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出2.4万卷文物，西夏文700年‘天书’终于被破译

清嘉庆九年，武威，清应寺。

一个叫张澍的男人，盯着一座被青砖封死的碑亭，死活不肯走。

住持跟他说：这碑亭封了几百年了，里头有妖孽祸祟，谁打开谁倒霉。张澍是进士出身，读过的书摞起来比人还高，金石碑刻更是他的命。这种话他当然不信。

他让人找来工具，一块一块拆掉封砖。灰尘扑了一脸，一寸多厚。拂去尘土，露出碑文——

猛一看，每个字都像汉字，横平竖直，方方正正，跟楷书一模一样。再一细看，没有一个字认识。

张澍围着石碑转了一圈，翻到背面，终于看到了熟悉的汉字。落款写着：天祐民安五年。

他脑子里把中国所有年号过了一遍。没有。

回到家里翻遍典籍，最终在《宋史·夏国传》里捞到了答案——“天祐民安”，是西夏崇宗李乾顺的年号，对应公元1094年。这块碑，在砖墙里站了整整七百年。

张澍撬开的不是一堵墙。他撬开的，是一整套早已失传的文明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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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天书”，就是西夏文。

但如果你以为西夏文只是汉字的一个变体——那就错了。这是李元昊精心策划的一场文化政变。

公元1036年，就在正式称帝前两年，李元昊下了一道命令：造字。

接手这项任务的是大臣野利仁荣。此人是党项贵族里的大学者，精通汉文典籍，但比任何人都清楚汉化的危险。党项人学汉文、穿汉服、用汉礼，再过几代，血脉都得稀释干净。

他参照汉字“六书”理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但绝不照搬。他先创造了一批字根，再用合成法层层繁衍。点、横、竖、撇、捺跟汉字相似，但拐、提等笔画变化更多，结构更繁复。

四年时间，野利仁荣造出了六千多个字，常用的大约两千有余。

字形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这是《宋史》的描述。说白了，就是乍一看像汉字，但笔画又多又密，盯着看三秒，眼花。

李元昊随后行政强推：党项男人三天之内剃掉头顶头发，改穿党项服饰；想当官，必须学西夏文；儒家经典、佛教典籍，全部用西夏文重新翻译。他在兴庆府设立蕃学和汉学两套教育系统，各州也设置蕃学，蕃学教的就是西夏文。

一门精心设计的文字，就这样从一个政治意志里长了出来。

它不是一个朝代的工具，它是一个朝代的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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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身份证，最怕的就是——没人认。

1227年，蒙古铁骑围困兴庆府半年，末主李睍出降被杀，屠城洗劫，宫殿皇陵付之一炬。西夏文随着王朝的覆灭，迅速变成“死文字”。

更致命的是，蒙古人灭夏时烧光了文献库，西夏人不重视修史——翻开他们的官职体系，几乎找不到与史官相关的职位。实录、国史、谱牒，绝大多数化为灰烬。

一个创造了自己文字的民族，竟然没有留下关于自己的完整记录。

文字本身，也成了没人能读的“天书”。

此后七百年，西夏文就这样沉默着。偶尔有人撞见，以为是符咒，以为是妖书，绕着走，不敢碰。

直到张澍撬开那堵砖墙，世人才知道：这世上曾有一种文字，叫西夏文。

辨认出来是一回事，读懂它，是另一回事。张澍虽确认了这些字属于西夏，但既不知道读音，也搞不清文法。他发出了“金石家又增一种奇书”的感叹——但“奇书”二字，背后是无从下手的无奈。

一个识字的人面对一套不认得的文字，就像拿到一把没齿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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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突破，来自一百多年后的一场盗掘。

1908年，内蒙古额济纳旗的荒漠里，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带着队伍找到了黑水城——西夏北部最重要的军事政治文化中心，被黄沙掩埋了近七百年。他在城里四处挖掘，挖出了佛像、钱币、陶器、古书，装了整整十个箱子寄回俄国。

