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去邻居家找二妮玩，她午睡没穿内衣被我看到，我假装没看见

楔子

二妮站在巷口路灯底下，手里拎着个塑料袋，里头装着两根芹菜半块豆腐。她头发白了大半，腰身粗了两圈，眼角的皱纹深得能夹住米粒。她盯着我，声音不高不低，跟说今儿菜价似的：“那年七月十六，你进我屋的时候，我醒着。你看见了啥，我心里清楚。这事儿我揣了二十六年，今天就想问你一句——你当年，到底看没看见？”我嘴张了张，嗓子眼堵得死死的。路灯啪地闪了一下，像催命。

第一章 一九九三年的夏天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六号，那个热得人想扒层皮的下午，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知了在外面叫得跟催命似的，巷子里的柏油路面晒得发软，踩上去黏鞋底。我那年十九，技校刚毕业，在家等着分配，整天闲得发慌。我爸在农机站上班，一个月三百二，我妈在街道办的小厂糊纸盒，计件工资，糊一百个五毛钱。日子紧巴巴的，但那时候谁家不是这样。

我家和二妮家隔着一道墙，住的都是我爸他们单位分的平房，红砖墙，黑瓦顶，门前一条窄巷子，过不了汽车，自行车并排走都费劲。二妮家四口人，她爹李长河在农机站开货车，她妈王秀芝在菜市场卖菜，她哥李大勇比我大两岁，在县机械厂当学徒。二妮跟我同岁，月份比我小，打小一起长大，泥里滚大的交情。

那天中午吃完饭，我妈让我去给李叔家送西瓜。我家院子里种了几棵西瓜秧，结了三瓜，我妈说送一个过去，邻里邻居的，别显得小气。我抱着西瓜，趿拉着拖鞋，光着膀子只穿条大裤衩就过去了。热嘛，谁讲究那些。

巷子里没别人，大中午的都在家歇晌。那时候没空调，电扇都是稀罕物件，我家那台华生牌落地扇是我爸攒了半年工资买的，宝贝得跟什么似的。多数人家只有蒲扇，睡觉的时候摇着摇着就睡着了，醒了再摇。

李叔家门没关严，虚掩着，我推门就进去了。堂屋里没人，地上的水泥地泼了水，还有点凉气。西瓜搁在桌上，我张嘴想喊一声“二妮”，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不知道为什么，那天中午静得出奇，我忽然就不想出声了。

二妮的房间在堂屋左手边，门帘是碎花布的，半截，下面空着一截，能看见屋里地面上的红砖。我发誓，我一开始真没想偷看。我就是想逗逗她，悄悄走过去吓她一跳，从小到大我老干这事，她每次都吓得尖叫，然后追着我打。

我轻手轻脚走过去，撩开门帘的一角。

那一瞬间我整个人僵在那里。

二妮侧身躺在凉席上，背对着门，穿一条浅蓝色的棉布裙子，裙摆卷到大腿根，两条腿蜷着，膝盖挨着胸口。她睡着了，呼吸很轻，肩膀微微起伏。关键是，她上身什么都没穿。

我看见了她后背的弧线，脊椎骨微微凸起，皮肤白得跟剥了壳的鸡蛋似的，腰窝那里凹下去一小块，汗珠亮晶晶的。侧躺的姿势让她半个胸脯露在外面，圆润的弧线，顶端一小圈粉色。

我脑子“嗡”的一声，血往头上涌，耳朵里全是心跳声，咚咚咚，像擂鼓。

十九岁，血气方刚，哪受得了这个。

我往后退了一步，脚后跟碰倒了门边的搪瓷缸子，“咣当”一声。二妮动了动，翻了个身，我吓得魂都没了，转身就跑。跑到堂屋门口又觉得不对，跑什么跑，这一跑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我深吸一口气，站在堂屋里喊：“二妮！在家没？”

声音大得自己都觉得假。

屋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过了几秒，二妮撩开门帘出来。她换了一件白色短袖，头发有点乱，脸上还有凉席压出来的印子，眼睛迷迷糊糊的，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脸刷地红了，红到脖子根。

她低头扯了扯衣角，声音跟蚊子似的：“你……你啥时候来的？”

“刚到刚到。”我眼睛不知道往哪搁，盯着桌上的西瓜，“我妈让送个西瓜过来，自家种的，甜。”

“哦。”

