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特别冷,腊月二十八,北风刮得院子里那棵老枣树嘎吱嘎吱响。我蹲在堂屋门槛上抽烟,手指头冻得发僵,烟灰一弹,落在那张红本本上。
"陈建国,你要是个男人,就签了字。"
秀兰站在屋里头,穿着她妈给她做的那件枣红色棉袄,怀里抱着才两岁的妞妞。她眼圈红着,嘴唇咬得发白。我没敢抬头看她,怕一抬头,眼泪就掉下来。
那一年,我三十二岁,在县里的水泥厂当装卸工,一个月挣不到八百块钱。秀兰在镇上的纺织厂做女工,俩人加起来的工资,还不够给妞妞买一罐进口奶粉。
腊月二十六那天,妞妞发高烧,烧到三十九度五。我揣着家里所有的两百三十块钱,骑着那辆掉了链子的二八大杠,把孩子送到县医院。大夫说要住院,押金一千。我跑遍了所有能借钱的亲戚,磨破了嘴皮,最后还是秀兰她娘家哥拿出来的钱。
回家那天晚上,秀兰一边给妞妞喂药,一边背过身去抹眼泪。她说:"建国,咱俩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我以为她是一时气话。第二天,她真的从抽屉里翻出了离婚协议书——那是她托镇上司法所的人写好的,连日子都挑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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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嫌你穷,"她声音哑哑的,"我是怕妞妞跟着咱俩,一辈子都翻不了身。我哥在广东给我介绍了个活儿,工资高,我得去。你……你要是真为这个家好,就放我走。"
我手里的烟烧到了头,烫着了指头,我都没觉出疼。
那张红本本,我最终还是按了手印。
秀兰走的那天,我送她到镇上的汽车站。她把妞妞塞到我怀里,转身就上了车,头都没敢回。车开动的那一瞬间,我看见车窗里她的肩膀抖得像秋天的树叶。
那以后的九年,我跟妞妞相依为命。
头三年最难。我白天在水泥厂扛包,晚上去夜市摆地摊卖袜子。妞妞跟着我奶奶在乡下,一个礼拜才能见一面。有一回我半夜收摊回家,路灯底下看见自己的影子,又黑又瘦,跟个鬼似的,蹲在地上哭了半宿。
转机是在第四年。我跟厂里一个老师傅学着搞水泥添加剂的小生意,先是在县里跑,后来跑到了市里。第六年,我自己开了个小公司,做建材配送。第八年,赶上县里搞新区开发,我接了几个大单子,一下子翻了身。
去年腊月,我把妞妞从乡下接到了城里。她已经是个十一岁的大姑娘,扎着马尾辫,眉眼像极了秀兰。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打听秀兰的消息。
托人打听了小半年,才知道她这些年在广东东莞一家电子厂打工,没再嫁人。前年她妈得了脑梗,她回老家照顾,现在在县城一家超市做收银员,一个月挣两千多。
我开着车,停在那家超市门口,整整坐了三个钟头。
我看见她从超市里出来,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羽绒服,头发剪短了,鬓角有了白丝。她蹲在路边的小摊上买了两个馒头,边走边啃,风把她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
我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揪着,疼得喘不过气。
那天晚上,我托人约她吃饭。她来了,坐在我对面,手指头不自然地搓着桌布。
"建国,你过得好,我心里高兴。"她笑了一下,眼角的皱纹挤在一块儿,"妞妞……还好吧?"
我把这些年攒下的话,一股脑儿全说了。我说我现在有房有车有公司,我说妞妞天天念叨她,我说咱们一家三口还能重新过日子。
她低着头,听我说完,半天没吭声。然后她抬起头,眼睛里有泪光。
"建国,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妞妞。可是这九年,我心里那道坎,我自己都过不去。"她声音很轻,"当年我走的时候,是真觉得跟着你没出路。现在你出息了,我要是回来,算什么?图你的钱?图你的房?我自己都瞧不起自己。"
"秀兰……"
"你听我说完。"她摆摆手,"妞妞我想见,我这个当妈的,欠她的,这辈子还不完。可咱俩,回不去了。日子不是电视剧,破镜重圆那一套,骗骗小姑娘还行。"
她说完,从兜里掏出一百块钱,放在桌上:"这顿我请。"
然后她站起来,走了。
我坐在饭店里,看着窗外华灯初上,忽然就明白了——
有些人,有些事,一旦错过了,就真的错过了。钱能买回房子,买回车子,可买不回那个在腊月二十八抱着孩子哭着求你签字的女人,更买不回那些一起扛过苦、却没能一起熬到甜的日子。
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窗外,又开始下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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