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三天一层楼”深圳速度 获绰号“楼王”

《城的琴》剧照中的卢晓波(左)，其原型是陆建新。

中建钢构工程有限公司首席专家陆建新。　南都记者　朱唯信　摄

1984年，建设中的深圳国贸大厦。　资料图

一台纸板做的钢琴，搁在毛竹搭的工棚里。画上去的黑白琴键，被粗糙的手指反复摩挲，边角已经起了毛。

这是微短剧《奇迹》中，《城的琴》篇章里的一幕——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深圳的建设如火如荼，剧中的年轻建筑工人卢晓波在纸板上画了一台钢琴，送给心仪之人。这“纸板钢琴”，也写满了他对这座城市未来的想象。

卢晓波的原型，叫陆建新。如今，他是中建钢构工程有限公司的首席专家，“城的琴”也从纸板化为现实——一座座高楼犹如一个个白键黑键，共同弹奏出独属于深圳这座国际大城市的美妙音乐。

近日，南都记者在深圳见到了陆建新，这位亲历“三天一层楼”速度的见证者，和他聊了聊当年的“奇迹”如何建成的故事。

　　深圳速度

　　“艰苦条件下，硬是把事情干成了”　　

1982年，陆建新第一次站在深圳国贸大厦工地时，只有18岁。彼时的他，刚从南京建筑工程学院毕业，见过最高的楼不过五层。接到单位让他去深圳参与“50层高楼”建设的通知，他甚至有些不敢相信。

“绿皮火车颠簸了20个小时抵达深圳，那个时候国贸大厦才刚挖好基坑。”陆建新回忆道，国贸大厦地基旁边的两栋楼，叫做湖心大厦，上面挂着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话对陆建新冲击很大。“我想，这大概就是‘深圳速度’的动力来源。”

国贸大厦的主体结构，是一个50米乘50米的正方形筒体，7层以下采用传统翻模施工——固定好模具，再浇筑混凝土，而后再拆掉模具，需要七八天才能完成一层。按这个速度，160米高的楼要盖500天。

“国贸的项目，最后决定采用液压滑模施工技术。”陆建新说，虽然滑模施工在当时已有人实践过，但像深圳国贸大厦这样的大规模大面积应用，在国内还是头一遭。

在陆建新看来，滑模的原理其实并不复杂:一个大平台顺着筒体往上爬升，每次20厘米。“但混凝土的初凝时间必须卡得精准——滑早了，混凝土还没硬；滑晚了，新老混凝土之间就拉开裂缝。开始的三次试滑，都失败了。”

陆建新回忆说，第三次失败后，压力空前。设备是进口的，千斤顶、模具都花了钱。如果放弃滑模，所有投入付诸东流。第四次试滑前，团队从境外引进了混凝土输送泵——此前用手推车倒混凝土，第一车和最后一车的时间间隔太长，强度不均匀。输送泵的问题解决后，第四次试滑成功了。“从那时起，国贸大厦的施工速度从五六天一层，到三四天一层，最终稳定在三天一层。”陆建新回忆，自那以后“三天一层楼”就成为“深圳速度”的代名词。

“滑模技术本身，如今已很少大面积使用。”陆建新解释，滑模靠圆钢承重，圆钢细如拇指，爬高了稳定性就差，所以每次只能爬20厘米。后来发展出爬模——利用墙壁当导轨，一层一爬。再后来是顶模，一个大平台靠三四个千斤顶就能顶一层。

“现在的施工速度不完全追求‘三天一层楼’了。”陆建新说，400米以上的高楼，平均六天一层就算很快。

“有些场景，其实短剧里没有拍出来。”陆建新告诉记者，“我们住的是毛竹棚子，非常简陋。”他给剧组提过这个细节，但因考虑到觉得重新搭这样一个场景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就没有完全还原。但在陆建新看来，毛竹棚子也算得上“奇迹”的一部分——他们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硬是把事情干成了。　　

职业生涯

　　一个测量岗，他一干就是14年　　

国贸大厦建设时，陆建新做的是测量。他的工作是向指挥长报告平台在空中的姿态，指挥长再根据数据做反向纠偏。

“一毫米都不能差。”陆建新回忆，国贸封顶后，整体垂直度偏差控制在了25毫米以内。

不过，陆建新一开始也没想到，自己会干一辈子工地。一个测量岗，他一干就是14年。“一个岗位干14年，现在的人肯定心有不甘。”但在当时，陆建新没觉得有什么不好。

陆建新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发生在1994年——建设深圳地王大厦。384米的地王大厦，比国贸翻了一倍，是深圳第二栋超高层钢结构建筑。

建楼时，陆建新每天背着十千克的经纬仪，在20厘米宽的钢梁上来回走，钢梁左右甩动，他手心出汗，有时只能骑在钢梁上一点一点挪。“刚开始怕，后来习惯了。”陆建新说。

自地王大厦后，陆建新参建的楼越来越高:440.75米的广州西塔，441.8米的深圳京基100，492米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599.1米的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国内已封顶的7座400米以上钢结构摩天大楼，他参与建造了其中4座。从业40余年，参建工程总高度超过3600米。因为参与建设的高楼众多，有媒体给陆建新起了个绰号“楼王”。“哈哈，这不是什么‘正规评审’，”他自己打趣道，“只是我干的工程比别人多一点。”　　

建设历程

　　见证中国建筑和中国制造崛起　　

在四十多年的建设历程中，陆建新见证了中国建筑和中国制造的崛起。

“国贸大厦时，塔吊是法国的，电梯是英国的，混凝土输送泵是德国的；深圳发展中心大厦——中国第一栋超高层钢结构建筑——设计和钢构件加工都由国外公司完成，中方派了10名电焊工去国外学习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建设时，国内钢材价格比进口还贵，部分钢材从国外采购……”陆建新回忆道。

“到了广州西塔、京基100、平安金融中心建设的时候，全部用的都是国产钢材了。”陆建新坦言，就连混凝土输送泵——当年从德国进口的设备，如今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的产品也已卖到迪拜哈利法塔(世界第一高楼)的工地。“其实真正感觉不落后了，是一点一点来的。”他说。中国建筑在国际上有个绰号叫“基建狂魔”，“不是吹出来的，是技术、理论、实践积累到了那个位置”。

2020年后，陆建新出现在工地的频率没减，但项目变了。深圳歌剧院、坪山高中园、深圳第三人民医院应急院区——他从摩天大楼转到了医院、学校、博物馆。在陆建新看来，公司转型比同行早，十几年前就开始布局民生工程。“群众需要什么?住宅、教育、医疗、健康。”他说，“高楼是城市形象，但离普通人的生活还是远了一点。”

这些创新，离那个“纸板钢琴”的年代已经很远。但陆建新觉得，为群众服务的心没变，工作所需要的这份匠心也是一以贯之。

周围的同事对陆建新的印象，是他“闲不住”，即便身为首席专家，他“不坐办公室”，还常常下工地。路过那些自己参建过的摩天高楼，看着它们串成了城市的天际线，对比他刚落脚深圳时的一片荒凉，他油然感慨，“这些年没白干。”

统筹:李陵玻

执行统筹:陈杰生 吴璇

采写:南都记者 朱唯信

出品:南都政务新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