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长太息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在几千年前就曾写过百姓在苛政之下的艰难处境，在河南地区中原大地上曾经流传着河南四方水旱蝗汤的说法。水、旱、蝗乃天降之灾，而汤之为祸，却被百姓一字一句刻进了骨头里，与天灾并列。而这个汤子在后来也被人认为指的就是当时驻军河南的蒋系中央军汤恩伯部，那么汤恩伯真的就是这样一个残暴而毫无建树的人吗？
也曾是英雄
元朝的张养浩曾经写过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而这句话用在民国时期的老百姓身上，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在民国时期，尤其抗战时期，河南对汤恩伯颇有怨词，但是这个汤字一开始并不指的是汤恩伯。
早在抗战之前，豫西一带方言中就有将土匪称为“老汤”或“蹚将”的习惯。河南人口中的“汤灾”，最初指的分明是那些流窜劫掠的匪患。
民国时期的者朱新繁在其著作中便特意提及：“河南人民叫土匪为‘老汤’，他们提起了‘老汤’，就谈虎色变”。
这样一条原本指向匪患的民谣，在汤恩伯数十万大军盘踞中原、横征暴敛之后，其语义悄然发生了的转移。
匪患之“汤”变成军官之“汤”。
其实这样的变化不能怪中原百姓，怎么能怪人家呢？人家祖祖辈辈勤勤恳恳生活，然而蒋西中央军在河南地区不仅没有帮他们收复家乡，保境安民，反而磕争不断，横征暴敛，骚扰生活。
那么像汤恩伯这样一个曾经统帅过蒋系精锐第十三军，在抗战初期曾经有过不错战绩的将领来说，为何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中国一句古语，久入芷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久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可能唐博一开始并不是这样的人，但在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熏陶之下，也不由得变了样子。
反向蜕变
汤恩伯治军，前后判若两人。
抗战初期，他的部队确曾有过光彩照人的军纪记录。彼时他格外推崇胡林翼的治军格言“要有菩萨心肠，要有屠夫手段”。
每逢行军，汤恩伯必派军官持“执行革命军纪”小旗压阵于后，连队之中纪律肃然。南口战役中，他率第13军死守阵地二十个昼夜，范长江在《大公报》上动情写道：“汤恩伯，这个铁汉子，他不要命了”，由此获誉“抗日铁汉”。
然而，当汤部驻扎于河南后，局面急转直下。为了扩充实力，他大量收编各地的土匪游杂部队。
兵员的构成鱼龙混杂，数十万大军又大半仰赖对河南百姓的征收来维持给养，军纪便如溃堤一般彻底崩塌。
更令人寒心的是，即便是汤恩伯的宿敌李宗仁，在回忆录中除了指责他“不服从命令”外，也专门提到，汤恩伯部队常借口防谍，将驻扎村落中除老弱妇孺外的成年男子全部强行驱离。
面对异族入侵，百姓的生活本来就艰难，然而唐安伯所部不仅没有保境安民之责任，反而对当地百姓强取豪夺，这怎么能让当地的老百姓不寒心呢？
路在何方
1944年豫中会战，成了所有矛盾的总爆炸。冈村宁次指挥近十五万日军进攻河南，汤恩伯与蒋鼎文统领八个集团军约三十万人马应战。不料这一战竟打得极其狼狈，短短三十八天，三十余座城池相继丢失。
更令世人叹息，在国军向豫西撤退途中，竟被愤怒的河南百姓沿途追截。
时任第13军军长的石觉后来回忆，其军部在嵩县东北曾遭到大批武装民众的围堵和哄抢。
这些溃兵和百姓拿着锄头、大刀甚至鸟枪，从落单的溃兵到成连的士兵都照缴不误，汤恩伯长官部直属的电台也一度被愤怒的农民缴走。
这些人甚至喊着：“宁让鬼子来烧杀，不愿汤军来搜刮”的口号，不禁让人心碎。
民国参政员郭仲隗亲历溃败惨状，赴重庆后在参政会上悲愤陈词，请求对汤恩伯明正典刑，全场情绪激昂，呼喊“枪毙汤恩伯”之声不绝于耳。
然而蒋介石在巨大舆论压力下，仅将汤恩伯革职留任。此种处置，岂能令天下人信服？但是否就能将一切罪责归于汤恩伯一身？
政治冷感与体制腐败之下，一名被推到前台的军事将领既是悲剧的制造者，也成了时代荒唐的标靶。老百姓对“汤灾”的切齿痛恨，恰如一面映照出那个时代最真实面相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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