学“领军人物”坚持要这么干，这种工具书绝对永不见天日。

而且，这种工作往往惠而不费，大佬往往主要“挂名”就够了。他最重要的作用，是搞“后勤”，是凝聚团队，是利益仲裁，学术上若尚有能力无非是加以“审定”，年纪大也是可以胜任的。以我自己阅读感受而言，当代“大佬”中，我就很感谢王水照与周勋初两位老先生，他们的那些学术著作，我其实不感冒，也评价不高，但他们分别带人编纂出来的两部书，《历代文话》正续编以及相关“周边”（比如《宋元骈文批评文献辑纂》等）与《宋人轶事汇编》，我就非常受益，都是“案头书”，每每翻出读来感激莫名。所以也千万别小看“大佬”们的能量，按北师大赵勇教授自己的说辞，其师童庆炳晚年随便一句话，都能左右该985百年名校submaster的人选，论职务最高不过“研究生院副院长”；当代文史第一大门派“程门”，其老帮主程千帆在世之日，虽自嘲不过“客卿”，实际也是上台讲几句话，就能直接“推动南大文科政策的调整。文科虽然式微了，但“您大爷永远是您大爷”。

所谓“大佬著书不如编书”论，以今之教授而论，我觉得最有说服力的，可能还得数山大杜泽逊老先生。近些年，他发力指导那些硕博门徒们，十年如一日所编的那些经学、艺文志、齐鲁文献及四库全书相关资料书，意义应该比他本人所写那些学术著作都高多了，也是更可能传世的——虽然这样的大实话可能很冒犯这位堂堂“讲席教授”。也确实是大实话，若非这些大佬们老来愿意“为人做嫁衣”干，这些事、这些书、这些资料可能就永远没有学者愿意去埋头整理，即便侥幸饿肚子吃妻离子散吃拼好饭几十年终于整出来，多数也没有条件可以出版的。所以说，对于绝大多数当代学者来说，编书可能才是真正嘉惠学林且功德无量的“学术贡献”，而不是通常认为的“著书”。沪上已故大佬顾廷龙晚年“拟写自传提纲”，就说自己在上图数十年，就干了三件事：购书、印书与编书，其中组织编纂《中国丛书综录》又以为是重中之重（《掌故》第十二集，中华书局2025年10月版，页48）。顾起潜老先生靠这些编的书，也可以不朽了。你说顾先生写了什么“学术著作”，似乎也没人在意，他去世近30年，不用学生曲意吹捧，地位依然在那里，这“性比价”不比写一堆学术垃圾强多了？皮锡瑞就说清儒有三大功绩，而搜遗辑佚编书是为其首。

‌所以，我是很期待当今“大佬”们，尤其是掌握资源与话语权的那种级别，老来最好能认清现实，多编书少著书。这是“搜遗篇开来学”的工作，其文德著矣。过去顾亭林说“著书不如钞书”，如今大佬是“著书不如编书”，因为从现实状况来看，绝大多数“大佬”的晚年著作都没什么意思，甚至就是叻色书，勤于著书也不过是变相的恋栈，不肯让贤放手。他们此后最应该做的“收尾工作”，其实就是编书，而且是编有用的书，编冷门的书，编没人愿意做的书，用章学诚的话总结就是“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现在的问题，就是多数“大佬”还勘不破这一点，越老越勤奋，越老出书越多，任情反道，率意操觚，真马一浮嘲笑的“年高乃尔，何犹不解此”，生前大家噤不敢言身后，往往都是自取其辱。学术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近读金实秋《汪曾祺酒事广记》，看到这么一条“掌故”，似乎可为此说落一注脚：1972年12月1日的深夜，汪曾祺给身为学界大佬的老友朱德熙教授写了一封信，说一个人在家，“读了一本妙书”，是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对话戏戏谱最后五分钟一出独折戏附北平语调的研究》。接着他感慨，“读了赵书，我又想起过去多次的感想，那时候，那样的人，做学问，好像都很快乐，那么有生气，那么富于幽默感，现在怎么你们反倒没有呢”（广陵书社2017版，页26）？答案应该也是现成的：现在搞学术的，似乎个个都动机不纯，连当为晚生后学榜样的“大佬”们，都老来为了个区区“一级教授”或“中心主任”小芝麻官，可以内讧不断，不惜师门群殴，甚至可以公演一哭二闹三上吊苦情戏好几年，如何能出“真学术”？这是“到老如今日”，仍看不破那点蜗角蝇利门户私计，“将老身反累”而已。我替这些大佬感到不值。

要我说，德勇也好，赵勇也罢，如果能不争一时闲气，看轻那顶“狗官帽”，但拼生前身后名，静下心来编几部好书，也许声望与实绩早就甩开王某川荣某江们了。说穿了，编书非小道，连我们的至圣先师孔先生，文章不写一句空，终其生也不过就是一个“编书家”。

2026.7.2晚，敲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