她应了一声，走过来接西瓜，手指不小心碰到我的手指，我俩同时缩手，西瓜差点掉地上。她手忙脚乱接住了，抱在怀里，低着头不看我。我注意到她耳根红得透明，能看见细细的血管。

那一刻我知道，她猜到我看见了。

但我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她也假装什么都没发生。我俩隔着那个西瓜，中间隔了二三十厘米的距离，谁都没看谁，嘴里说着西瓜甜不甜、什么时候摘的、你家瓜秧结了几个，全是废话。

她穿的白短袖有点透，里面穿了内衣，白色棉布的，带子细细的。我尽量不去看，但越是控制，眼睛越往不该看的地方瞟。我觉得自己像个混蛋，心里骂了自己八百遍，可眼睛就是不听话。

二妮把西瓜放到水桶里湃着，说等晚上她爹回来再切。她说话的时候背对着我，蹲在地上，白短袖下摆缩上去，露出一截腰。我赶紧把视线挪开，盯着墙上贴的年画，画上是个抱鱼的胖娃娃。

“那我回去了。”我说。

“嗯。”

我走到门口，她又叫住我：“哎——”

我回头，她站在堂屋中间，光从门口打进来，把她半边脸照得亮堂堂的，另外半边藏在阴影里。她嘴唇动了动，像要说什么，最后只说了一句：“西瓜……替我谢谢婶儿。”

“行。”

我逃也似的回了家，往床上一倒，心跳半天没缓过来。蒲扇摇得呼啦呼啦响，汗还是一个劲儿往外冒，顺着脖子往下淌，黏糊糊的。闭上眼睛就是刚才那幅画面，怎么赶都赶不走。

那天晚上吃饭，我妈问我咋了，魂不守舍的。我说没事，热得。我爸说明天去农机站冲个凉，站里有个冲澡的地方。我嗯嗯应着，筷子戳着碗里的米饭，一粒一粒往嘴里送。

隔壁传来李叔家的说话声，隔着墙听不太清，但二妮的笑声我听得出来，脆生生的，跟以前一样。我听着听着，心里忽然涌上来一股说不清的感觉，不是兴奋，不是害怕，是那种做了亏心事之后的心虚，压在胸口，闷得慌。

那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凉席被汗浸湿了一大片。半夜起来喝了三回水，我妈被我吵醒了，骂我是不是让鬼撵了。我躺回去，盯着天花板上的檩条，心想明天见了二妮该咋办，还跟以前一样？还是躲着点？

结果第二天一大早，我还没想好对策，二妮倒先来我家了。

她端着一碗绿豆汤站在门口，笑盈盈地喊：“婶儿，我妈熬的，给你家端点过来。”

我妈赶紧接过来，嘴上说着“哎呀客气啥”，脸上笑得跟朵花似的。二妮穿一件碎花连衣裙，头发扎了个马尾，清清爽爽的，跟昨天那个躺在凉席上的判若两人。她看了我一眼，眼神跟往常一样，没啥特别的，好像昨天那事根本不存在。

我心里松了口气，又有点说不上来的失望。松口气是因为她不提，我就不用想辙应付；失望是因为——我说不清楚，反正就是有点失落。

“愣着干啥，人家给你送绿豆汤，你连句话都没有？”我妈拿胳膊肘杵了我一下。

“坐，坐会儿？”我憋出一句，傻得冒泡。

二妮笑了一下，摇摇头：“不坐了，等会儿跟我妈去地里摘豆角。”她转身走了，马尾辫甩来甩去，裙摆下面露出两条白生生的小腿。

我盯着她的背影看了几秒，我妈在我后脑勺上拍了一巴掌：“看啥看，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谁看了！”我嘴硬，脸却红了。

我妈是过来人，啥看不出来。她端着绿豆汤进了厨房，嘴里叨叨着：“二妮这孩子不错，长得好，手脚也勤快，就是家里条件差点，她爹开货车挣不了几个钱，她妈卖菜起早贪黑的……”

“妈，你说这些干啥。”我打断她。

“说说咋了，你也不小了，过了年二十了，该处对象了。”

“我技校刚毕业，工作还没着落呢，处啥对象。”

“工作快下来了，你爸找了他站长，应该能安排到农机站。到时候有正经工作，还怕找不着对象？”我妈说着，舀了一勺绿豆汤尝了尝，“嗯，熬得不错，放了冰糖。”

