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蹲在院子里洗衣服,搓衣板下面的水都被我搓得发烫。村东头王婶又故意从我家门口路过,扯着嗓子跟人唠嗑:“啧啧,三十七的老女人还能勾住二十二的小后生,怕不是给人下了药咯!”
我手里的衣裳“啪”地一下掉进盆里,溅了我一脸的肥皂沫。鼻子一酸,眼泪差点跟着掉下来。
我叫秀芬,今年三十七。三年前男人在工地上从架子上摔下来,人没了,留下我和一个八岁的闺女,还有公婆两个老人。那阵子我天天哭,哭得眼睛都肿成了核桃。村里人嘴上说同情,背地里都在等着看我笑话——一个寡妇带着孩子,还能翻出什么浪花来?
可偏偏,我就跟建军好上了。
建军是隔壁村的,今年二十二,比我整整小了十五岁。高高的个子,皮肤晒得黝黑,笑起来一口白牙,眼睛弯成月牙。他在镇上汽修厂当学徒,那年我骑着电动车去镇上给闺女买文具,半道车子坏了,是他蹲在路边帮我修了一个多钟头,满手的机油,鼻尖上还沾着一点黑灰。
我当时只当是个热心的小伙子,塞给他二十块钱辛苦费,他死活不要,只憨憨地笑:“婶,下回车子再坏,您还来找我。”
谁能想到,这一“找”,就找进了心里头。
那天晚上,他骑着摩托车送我回村,山路黑黢黢的,夏夜的风裹着稻花香往脸上扑。他在前头开着车,背影宽宽的,我坐在后座上,第一次觉得心里有了点依靠的感觉。
可这事一传出去,整个村就炸了锅。婆婆把碗摔得稀碎,指着我鼻子骂:“你对得起我那死去的儿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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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跪在地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那段日子,是我这辈子最难熬的。
闺女小敏放学回来,红着眼睛问我:“妈,同学说你是不要脸的女人,是真的吗?”我一把把她搂在怀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八岁的孩子,懂什么呀,可那些闲言碎语,像针一样,一根一根扎在她小小的心上。
公公倒是没说啥,只是抽着旱烟,蹲在门槛上一坐就是大半天。有天晚上他把我叫到跟前,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闷声说:“秀芬,爸不是老古板。你男人走了三年了,你还年轻,找个伴儿,爸不拦你。可那小伙子才二十二啊……他图你啥?你要想清楚。”
我点点头,眼泪“吧嗒吧嗒”往地上掉。
是啊,他图我啥?我比他大十五岁,脸上都有细纹了,还带着个拖油瓶,家里还有两个老人要伺候。我不止一次问过建军这个问题。
他每次都笑:“秀芬姐,我八岁那年我妈走了,是我爸一个人把我拉扯大的。我看见你,就想起我妈年轻时候的样子——能干,温柔,眼睛里有光。”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们俩正坐在镇上的小馆子里,吃一碗五块钱的牛肉面。他低着头嗦面条,汤汁溅到衣服上也不在乎。我突然就明白了,这小伙子,是真心的。
可真心顶不住流言。
村里的王婶到处嚼舌根,说我“老牛吃嫩草”,说建军“图我家那两间瓦房和抚恤金”。最难听的话,是说我给建军下了迷魂汤,半夜偷偷摸摸把人勾到家里来。
我忍了三个月,终于忍不住了。那天我跑到村委会门口,当着一群看热闹的人,把王婶堵住了:“王秀莲!你嘴巴干净点!我男人走了三年,我守了三年,我跟建军见面都是光明正大的,我图个啥?我图他能给我闺女当个伴儿,图我后半辈子有个说话的人!你儿子在城里包小三的事,要不要我也满村喊一遍?!”
王婶的脸“唰”地一下白了,张着嘴说不出话来。围观的人哄堂大笑。
那天回家,我哭了一晚上。不是委屈,是痛快。
后来建军跟我领了证。婚礼办得简单,就在院子里摆了五桌,请了几个实在亲戚。公公破天荒地喝了二两白酒,红着眼圈对建军说:“娃,秀芬这辈子苦,你要是欺负她,我老头子第一个不饶你。”
建军“扑通”一声跪下,给公公磕了个头:“爸,您放心。”
如今我们结婚两年了。建军在镇上开了个小修理铺,生意还不错。小敏管他叫“哥”,俩人处得跟亲兄妹似的。婆婆嘴上还硬,可建军每次回来都给她买点心,她偷偷收下,转头又骂骂咧咧。
日子是自己的,鞋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村里人还在背后嚼舌根,可我已经不在乎了。
人这一辈子,能遇到一个真心待你的人,不容易。管它岁数差多少,管它别人怎么说。
我把建军腌的咸菜端上桌,他端着饭碗冲我笑,眼睛还是弯成月牙。
我这心里啊,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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