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法国思想名门，被蔡元培赏识，他在中国扎根了整整25年

原标题：邵可侣与蔡元培的交游传奇

雅克·邵可侣（JacquesReclus，1894-1984），法国作家和翻译家，出生于巴黎。他于1927年来到中国，1952年离开。史学家吴宓（吴雨僧）的学生翁同文曾在《追念雨僧师并从悼红轩谈到空轩》一文中，介绍过邵可侣这一汉名的由来：“邵可侣先生是法国人，原名Reclus，译作郝可侣。他在北大时所编的法文教本付印以后，郝字被排成邵字印出，他也就跟着改姓邵。”

法国是世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故乡，邵可侣的家世特殊，其祖上两代人都致力于传播这一思想。邵可侣的伯祖父哀利赛·邵可侣（EliseeReclus）既是著名的地理学家，也是无政府主义者，是克鲁泡特金的好友；父亲保罗·邵可侣（PaulReclus）是中学校长，也是无政府主义者，且与中国早期留法知识分子李石曾等人有所往来。成长于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邵可侣于耳濡目染中也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青年时期，他与赴法留学的无政府主义者巴金和吴克刚等人结识，投缘交好，从而获得吴克刚的引荐来到中国。

所谓“劳动大学”，即当时开办于上海的一所仿照比利时夏洛华大学（今译沙勒罗瓦劳动大学）创建的新学校，邵可侣入职该校后，教授法文，此后他在中国的主要工作便是在包括北京大学、云南大学、燕京大学、中法大学等在内的高校担任法语教师，培养了包括金克木、叶汝琏等优秀学生。

邵可侣在中国生活长达25年，非常热爱中国，性善交游，在文教界颇有人气。这其中，他与蔡元培因为无政府主义思想传播、繁育教学活动以及创办战时难童学校等更是结下不解之缘，成就了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跨国交游。

巴黎：蔡元培初识邵可侣家族

1914年上半年，蔡元培于法国创办《学风》杂志，在为杂志所撰写的发刊词中，在对比中国与西方的学术的巨大差距，勉励吾国文化与学术要迎头赶上时，他列举了各学科中的西方杰出学者代表，其中在地理学科上特别举出若可侣（即哀利赛·邵可侣）的例子：“中国之地理，吾人未能准科学之律贯以记录之也，而法人若可侣为之。”

此时的蔡元培自然知道哀利赛·邵可侣在法国思想界与革命界的声名，并且他也会知道哀利赛·邵可侣的地理学巨著《人与地》。因此，20多年后，郑绍文（毕修勺）在译成该书后，特请求蔡元培为之作序。这一过程被蔡元培记录在日记中，1935年3月19日的日记载：“毕修勺来，以所译邵可侣《人与地》目录见示，索作序。”或许是公务繁多，蔡元培竟将此事搁置了一年多。1936年9月25日的日记载，“以毕修勺所译邵可侣之《人与地》序目致孟真，托其代作序”。同年10月5日，蔡元培日记载：“孟真寄代作《〈人与地〉序》来，即送毕修勺。”孟真即傅斯年，蔡元培最终请他完成这篇序文。

1937年，该书汉译本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时，序文尽管署名蔡元培作，实际是出自傅斯年之手，但蔡元培一定审阅过。或者在此前，当他托付傅斯年代为写作序言时，也一定在致信中交代过自己与该书的缘分，并提供序文撰写的思路方向。因为首先，序文文末书写了作序者自述早年阅读此书的体验：“法国人颇以‘人文地理的祖国’自负，邵氏书正是此一科目之荟萃。我记得当年涉猎时，觉得是一部很能启发人的书。现在这书的中文译本出世，正当国内研究历史地理之风气盛行，自然可供一种新史料，可作一种新刺激。”其次，就序文内容来看，指出了该书诞生于欧战历史危机前，具有警示世人切勿有文明退行的深远价值：“不幸大战之前，旧思想仍在潜伏；大战以后，更明显的表现人文之退步。一切反文明、反近代、反理智的思想与行动，在若干国家中竟成为国是。陷自己，害邻人，使得世界汲汲不可终日，俨然要走上同归于尽之一途。那么，在今天有一部包含着十九世纪理智主义、人道主义的名著在中国出版，纵然在观界中不过是一颗闪闪的明星，在实用上容许可以是一丸救药。”序文从《人与地》的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等伟大人文内涵角度去反思一战，与蔡元培一贯的文化立场是一致的。

1923年11月，蔡元培日记记载得到无政府主义者袁振英信函，后者“以Kropotkin《丧仪录》《伦理学》样本及所译巴古宁《上帝与国家》、邵可侣《革命与进化》及自著《近代婚姻与家庭的改造》三书见赠”。此处的邵可侣便是哀利赛·邵可侣，《革命与进化》由邵可侣等人合著。从这则日记来看，蔡元培到这一时期在思想世界里仍然保持着对无政府主义的关注。