我不接茬，端着碗回了自己屋。绿豆汤甜丝丝的，喝到胃里凉快了不少，但胸口那股子烦躁劲儿一直散不掉。

接下来的日子，我跟二妮的相处变得有点微妙。

说不上哪里不对，但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我俩说话随随便便，她嫌我邋遢，我嫌她事儿多，打打闹闹没个正形。现在呢，说话规规矩矩的，她不来我家串门了，我去她家也少了，偶尔在巷子里碰见，点个头，说两句“吃了没”“干啥去”就没下文了。

我能感觉到她在躲着我，或者说，我俩互相躲着。

有天傍晚我去巷口倒垃圾，碰见她从菜市场回来，自行车后座驮着一大袋子烂菜叶子，是她妈挑剩下的，拿回来喂鸡。她推着车，额头上全是汗，碎头发贴在脑门上，脸晒得红扑扑的。

“我帮你推吧。”我伸手去接车把。

“不用，我能行。”她把车往自己那边拐了一下，躲开我的手。

我手僵在半空，有点尴尬。她大概也觉得反应过激了，补了一句：“车脏，蹭你一身。”

“蹭就蹭呗，我这条裤子三天没洗了，不怕脏。”我开个玩笑想缓和气氛，她没笑，低着头推车往前走。

我跟着她走了一段，夕阳把巷子照得橘红橘红的，墙上爬的丝瓜藤耷拉着叶子，风一吹沙沙响。空气里飘着谁家炒菜的香味，葱花炝锅，刺啦一声。

“二妮。”我叫她。

“嗯？”

“那天……我去你家送西瓜那天……”我咽了口唾沫，心跳又开始加速了，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但就是觉得这事儿堵在心里，不说出来难受。

她停了一下，没回头，声音很轻：“那天咋了？”

“那天……我没……”我说不出口。没看见？那是睁眼说瞎话。看见了？那不等于承认自己是偷窥的流氓吗。

“西瓜挺甜的。”她说，打断了我的话，“我爸回来切了，沙瓤的，特甜。婶儿种瓜真有一手。”

“哦，那就好。”

她把车推到自家门口，支好车梯，把菜叶子卸下来，拎着往鸡窝那边走。我站在原地，看着她蹲在鸡窝边上，把菜叶子一片一片扔进去，几只老母鸡扑棱着翅膀抢食，咯咯咯叫得欢。

她蹲着的姿势让裙子绷得有点紧，腰那里的曲线一览无余。我赶紧别过头去，心里骂自己：你又来了，能不能有点出息。

“还不回去吃饭？”她头也不回地问。

“回了回了。”

我转身往家走，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暮色里她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抬头看了我一眼。隔着十来米远，看不太清她的表情，但那个瞬间我心里咯噔一下，觉得她眼睛里有东西，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那个夏天热得没边没沿，八月份的气温天天三十七八度，巷子里的柏油路面烤得能煎鸡蛋。我爸带回一个好消息，说农机站那边有眉目了，不出意外的话九月份就能上班，先从临时工干起，一个月一百二，干满半年转正，转正后能拿到两百多。

我妈高兴得合不拢嘴，当天晚上多炒了一个菜，西红柿炒鸡蛋，搁了不少油，黄澄澄的鸡蛋碎在红彤彤的西红柿里，那个香。我爸喝了两盅散装白酒，脸红扑扑的，拍着我的肩膀说以后好好干，别给他丢人。

我也高兴，但高兴里夹着一丝说不清的惆怅。上班意味着要变成大人了，不能再混日子了。还有，农机站跟李叔一个单位，我去了肯定经常碰见，二妮会不会也去站里找她爹？到时候见面了说什么？

人一旦心里有鬼，想什么都绕不开。

八月十号那天，李叔的货车在省道上出了事。不是什么大事故，刹车失灵追了尾，人没事，但车头撞瘪了，维修费要两千多。李叔是临时工，站里不给报销，全得自己掏。这个消息是晚饭时候我爸说的，他说的时候摇着头，说老李这下可惨了，两千多块钱不是小数目，他一个月工资才不到四百。

我妈叹了口气，说王秀芝卖菜一年到头也就挣个千把块钱，这一下子把家底都得掏空了。

我放下筷子，心里想的是二妮。她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她肯定着急上火。我想过去看看，又觉得大晚上的不合适，走到院子里转了两圈，隔着墙听那边的动静。隐约听见李叔粗声粗气地骂娘，王秀芝的哭声闷闷的，二妮的声音听不见。