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收到后傻了——那些文字没有人认识，那些佛像没有人见过。学会当即下令：放弃原定计划，立刻返回，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挖。

1909年，科兹洛夫再赴黑水城。这一次，他在城西一座佛塔里找到了真正的宝藏——成堆的佛像、佛画，成套的书籍、经卷，量大到人站进去帽子都会掉。

四十匹骆驼，2.4万卷文物，全部运往圣彼得堡。

其中包括一部书——《番汉合时掌中珠》。

这是1190年党项学者骨勒茂才编纂的西夏文-汉文双语词典。骨勒茂才在序言里写得很实在：“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就是为了让西夏人和汉人能互相学说话。

全书按天、地、人分类，收录了当时西夏常用的七百多条词汇，每个词都同时标注西夏文和汉文，有的甚至还标了读音。

这部书，就是破译西夏文的“罗塞塔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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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了钥匙，开门依然费劲。

俄国汉学家伊凤阁最先下手，他利用《番汉合时掌中珠》识别出了西夏文中的部首与字义对应关系。1922年，中国学者罗振玉想办法得到了全书的照片，命儿子罗福成抄写整理印行。

罗福成对着那些扭曲的笔画，一个字一个字地比对、标注、归类。像玩拼图，又像解密码——只不过这块拼图有六千多片，而且没有任何现成的参考图。

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加入这场接力。

中国学者、日本学者、俄国学者——大家在不同的语言背景里，用不同的方法逼近同一个目标。从单个字辨识到语法规则建立，从字义系统到构词规律，每一步都走得极其缓慢。

到二十世纪末，现存六千多西夏字，大约百分之九十可以被识别。

但剩下的百分之十，以及西夏语的语音系统、语法形态的诸多细节，依然是模糊地带。

1972年，宁夏贺兰山脚下，解放军战士修建机场时挖出了破碎的陶罐和方方正正的砖块。考古人员赶到，确认这就是西夏王陵——253座陵墓，占地超过五十平方公里，出土了三千多块刻有西夏文的残碑碎片。

考古学家李范文面对这些碎片，在简陋工棚里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清洗、编号、比对。最终，他拼合出一块碑额，破译出“大白高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铭”——那是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李仁孝的陵墓。

一个穷尽一生去拼凑破碎文字的人，和一个穷尽两百年被拼凑起来的王朝，终于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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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数字技术正在让西夏文以另一种方式“复活”。

陕西师范大学的团队开发了西夏文AI自动识别系统，训练深度神经网络模型对单个西夏字的识别准确率超过百分之九十七。计算机可以在一秒内完成人类学者需要数日才能完成的文字比对工作。

数字化的西夏文数据库，正在将散落在俄罗斯、英国、日本的文献整合到同一平台上。学者们不必再飞往圣彼得堡才能翻阅黑水城文献——虽然那些原件，依然躺在异国他乡的架子上。

但仍有一批文献——尤其是社会文书、法律文件、草书手稿——尚未被完全解读。辽夏金时期的不少词语、语法现象，学界仍有争议。

一个存在了近两百年、创造了六千多个独特文字的民族，它的全部密码，还没有被完全解开。

笔者以为

说实话，写西夏文的故事，我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六百多个部首，六千多个字，一套完整的、精密的、足以表达一切文明的符号系统——它被造出来了，使用了近两个世纪，然后被抹去。不是因为自然消亡，而是因为一场屠城、一次系统性销毁，加上一个民族自身对历史书写的轻慢。

张澍撬开那堵砖墙的时候，骨勒茂才编的那本字典在佛塔里坐了七百年。科兹洛夫挖开佛塔的时候，黑水城的黄沙已经埋到塔顶。

每一次发现，都是跟遗忘赛跑。

我很好奇——你觉得，这世上还有多少像西夏文这样的文明密码，正躺在某个角落的砖墙后面、黄沙底下，等着某双手把它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