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第七章：抵制联合收割机的努力

《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是美国政治学家和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基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马来西亚吉打州"塞达卡"村长达数年的田野调查撰写的著作，首版英文名《Weapons of the Weak》于1985年问世。作者曾任耶鲁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深耕农民政治与底层研究数十年，书中融合人类学民族志方法与政治经济学视角，记录了一个稻米村庄在"绿色革命"冲击下的社会裂变与底层回应。

全书以村庄日常生活的细腻叙事为主线，剖析了贫富分化加剧时，弱势农民为何没有发起公开暴动，而是转而采取一系列"日常反抗形式"——包括偷懒、装糊涂、暗中破坏、偷窃、诽谤、散布谣言乃至表面恭顺背后的冷嘲热讽。通过对比正式政治与日常政治，着重揭示底层群体在不具备公开对抗条件时，如何利用低成本、低风险的"弱者的武器"维护自身尊严与利益。书中案例多源自对村民对话、仪式、劳动场景的深度观察，涉及土地分配、雇工关系、宗教习俗等主题，部分结论因对"霸权理论"的颠覆性质疑而引发学界持久论辩。该著作开创了"日常反抗"这一研究范式，被译成十余种语言，成为当代政治学、社会学与人类学跨学科对话的里程碑式文本。

《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第七章：抵制联合收割机的努力

当然，联合收割机并非威胁穆达贫穷村民生存的第一种机器。我们在前面的章节已经看到，使用拖拉机和卡车将稻谷从地头直接运到镇里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在一些村庄引发了英勇而成功的反抗。然而，联合收割机造成的威胁远为巨大。零星的反抗早在1970年就已开始，当时，从日本原装机改装后的第一批小型实验机器在吉特拉镇附近的农田实验中投入使用。穆达农业发展局管理实验的官员回忆了几起暗中破坏的小事件，所有这些事件都是“恶意破坏公物” [365]。贫穷村民从机器里拆除了电池并扔到灌溉渠里；他们弄坏了汽化器和其他重要部件（如配电器和空气过滤器）；他们把沙子和泥浆放进油箱；他们把各种物体（石头，电线，钉子）扔到螺丝钻里。这些暗中破坏有两个方面尤其值得强调。首先，暗中破坏的目标绝非简单的偷窃，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因为事实上什么东西都没被偷走。其次，所有破坏行为都是由几个人或小组在夜间秘密进行的。而且，他们受到乡亲们的保护，后者即使知道谁干的，在警察调查时也会宣称完全不知情，结果，没有任何人做出检举。夜间设置警卫看守联合收割机的做法就可追溯至这些早期的实验。

从1976年开始，联合收割机开始报复了，农民的报复行动也同样在整个水稻种植区蔓延。塞达卡较穷的村民还能回想起几个事件，他们讲述这些事件时依然带有某种喜悦之情。比如，托·穆罕默德告诉我他清楚地知道如何阻塞螺丝钻——在哪儿放入有倒刺的金属丝或钉子——因为他的朋友们曾经干过。他拒绝太过仔细的描述，他说，因为如果公开谈论那么他的朋友就可能遭到逮捕。苏库尔描绘了一个更具戏剧性的事件，在我到那里之前的两个季，在距塞达卡南部几公里的托凯村附近有一台联合收割机起火了。他说，有几个穷人围住马来守夜人问他机器究竟是谁的。当后者回答说机器属于一个中国企业所有时，他们命令他爬下来，然后给发动机和驾驶室浇上汽油并且点燃了大火。第二天有两个马来年轻人被逮捕，但是由于缺少证据而很快被释放。村民还讲了发生在斯朗库村附近的其他几起事件，如把大树砍倒放在联合收割机进入村庄或者到其他村的路上，以及螺丝钻被电线卡住等。

尽管有极少数农民连一两个事件也回忆不起来，我还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收集到非常齐全的事件报告的清单。然而，没有人能够回忆起发生在塞达卡本地的任何此类事件。或许这只是反映了可以理解的避免他们自身引起注意的做法。在任何时候，这些暗中破坏活动都未达到19世纪30年代将脱粒机引入英格兰时所导致的砸毁机器的水平 [366]。