我回到屋里，从枕头底下摸出我的存钱罐，一个铁皮的饼干盒子，里头攒了我的零花钱。我数了数，六十八块五毛，全是五毛一块的零票子。这点钱在两千多块面前连个零头都不算，但我还是把盒子揣上，趿拉着拖鞋去了隔壁。

开门的是二妮。

她眼睛红肿，一看就是刚哭过，但脸上已经没什么表情了，抿着嘴，倔强地挺着腰板。屋里传来李叔的吼声：“两千八！老子干一年也攒不下两千八！这日子没法过了！”

“你来干啥？”二妮堵在门口，没有让我进去的意思。

“我听我爸说了，过来看看。”我把饼干盒子递过去，“我这有点钱，不多，你们先用着。”

她低头看了看那个铁盒子，认出是我攒钱的盒子，嘴角动了一下，像是要笑又像是要哭。她把盒子推回来，摇了摇头：“不用，你自己的钱自己留着。”

“客气啥，先拿着用呗，又不是不还。”

“我爸的脾气你知道，他不会要的。”她咬了咬下嘴唇，“再说你这点钱也不够干啥的。”

这话扎心，但也是实话。我讪讪地收回盒子，不知道该说什么，杵在门口像个傻子。

李叔又在屋里吼起来了，这次骂的是保险公司的十八代祖宗，说保费白交了出了事这个不赔那个不赔。二妮回头看了一眼屋里，然后轻轻把门带上，走到门外的台阶上坐下来。

我在她旁边坐下，两个人并排坐着，面前是黑漆漆的巷子，路灯坏了一个月了也没人修。蚊子嗡嗡嗡地围着人转，二妮拍了一下胳膊，啪的一声响。

“我爸可能要丢了工作。”她突然开口了，声音很平静，平静得有点吓人，“他开的车是站里的，出了事故，就算站里不追究，他自己也没脸干下去了。”

“不会吧，李叔在站里干了十几年了，没功劳也有苦劳。”

“功劳？在领导眼里临时工有啥功劳。”她冷笑了一下，那笑声不像十九岁的姑娘能发出来的，“我妈准备把菜摊退了，回老家种地。我哥在机械厂一个月才挣八十块钱，连他自己的吃喝都不够。我……”

她停住了，没有继续往下说。

“你咋了？”

“我可能不去上会计班了。”她说的是县里办的一个培训班，学三个月给个证，出来能去小厂子做会计。她报了名的，学费一百二。

“学费我帮你凑——”

“不是学费的事。”她打断我，转过头看着我，月光底下她的眼睛亮晶晶的，不知道是泪还是光，“就算学完了，也不一定能找着工作。再说现在家里这个情况，我得帮我妈。”

“那你想干啥？”

“不知道。”她低下头，手指抠着台阶缝里的青苔，“实在不行就去南方打工，听说广东那边的厂子招女工，包吃包住，一个月两三百。”

我心里一紧，说不出是啥滋味。广东，那得多远啊，坐火车得两三天吧。她一个姑娘家，去了那边人生地不熟的，能行吗？

“你别去。”我脱口而出。

“为啥？”

“因为……”我卡壳了，差点说出“因为我舍不得你”。话到嘴边拐了个弯，“因为太远了，你爹妈不放心。”

“那你有更好的办法吗？”她问我，不是在质问，是真的在问。她眼神里有一种信任，觉得我也许能给出答案。

可我什么答案都给不出来。我十九岁，技校刚毕业，连正式工作都还没有，兜里只有六十八块五毛钱，我有什么资格说“你别去”？

沉默了很长时间。隔壁院子里蛐蛐叫得欢，蚊子越来越多，我腿上被咬了好几个包，但我没动。二妮也没动。我俩就这么坐着，谁也不说话，但那种沉默反而不尴尬，好像有些话不需要说出口，坐着就够了。

后来她站起来了，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说了句：“回去睡觉吧，不早了。”

“二妮。”

“嗯？”

“钱的事……我再想想办法。”