哀利赛·邵可侣《人与地》扉页

如果说李石曾与蔡元培是20世纪中国第一代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的话，那么巴金与吴克刚则是第二代，两代中国留法学子与邵可侣家族发生精神共鸣与思想共振，从深层意义来说，可以印证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合理性。对于邵可侣本人来说，直接的意义就是促动了他在1927年来华，毅然踏上中国大地，他所要去往的国立劳动大学的创办人正是蔡元培与李石曾等人。1928年9月2日，上海《时事新报》刊发《国立劳动大学开学誌盛》，报道9月1日该校的盛大开学典礼，新闻中提到在会上获得介绍的新教员中便有法文部的邵可侣。

北京：邵可侣立足中国文教界

从上海劳动大学的教学活动开始，邵可侣开启了他在中国的高校执教生涯，此后入职北京大学等。邵可侣在法语课程教学以及院系设置上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并且在充分完备的教学经验基础上，他编撰了更加合乎中国人学习习惯的法语教材，逐渐立足于中国文教界。

关于邵可侣如何转入北京大学及其他高校的经过，其学生金克木在《末班车》一文中有所披露：“那所大学（劳动大学，本文作者注）本由蔡元培领导，不久就解散。他到南京中央大学教法文，编了一本《近代法国文选》，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来他到北京大学法文组，兼教文学院一年级法文。他曾写信给蔡元培，反对将法、德、俄文等组取消合并入英语系。蔡复信表示无力挽回。抗战时他在云南大学，战后在燕京大学。”金克木没有提供具体的时间点，事实上，邵可侣是1929年秋天到中央大学任教的。据《时事新报》1929年7月25日刊发的新闻《中大外文系新讯》报道，邵可侣于秋季新学期在该校教授法国文学、世界文学等课程。

邵可侣在中央大学教课期间，编选了一本法语教材《近代法国文选》。1931年，他请求蔡元培为之作序。2月20日，蔡元培写成序言，给予极高评价，认为是国人学习法文的教材“佳本”。

1931年徐悲鸿给邵可侣的画像

《近代法国文选》由中华书局于1932年出版，不仅有蔡元培撰写序文，还有徐悲鸿为之题写书名，共收入狄德罗、魏尔伦、大仲马、拉普拉斯等法国名家作品七十篇，配以插图和注释，成为中国法语教学界重要的基础学习材料。蔡元培为邵可侣家族两代人著作的汉译本撰写序文，此种文缘可谓少有。1933年，邵可侣到北京大学执教，他在教学上勤勉有加，关爱学生。他对旁听生金克木的关怀与帮助成就了一桩异国师生缘佳话。金克木于1933年秋天在北京大学一年级班旁听邵可侣的法语课，当邵可侣得知金克木在北京无处安身后，就邀请他入住自己的四合院。在这期间，金克木帮助邵可侣将课堂讲义编成《大学初级法文》。该书在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邵可侣在序言中特别致谢了金克木。

邵可侣非常重视法语教学在中国的发展，除了编辑教材之外，他还积极关注学校的院系调整、课程设置、外语人才培养等。1934年5月20日，邵可侣在听闻北京大学将要合并法语系、德语系、俄语系，组建外语系后，当即致信蔡元培表示反对，并请求获得其支持。6月19日，蔡元培回信中写道：“北京大学有法、德、俄诸国文学系，是弟任校长时所发起，欲使学者能见到世界文学之真相，而去其偏重英语之弊。但吾国中学校，多用英语，要招习过法、德、俄文之中学毕业生，甚为难得。若进大学后，始习法、德、俄文，欲于四年后成一文学家，亦甚不容易。所以蒋校长有合组为外国文学之新案。此事虽（与）弟初意相背，然因蒋校长与弟屡次讨论之结果，弟亦不能不谅其苦衷，而不欲再反对之。惟目前虽不得已而有此改革，将来或有机会，复设法、德、俄文诸系，亦未可知。承先生厚意，为我国学术前途顾虑，感谢无已。”这便是上文金克木在回忆中谈及的邵可侣致信蔡元培反对北大的院系调整，而蔡元培回信表示“无力挽回”一事。

此后，北京大学合并诸外语系，组建了新的外国语文系，邵可侣继续在此执教。据《国立北京大学核发薪金清册俸给簿民国二十四年二月份》显示，此时他以教授身份每月领取薪资400元，与朱光潜、梁实秋等中国教授一致。

云南：邵可侣发起创办友仁难童学

旅华时期，邵可侣虽置身于纯净安宁的象牙塔中，但也怀揣着为法语教学在中国中学校发展的良好理想积极奔走。蔡元培1936年9月9日的日记载：“邵君欲在山东设一法文中学，要我赞助，我请其写出详细办法送商。”战争时期，因为直面中国民生的艰难与惨痛，邵可侣尝试通过在中国创办法语学校，为难民子弟谋求一条出路。1938年5月20日，蔡元培日记记载：“北大教授邵可侣（法人）及王石称之甥方贤旭君来访，言芦沟桥事变以前，邵君曾回国，与欧礼阿、穆岱诸君商在中国办一学校，道经安南，亦与其总督谈商，均表赞同。现值抗战期间，拟广收难民子弟云云。”从该则日记来看，邵可侣在1937年曾有一次回国，其间与法国同人积极商讨在中国创设基础学校，安置难民子弟事情。