在男性的个人和小群体还在袭击机器的同时，为了对那些使用机器的农场主施加压力，还出现了妇女静悄悄地然而更具集体性的努力。那些通常来自同一家庭的男人和女人由于联合收割机而失去了工作，但是，唯有妇女还有着实际的讨价还价的力量，因为她们暂时还控制着插秧的工作。 [367]收割农场主土地的妇女群体通常也是先前耕种同一块土地的那群人。她们失去了大约一半的季节性收入，因而可以理解其痛恨为那些在收获季使用联合收割机的地主插秧。因此，在塞达卡和整个穆达地区，这些妇女决定组织一次联合抵抗行动，拒绝为使用联合收割机的雇主提供插秧服务。

塞达卡五个这样的“共享小组”中的三个显然做了一些努力来推进联合抵抗行动。那些由六到九名妇女组成的小组由洛斯妮（一个寡妇），罗吉娅（玛·布扬的妻子）以及米丽娅姆（玛·伊莎的妻子）领导。其余的两个小组由塔杰丁和阿里芬的妻子领导，看起来并没有卷进去，但是没有一个小组同意为被其他三个小组当中的任何一个小组所抵抗的农场主种植水稻。洛斯妮、罗吉娅以及米丽娅姆的小组发起抵抗的原因还不是特别清楚。她们由来自平均水平比其余两个小组贫穷，但也只是稍穷一些的家庭的妇女组成。同样，前两个小组大多数成员来自伊斯兰教党家庭，但这一点归因于亲属和邻里关系的程度和归因于派系的程度本质上差不多，并且至少她们也经常联合抵抗与自己同一政治派系的农场主。如果我们依赖当地关于反抗模式的解释，那么多数人会认为洛斯妮和罗吉娅严重依靠雇佣劳动来养活家庭，而且与此同时她们是“勇敢无畏”的 [368]。

联合抵抗的形式与迄今为止我所描述过的诸种谨慎反抗的种类差不多。在联合收割机的农场主和他的插秧工人之间，并没有出现公开的对抗。相反，这里的对抗是匿名的和间接的。妇女们通过调停者“让人们知道”她们的小组对于失去收割工作的不满，并且将不愿意为那些在前一季使用联合收割机的地主插秧。她们还让人们知道，如果联合收割机在收割过程中坏掉，这个时候希望人工收割庄稼的农场主别指望先前的工人会帮他摆脱困境。1977年灌溉季初期，当实现这一威胁的时机到来之际，小心谨慎又一次占了上风。三个小组中没有一个直接拒绝给那些上一季使用联合收割机的人插秧。相反，她们拖延时间；共享小组的领头人告诉那些令人讨厌的农场主她们很忙，现在还没办法到他们的田里去。只有大约12个农场主曾在上一个收获季使用过联合收割机，因此共享小组有足够的工作要做，她们忙着给那些尚未机械化的人插秧。 [369]插秧者因而公开了她们的选择；她们避免直接拒绝插秧，那样的话可能招致公开的决裂。与联合抵抗的传言紧密配合的是，那些被搪塞的农场主越来越感到焦虑——他们的水稻秧田正在错过最佳插种时节，进而他们担心在水源供应被切断的预定期限前他们的稻谷还未完全成熟。看到自己空着的地块旁邻居新插种的稻田，他们的心里感到不是滋味。

在这场心理战两个多星期后——表面上的联合抵抗从未真正宣布过——6个农场主“让人们知道”，他们正在安排外村劳动力来为他们插秧。依据大多数人的讲述，这6人是哈吉·卡迪尔、哈吉·沙利姆、托·卡西姆拉齐姆、卡米勒和西卡玛赫，他们总共拥有将近100里郎耕地。他们声称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敦促当地的共享小组履行一项插秧日程的明确承诺，而且，只是被再次推托之后，他们才转而考虑别的办法。就此而言，联合抵抗瓦解了。三个共享小组都面临着背叛，因为妇女们担心插秧工作会永远属于外村人。她们匆匆忙忙地放出话来，说将会在几天内就开始插那些田里的秧。6个农场主有3个取消了让外村人来插秧的安排，而其余的3个农场主继续坚持先前的安排，这也许是因为他们觉得现在取消安排已经太晚了，亦或许是因为他们希望给这些妇女一个教训。插秧者来自燕镇（恰好不属于灌溉计划区域）以及更远一些的新基亚镇和默布克村。哈吉·沙利姆利用他相当的政治影响力同穆达农业发展局商定后，带来一队泰国的插秧人——这一做法他现在依然继续着，并因此而被人恨之入骨。