她笑了一下，那笑容在月亮底下特别好看，也特别苦：“你能想啥办法。行了，别操心了，天塌下来有高个顶着呢。”她转身推门进去了，门闩咔嗒一声插上了。

我站在门外，手里捏着装钱的铁盒子，站了好一会儿才回家。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床上翻过来翻过去，脑子里全是二妮坐在台阶上的样子，月光照着她的侧脸，睫毛上挂着泪，嘴角却倔强地抿着。我从来没对哪个姑娘有过这种感觉，不是简单的喜欢，是心疼，是想保护她，但又发现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的无力感。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去了农机站找我爸的站长周德胜。这老头跟我爸是老交情，胖乎乎的，谢顶，一笑跟弥勒佛似的。我平时见他都躲着走，因为每次见了都要被问“有对象没”“啥时候结婚”，烦得很。但今天我硬着头皮去了。

周德胜正在办公室喝茶，搪瓷缸子上印着“为人民服务”，茶垢厚得跟漆一样。他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眯眯地说：“哟，小刘来了，稀客稀客。你爸不是说你在家等着分配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周叔，我想求您个事儿。”我开门见山。

“啥事儿，说。”

“李长河李叔的车祸，修车费站里能不能想想办法？他家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

周德胜脸上的笑收了一半，端起缸子喝了一口茶，咂了咂嘴：“这事儿啊，不好办。规章制度在那摆着，司机出事故，自己负全责。我要是给他报销了，别人怎么办？这个口子不能开。”

“可是李叔在站里干了十几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这话你爸让你来说的？”周德胜打断我。

“不是，我自己来的，我爸不知道。”

周德胜打量了我两眼，眼神里多了点玩味：“你小子，老李家的事你这么上心干啥？看上人家闺女了？”

我脸腾地红了，支支吾吾说不出话。

周德胜哈哈大笑，笑得茶杯都跟着抖：“行行行，年轻人的事我不打听。修车的事你别想了，铁板钉钉改不了。不过嘛，我可以让财务先预支老李三个月的工资，一千来块钱，能缓缓急。另外，只要老李愿意接着干，车祸的事儿我不追究，车修好继续开。”

“真的？”我一下子站了起来。

“坐下坐下，激动啥。”周德胜摆摆手，“还有个事。你那个分配的事儿也快了，九月份来报到，先在仓库干着。干好了，我找机会给你转正。”

从办公室出来，我恨不得蹦起来。门口的太阳毒辣辣地照着，蝉鸣震天响，但我看啥都顺眼，连路边堆的垃圾都觉得有美感。

我骑上车就往回跑，到了巷子口差点撞上一只老母鸡，鸡扑棱着翅膀飞到墙头上，冲着我咯咯咯地骂。我没空理它，把车往墙根一靠，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二妮家门口，啪啪拍门。

“二妮！二妮！”

开门的是王秀芝，围裙上沾着菜叶子，眼睛肿得像核桃，看见我呼哧带喘的样子愣了一下：“小刘，咋了这是？”

“婶儿，二妮呢？”

“去菜市场了，帮她爹卖菜去了。啥事这么急？”

“好事！”我憋不住，把周德胜的话一五一十说了，说到预支三个月工资的时候，王秀芝捂住了嘴，眼泪啪嗒啪嗒掉下来，拽着我的手一个劲儿说“谢谢”。

“别谢我，谢周站长，他人好。”我被她说得不好意思。

“要不是你去说，周站长想不起来这事儿。小刘啊，婶儿记着你这份情。”王秀芝抹着眼泪，转身进屋端了一碗绿豆汤给我，“喝碗汤，跑一趟累了吧。”

我端着碗，没喝，问了句：“婶儿，菜市场哪个摊位？我去告诉二妮。”

王秀芝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欣慰，也有一丝复杂的东西，好像看出了什么又不好明说。她说了地址，我放下碗就跑了。

菜市场在县城东头，大棚子底下，上百个摊位挤得满满登登的，卖菜的卖肉的卖鱼的，吆喝声此起彼伏，空气里弥漫着烂菜叶和鱼腥味混合的味道。我在人群里挤来挤去，终于找到了李叔的摊位。

李叔蹲在地上理菜，胡子拉碴的，眼窝深陷，跟老了十岁似的。二妮站在摊位后面，穿着一件旧得发白的蓝色围裙，正跟一个老太太讨价还价。

“西红柿两毛一斤，您给一毛八，行不？”

“一毛五，一毛五我全要了。”

“一毛五真不行，进价都不够。一毛八，我再送您两根葱。”

