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1年春天，结婚第一天晚上，九点半。
陈建国蹲在堂屋的泥地上，用一把豁了口的砍柴刀劈一根干透了的松木。刀刃吃进木头里，发出沉闷的劈啪声，碎木屑溅在我的黑皮鞋面上。他今年四十一岁，在这之前没结过婚。
屋顶上吊着一盏十五瓦的电灯泡，灯泡表面糊了一层黑乎乎的蝇子屎，光线发绿，把墙上的红双喜字照得像块干涸的血迹。
“去把水烧了。”陈建国没抬头，两只手握着刀柄使劲往下压。他的大拇指指甲盖是黑的，里面陷着洗不掉的煤油垢。
我扯了扯身上的红呢子短大衣，站起来走到锅台边。水缸里的水快见底了，水面漂着半个葫芦瓢。我拿瓢舀水的时候，瓢底撞在缸沿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灶膛里的火晃动着，把陈建国蹲着的影子拉得极长，一直延伸到土墙的顶端。
结婚前，红娘在中间传话，说他成分好，人在公社砖瓦厂上班，是个老实巴交的本分人。
陈建国把劈好的木柴抱进屋，扔在灶火边，木条砸在地上，扬起一摊尘土。他拉过一张缺了角的马扎，在灶火口坐下，从裤兜里摸出烟叶和一张报纸条。他把报纸条撕成指头宽，倒上烟叶，用舌头舔了舔纸边，卷成一个喇叭筒。
火柴划过，“哧啦”一声，一股呛人的旱烟味在屋里散开。
“你在砖瓦厂那个工伤，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用围裙擦着手上的水，看着他。
陈建国抽烟的动作停了一下。他把烟头塞进灶膛里，借着火光，把左边裤腿猛地往上一扯。他的左腿小腿肚子往下，皮肤是一片焦黑的疤痕，像枯树皮一样拧在一起，脚踝肿得有碗口粗，两只脚趾头往里蜷缩着。
“八五年的事。”陈建国把裤腿放下来，用手在膝盖上拍了拍，“塌窑，砸在里面一天一夜。”
窗外开始下雨，雨点砸在院子里的石榴树叶上，发出沙沙的声音。堂屋门没有关紧，冷风顺着门缝往里灌，吹得电灯泡在半空中晃晃悠悠，地上的影子也跟着一缩一伸。
我站在锅台边，锅里的水开始冒白气，发出轻微的咝咝声。
陈建国站起来，一瘸一拐地往里屋走。他的左脚落地时，鞋底在泥地上拖曳出一声沉闷的刮擦声。里屋的炕上铺着新买的红缎子被子，五斗橱上搁着一个红漆座钟，里面的铜摆件不紧不慢地晃动着。
他躺在炕沿上，鞋也没脱，直接把两只脚搁在干净的被褥上。那双沾满泥巴的解放鞋在红缎子上留下两个黑印子。
“炕底下没烧。去拿干草过来。”他在里屋喊了一声。
我走到院子里的草棚下，抱了一捆干稻草。稻草上带着雨水的潮气，贴在脸上凉冰冰的。我把稻草抱进里屋，塞进炕洞里。火柴连续划了三根才着，黑烟顺着炕口倒灌出来，激得我大声咳嗽。
陈建国躺在炕上，翻了个身，后背对着我。他身上的蓝咔叽布中山装纽扣扣得歪歪扭扭。
墙上的座钟在这个时候敲响了，当、当、当，连续响了十下。声音在窄小的土屋里转着圈，震得窗户上的单层玻璃一阵细微的抖动。灶膛里的火渐渐小了，木柴燃尽，剩下几块暗红的炭火，在黑暗里一明一暗地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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