通过集体行动阻止联合收割机的短暂而且失败的尝试，是令人沮丧的或者自鸣得意的事后议论的主题，这当然取决于人们碰巧站在哪方的立场。除了其所表达出的喜悦或失望，这些事后分析唯有一次集中在这一结局的必然性上。由于机械化而所失甚多的人们意识到，妇女们不可能真正超出议论和威胁。由此，华喜德说，传言中的联合抵抗“只不过是个议论，而她们无论如何会去插秧的”。“她们能做什么？”他绝望地问道。托·穆罕默德也附和这一评价：“其他人会去做这项工作；一旦丢了这份工作，她们就什么也做不成了”。“人们都很聪明”，苏库尔补充说，“如果你不想去插秧，他们就会夺去这份工作和钱。”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萨马德宣称，妇女们小心翼翼地不破釜沉舟，并且只在大农场主听不见的地方谈论联合抵抗。最后，哈姆扎以同样的口气总结了妇女们面对的诸多可能：

你抱不抱怨都没用。你什么都干不了；你根本赢不了。要是你开口，他们就不会雇你。如果联合收割机坏了，女人们还得去给农场主收割水稻。如果你手头紧，就不得不接受这份工作。如果你拒绝，如果你不去做，其他人会去做。只有那些有钱人才能够拒绝。

我们不可能希求有关“经济关系的无声压力”的更清晰的说明了。富人们不仅清楚这一“无声的压力”，并且还依赖于它。如同玛·伊莎所说的，“他们什么都做不了，只是闲扯”。托·卡西姆在机械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更高，因为他是一个机器经纪人，同时也是一个农场主，他意识到联合抵抗永远不可能实现，“穷人无论如何得工作；他们不可能长久坚持联合抵抗”。勒拜·侯赛因说，虽然她们很生气，对于联合抵抗她们也只能是说说而已，因为她们需要钱。他用一句马来谚语精确地总结了妇女们面临的困境：“生大米的气，就用大米喂鸡”。最为切近的英语表达则是“损人不利己”。

如果从我们单一的村庄视角中后退几步，就会看到更为广泛和更不乐观的模式。塞达卡的妇女共享小组在同一时期偶尔被雇用到30英里外的稻田插秧。洛斯妮告诉我，有一次一个来自塞迪蒂·班杜村——她们的共享小组正在那里插秧——的妇女告诉她，她们正在为之工作的农场主不再雇用当地的插秧工了，因为上个季度他用联合收割机收割。得知这一消息以后，洛斯妮告诉那女人她“心里不舒服”，但是工作差不多就要完成了。 [370]非常类似的情形还会有很多，因而，从这一更加宽广的视角出发，塞达卡贫穷的妇女不经意地充当了穆达地区其他村庄的“罢工破坏者”。这些村庄的妇女，或者和她们一样的其他妇女，毫无疑问也破坏了塞达卡的联合抵抗行动。我们在此处看到的是农民的阶级行动功效折损的近乎经典的例证，特别是当这些行动通常被限制在一个相当广阔的劳动力市场中的一个或几个村庄里的时候。 [371]劳工联合抵抗行动的类似尝试发生在穆达大部分地区。穆达农业发展局指挥部的一位官员向我透露，他怀疑大多数地主，比如哈吉·沙利姆，申请允许引进泰国插秧工人，事实上是为了对付当地劳工的联合抵抗。因为这些人多是大规模的农场主，他们就是最有可能在第一时机使用联合收割机的那批人。有关联合抵抗的议论当然非常普遍。因而罗斯玛丽·巴纳德提到一个距亚罗士打州首府不远的村子，那里（在1978年）有“关于联合各种力量在下一季度阻止联合收割机的议论” [372]。在塞达卡，我也常听到一些村庄的名字，据说这些村子把联合收割机拒于田地之外。勒拜·彭德克说基兰杜村北部依然使用人工收割。布基拉雅地区是伊斯兰教党的据点，这里的古班·哲莱村和其他村庄曾经联合抵抗和捣毁机器以阻止联合收割机的到来，它们经常因此而被提及。曼苏尔说在北部的康港村，穷人“组织得更好”，并且手工收割依然占据统治地位。 [373]在附近的明关村，当一个大地主发现能够马上利用附近的联合收割机，并因此试图把他的已经集合起来的收割工人打发回家的时候，警察会被即刻召来以防止可能的骚乱。