老太太哼了一声，把西红柿放回去，扭着屁股走了。二妮叹了口气，弯下腰把西红柿摆好，一抬头看见了我。

“你咋来了？”她愣了一下。

我把好消息又说了一遍。这次说的时候比刚才顺溜多了，还添油加醋地描述了周德胜的原话，说得好像周站长被我感动得不行，恨不得掏自己腰包帮李叔似的。

二妮听着听着，眼眶红了。她低下头，用袖子擦了一下眼睛，擦完了又擦一下，袖子湿了一大片。李叔在旁边听着，一句话没说，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那手粗糙得跟树皮一样，力道大得我龇牙咧嘴。

“小子，有心了。”李叔说了这么一句，嗓子哑得厉害。

那天晚上李叔买了两瓶啤酒，一只烧鸡，把我爸请过去喝酒。两个老头在院子里喝到半夜，说话声嗡嗡的，偶尔夹着李叔的叹气声和我爸的劝慰声。我坐在我家院子里听墙根，听见李叔说了一句“小刘这孩子实诚，我闺女要是能找这么个女婿就好了”，我的脸刷地红了，心跳得跟擂鼓似的。

二妮在隔壁院子里喊了一句：“爸！你喝多了！”

李叔嘿嘿笑了两声，没再说下去。

我妈从屋里出来，端着一盘切好的西瓜放在我面前，说了句：“今天的事儿你做得对。不过以后别强出头，替你周叔省点心。”

“知道了。”

她回屋了。我拿起一块西瓜啃了一口，确实甜，沙瓤的，汁水顺着下巴往下淌。隔壁院子里传来二妮洗碗的声音，瓷碗磕在铁盆上叮叮当当的，那声音脆生生的，跟音乐似的。

那个夏天的记忆就是这样，热的，黏的，乱的，甜的苦的全搅在一起，分不清楚。我只知道，从那以后我往二妮家跑得更勤了，有时候帮忙卸菜，有时候帮忙搬东西，有时候什么都不干，就坐在她家门前的台阶上，看她在院子里忙来忙去。

她洗衣服的时候会把袖子卷得老高，露出白生生的胳膊。她晾衣服的时候会踮起脚尖，腰身绷得紧紧的。她笑的时候左边有一个酒窝，右边没有。这些细节我全记住了，每一帧都刻在脑子里，二十多年后回想起来，清楚得跟昨天一样。

九月初，我去农机站报到了。仓库管理员，管的是农机配件，活儿不累，但枯燥。每天对着满架子的螺丝轴承传动带，登记入库出库，月底盘一次点。仓库是个铁皮棚子，太阳一晒里面跟蒸笼似的，我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一边摇蒲扇一边看武侠小说，有人来领配件就站起来干活，没人的时候就发呆，想二妮。

二妮到底没去上会计班。她妈的菜摊也没退，多亏了那预支的一千来块钱，家里总算把最紧的日子熬过去了。李叔的车修好后继续跑运输，人比以前沉默了，开车更小心了，跟谁都是客客气气的，像是被生活打折了骨头又勉强接上的样子。

二妮在菜市场帮了一个月的忙，后来在县城西头的一家小饭馆找了份工，端盘子洗碗，一个月六十块钱。饭馆名叫“如意饭店”，其实就是个苍蝇馆子，四张桌子，老板兼厨师姓郑，胖得下巴叠三层，人倒是不坏，就是爱吹牛。

我去过一次那个饭馆，点了碗肉丝面，三块钱。二妮端上来的时候脸红了，小声说：“你咋来了？”我说：“路过，饿了。”其实农机站离那儿两公里，哪门子的路过。我是特意骑车过去的，骑得满头大汗。

那碗面我吃了半个小时，用筷子一根一根挑着吃，就为了多看她几眼。她忙得脚不沾地，端菜收碗擦桌子，围裙上沾满油渍，头发里都是油烟味，但我觉得她特别好看，好看得我心慌。

吃完面我给了五块钱，说不用找了。她把两块钱塞回我手里，瞪了我一眼：“装什么大款，一个月挣一百二，一碗面搭两块钱，你傻不傻？”

那两块钱被她手心的汗浸得潮潮的，我攥在手里，舍不得花。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过着。九月底，天凉快了，巷子里的丝瓜藤开始枯黄，我妈摘了最后一批丝瓜，说老得不能吃了，留着做丝瓜络洗碗用。我爸的咳嗽又犯了，天一凉就咳，我妈熬了枇杷膏给他喝，满屋子中药味。