抗战爆发后，邵可侣来到云南大学任教。结合1938年5月20日蔡元培日记对邵可侣的身份描述来看，具体时间应是在邵可侣对蔡元培的这次访问后。据《国立云南大学教职员录》（二十七年度）记载，1938年邵可侣被聘为云南大学文法学院文史系教授，与吴晗、顾颉刚等人一起共事。

闻一多在云南大学民主广场演讲

1939年6月2日，由蔡元培担任议长的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发出《国立云南大学独立学院教授及副教授所授科目调查》公函，要求在该年6月底完成对云南大学院系相关科目教授与副教授的学历与授课情况等开展调查。依据此次调查结果的《国立云南大学独立学院教授及副教授所授科目调查表》函文显示，邵可侣自巴黎大学毕业后，在普鲁士尔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他在云南大学教授法文与法国文学。

在云南期间，邵可侣于工作之余，仍在为建设中学校而努力。1939年5月26日，蔡元培日记记载获得邵可侣发自昆明的信，邵可侣“言在西南设立中学问题”，蔡元培回信予以支持。同年12月14日，蔡元培日记记载此计划已有下文，邵可侣在云南发起建设难童学校：“得邵可侣函（邵君，法国人，前北大教授，现云南大学教员）。以中法儿童教养会难童学校筹备经过见告，称‘该校校长孙伏园赴黔选领战区撤退之难童，第一批已在昆明北门街所租之临时校舍上课，俟呈贡县校舍完成，再行迁往。儿童系由各保育院选拔而来，均甚聪颖可爱。以后拟共收容难容（童）五百名，施以学作打成一片之教育。经费方面，业由教育部允予一次补助国币一万元，赈济委员会亦可按月津帖，法国外交部及安南政府均允协助。此外香港中国红十字会外人服务团亦来函，称愿按月予以经济上之援手……难童五百名仅伙食之费，即每月至少需八千元……现正进行募集私人捐款……敝校说明书一百五十张及募捐收据一百张另封寄呈……拟求为敝校赐题数字’云云。

该学校于1939年在呈贡乌龙浦建成，校名为友仁难童学校，孙福熙担任首任校长。孙福熙在该校工作一年后，辞去职务，由翁同文接替，翁同文在回忆中写到该校的薪资、学生程度、教学水平等情况：“当时昆明拓东路临江里有法国人办的法文学校，为应学生家长要求，增添中文课程，通过云南大学法文教授邵可侣先生聘请教员，已由文艺作家孙福熙先生担任一年。不久孙先生欲辞职离去，雨僧师就请邵先生介绍我去接替。这个教员的薪给，比联大教授高出一倍以上，使我在当时普遍艰苦的岁月中，也过了一段颇为宽裕的生活，在熟友中常常请吃‘过桥米线之类’，赢得小孟尝的封（讽）号。可是学生的程度只等于初中，教久了就觉得无味，所以到次年秋季，我就转到呈贡新创办的国立东方语文学校去了。”

中年邵可侣

邵可侣在云南期间结识黄淑懿，与其恋爱，终于在45岁时结束单身。翁同文在文章中对邵夫人身份以及二人恋爱经过有所揭示：“邵夫人黄淑懿女士，原是北大学生，系出湘中名门，与邵先生结婚乃由雨僧师介绍撮合，生有一女。”蔡元培日记中也有相关记载，1939年8月20日，他收到邵可侣与黄淑懿八月五日结婚的通告。1940年1月19日，距离蔡元培离世不久，其日记还有记载邵可侣与夫人为难童学校事的来访，“邵可侣及其夫人来，见示‘中法儿童教养会呈贡难童学校’说明一纸”。

邵可侣于1945年回到北京，此后任教于中法大学等。1952年，他离开中国，此后终生对旅华经历念念不忘。怀揣着人类和平与平等的爱心，邵可侣坚决反对战争，金克木盛赞“战时他追随戴高乐将军抗纳粹德国”。晚年邵可侣仍坚持汉语译著工作，如1967年出版译著《浮生六记》，1972年出版著作《太平天国运动》等。他对中国的友好情感，正如其伯祖父在著作中曾写下的一段话：“我无论到什么地方，我都觉得好像在我自己家里一样，在我的国土里一样，在我的同胞，我的弟兄中间一样。我从没有让我的感情征服了我自己，支配着我的只有那个同胞爱的感情。”邵可侣自来到中国，便与蔡元培结下不解之缘，两人的交游与友情持续十几年，成为中法文化友好交流的佳话。

专栏简介

20世纪20年代，随着新共和政体建立，出现外国人来北京热。他们或参与军政事务，或从事文教工作，或经商，或参观游览……他们在北京留下踪迹，他们对中国时政、历史、社会、人物的评价，或是偏见谬论，或有误解曲解，或具真知灼见，虽过百年，已属历史陈迹，对于我们认识历史，把握现实，建设新时代文化大都市也有参考价值。

作者✎黄艳芬

【文章来源：《北京纪事》6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