然而，此种关系中最经常提及的村子是往北大约12英里的帕玛当·布鲁赫村。许多人说，由于穷人成功地联合在一起，在甘榜这个村中联合收割机尚未被使用。塞达卡的收割工人和插秧工人谈到这个共同体时总是带有某种近乎敬畏的表情，于是为了亲眼看看，我决定到帕玛当·布鲁赫村走访一趟。那天陪同我去的是阿明，他有个舅舅住在那儿。他舅舅自己耕种十多里郎土地，他告诉我们，他和大部分人现在都使用联合收割机，而且联合抵抗行动已经失败了。只有当我独自一人穿过稻田时，我才从一个小佃农那里听到了略有不同的讲述。他说，实际上帕玛当·布鲁赫村的“穷人”在三个季内阻止了联合收割机收割稻谷，直到1978年。当我问到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时，他回答说大农场主们“害怕”。我问为什么他们害怕，他只是说golok putihputih，这个词组或许可被译为“弯刀在闪光”（或者非常锋利）。或许他感到对一个陌生人已经无偿地吐露太多，因而拒绝详加描述，但他的谈话已经很清楚地表明，暴力威胁是一个重要因素。帕玛当·布鲁赫村的另外两个特征或许有助于解释其在阻滞机械化过程中的相对成功。看起来村里有超过通常比例的无地者和小土地所有者，他们较多地依赖于工资。村里的领头人同样以不寻常的方式推进了穷人之间的团结。尽管他和大多数领头人一样出生于富有家庭，但他父亲由于赌博欠债失去了几乎全部土地，因而当前的领头人自己也兼作收割工人。然而即使考虑到那些特殊的“有利条件”，帕玛当·布鲁赫村的成功也是相当短暂的。

塞达卡的那些试图联合抵抗和破坏机器的人们谈到他们自身的经历或者其他人相对的成功时，人们听到的不止是灰心丧气和悲观绝望的老调重谈，还有关于如果穷人更团结更有力地行动，本来应该（或可能）发生的就不会只是隐约闪现的念头。因此萨马德把帕玛当·布鲁赫村视为一种鼓舞：“如果我们在这里也做了同样的事，机器就不会到来。如果我们曾经做了，事情本该好一些，但我们没被组织起来。”罗吉娅自己把塞达卡的共享小组同帕玛当·布鲁赫村作比较时不无鄙视地说：“在这里她们根本不想坚持”，“如果她们都同意，如果她们罢工了，机器就不敢进村”。曼苏尔是村子里少数几个完全没有土地的体力劳动者之一，他非常明确地附和了这种观点。“这里的人没有被团结起来；他们总是害怕并且只会跟随有钱人；如果他们再强大一些，他们自身才能被发动起来。”当谈话转到总有一天插秧机会取代妇女劳力的可能性时，对当前不团结的类似评论连同可能团结起来的暗淡前景就再清楚不过了。巴克利说，如果此类机器进来，妇女们会为从秧田中每拔一小捆秧苗要价一美元，“这将演变成一场战争”，他补充说。伊沙克更加现实地指出，如果妇女们每捆要价1马元，那么其他人将同意90分就去做，还有其他人会同意80分或70分，这就是“事情的结局”。

正如大农场主看到的，未遂的联合抵抗行动是“说说而已”事实上只是“雷声大雨点小”。这种观点不无道理，因为联合抵——抗行动从未公开宣布并且悄无声息地瓦解了。拖延的做法和近乎似是而非的借口意味着，联合抵抗自身的目标也可以被否定。然而，正如失败者看到的那样，它是朝向最终未能到达的正确方向的一种努力。他们对于自身的弱势地位或者路途中的障碍并不存在任何幻想，但是，他们的确期望在别处一定程度的成功作为激励和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