我以为一切都会这样慢慢好起来，等我转正涨工资，等二妮家缓过劲来，等时机成熟了我跟我妈说让她去提亲。那时候十九岁的我觉得时间多得是，未来长着呢，什么事都来得及。

但我没想到，十月份的时候，赵援朝回来了。

十月初八，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天刮大风，把巷子口那棵老槐树的枝丫刮断了一根，横在路上，堵了好几家出门的路。

我下班回来，看见巷口围了一圈人，正七嘴八舌地商量怎么把树枝弄走。我把自行车往墙根一靠，撸起袖子准备帮忙。刚走过去，听见身后有人喊我。

“建军。”

那声音我太熟了，熟到脊梁骨一凉。我转过头，赵援朝站在巷子拐角的地方，穿一件灰色的夹克衫，领子立着，头发梳得油光水滑，脸上挂着一丝笑，那笑容我看了就来气。

赵援朝，我技校同学，跟我同班三年，我俩之间有一笔烂账三天三夜都说不完。本来我俩关系还行，算不上哥们儿，但见面也能点头递烟。坏就坏在技校最后半年，我俩同时喜欢上了一个姑娘——准确地说，是他跟我较上劲了。那姑娘叫陈晓燕，长得是不错，但我对她真没啥意思，就是有次班里搞联欢，她跟我合唱了一首歌，赵援朝就记恨上了。他觉得我抢了他看上的人，从那以后处处跟我作对，背后说我坏话，在我饭盒里放过泻药，最过分的一次是往我技校分配的档案里塞了一张纸，写我“生活作风有问题”。就因为这破事，我分配的事儿差点黄了，要不是我爸找了周站长，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待业呢。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你来这儿干啥？”我声音冷得自己都觉得陌生。

“来看看你呀，老同学。”赵援朝走过来，掏出烟递给我一根，“听说你在农机站上班了？不错嘛，铁饭碗。”

我没接他的烟：“有话直说，别绕弯子。”

他把烟收回去，自己点上了，吸了一口，吐出一团烟雾，眯着眼睛看着巷子里忙活搬树枝的人群，不紧不慢地说：“我姑调到县卫生局当副局长了，你知道不？”

“跟我有啥关系。”

“有关系。”他笑了笑，“我表妹来县城了，在我姑家住，人生地不熟的，我寻思想找个人带她转转。想来想去，认识的人里头就你靠谱。”

我差点笑出声来。赵援朝说我靠谱？这比太阳打西边出来还稀罕。我看着他，想看穿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你表妹跟我有啥关系，她自己不会逛？”

“她害羞嘛。再说了，你不也没对象吗？万一……”

“行了，我没空。”我打断他，转身就要走。

“哎，别急嘛。”赵援朝拉了我一把，那手搭在我胳膊上，跟黏了胶似的甩不掉，“你不看我的面子，也看看她面子。她叫周敏，二十二，在供销社上班，长得……反正比你见过的姑娘都好看。”

供销社，那是当年县城最好的单位之一，能进供销社的都有门路。赵援朝的表妹能进供销社，看来他姑的能量不小。

“我没兴趣。”我甩开他的手。

赵援朝脸上的笑终于挂不住了，露出底下那层阴恻恻的东西来。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尖碾碎了，压低声音说：“刘建军，我好好跟你说你不听是吧？我跟你说句实话，我姑那边现在缺个帮手，我想着你要是懂点事，帮我把表妹安顿好了，回头农机站那边我姑能帮你说上话，转正的事儿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赵援朝不是来找我叙旧的，他是想利用我。他在县里人生地不熟，认识的人里头能让他使唤的也就我一个。至于表妹什么的，八成就是个幌子。

“我的事儿不用你操心。”我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补了一句，“你那根烟自己留着抽吧，别熏着我家的巷子。”

搬树枝的人多，三下五除二就清理干净了。我推着自行车往家走，心里堵得慌。赵援朝这人阴魂不散，上学的时候给我使绊子，毕业了还来恶心我，真是冤家路窄。

回到家，我妈在厨房做饭，锅里炖着萝卜排骨汤，香味飘了满院子。我爸坐在堂屋看报纸，老花镜滑到鼻尖上，看见我回来摘下眼镜，说了句：“今天你周叔找我谈话了。”

“说啥了？”

“转正的事儿。”我爸顿了顿，“他说站里领导对你印象不错，干活踏实，本来年底能转，但现在上面来了新精神，县里要精简临时工编制，转正的名额卡得特别紧。”

我心里咯噔一下，想起赵援朝刚才的话。周站长的能量就是农机站这一亩三分地，出了这个圈子他说话就不算数了。赵援朝的姑是卫生局的，跟农机站不是一个系统，但县里这些部门的头头脑脑都是一个圈子的，谁不认识谁？他姑要是真想帮我说句话，未必没用。反过来，要是赵援朝在他姑面前嚼舌根子，给我使个绊子，那转正的事儿可能就真黄了。

“爸，转正的事儿还有没有别的门路？”

我爸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我看不懂的东西：“怎么，着急了？你不是一直说临时工也挺好的吗？”

“那不是……不是想着涨点工资嘛。”

“想涨工资，娶媳妇？”我爸难得开了句玩笑，嘴角扯了一下，但眼睛里没笑。

我没接茬。我爸说得对，我是想娶媳妇了。每次看见二妮在那间油腻腻的小饭馆里端盘子，被喝醉的客人呼来喝去，我就恨不得马上把她娶回家，让她在家歇着，不用受那份罪。可我这一个月一百二的工资，连自己都养不活，拿什么娶？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又失眠了。窗户外面蛐蛐叫得正欢，月光透过窗棂洒在地上，一块一块的，像碎银子。我想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想到赵援朝那张虚伪的脸，想到周站长说转正名额紧的无奈表情，想到我爸鬓角的白发又多了几根，想到二妮在饭馆被油烟呛得咳嗽的样子。

最后我想到一个主意。那主意不好，但我翻遍脑子也找不到别的办法了。

第三天，我去找了赵援朝。

主动找的。

赵援朝在县运输公司上班，那工作也是他姑安排的，坐办公室，清闲得要死，一个月拿二百多。我到他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在喝茶看报，两条腿翘在办公桌上，皮鞋擦得锃亮。看见我进来，他一点都不意外，好像算准了我会来似的。

“哟，老同学来了，坐。”他把腿放下来，给我拉了把椅子。

我没坐，站在门口，单刀直入：“你上次说的事，我可以帮忙。但我有个条件。”

“说。”

“你表妹我可以带着转转，介绍地方，但我没空天天陪。另外，你在你姑面前帮我说句话，农机站转正的事。”

赵援朝笑了，笑得很灿烂，灿烂得我不寒而栗。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拍了拍我的肩膀：“这才是聪明人嘛。行，你帮我把表妹安顿好，转正的事包在我身上。”

“你说话算数？”

“我赵援朝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他摊开手，表情真诚得跟真的一样。

我太了解他了。他说话从来不算数。但我没有别的选择。起码先稳住他，别让他在他姑面前说我坏话，剩下的走一步看一步。

当天下午我就见到了周敏。实话实说，赵援朝没吹牛，这姑娘确实好看。瓜子脸，柳叶眉，眼睛又大又亮，一笑有两个酒窝。穿一件米色的风衣，里面是白衬衫，领口系着一个蝴蝶结，脚上是一双黑色的小皮鞋，擦得能照出人影。这身打扮在县城的街上走，回头率百分百。

她跟赵援朝完全是两个物种。赵援朝浑身上下透着精明算计，周敏看起来温温柔柔的，说话细声细气，叫我“刘哥”的时候脸还红了一下。

我心想，这姑娘怎么摊上这么个表哥。

头一个星期，我下班后带着周敏把县城逛了个遍。东街的百货大楼，西街的新华书店，南门的电影院，北门的人民公园。周敏话不多，走路总是落后我半步，我问她想去哪儿，她都说“刘哥你定就行”。她特别爱看书，在新华书店能站一个钟头，把柜台里的书一本一本看过去，偶尔翻几页，嘴角抿着，睫毛低垂，很专注的样子。

我陪她站过两回，实在站不住了，就蹲在书店门口抽烟等她。她出来的时候买了一本《平凡的世界》，抱在怀里，跟抱着个宝贝似的。

“好看吗这书？”我问她。

“好看。”她说，“写的是咱们普通人。”

就这么一来二去，我跟周敏慢慢熟了。她告诉我她家在隔壁县，她爹是供销社的副主任，这次调到这边来是因为她姑帮忙安排的，说这边发展好。她说到“发展好”的时候语气有点迟疑，好像自己也不太信。

我偶尔会跟她聊起二妮。聊二妮的时候我没注意自己的语气，但周敏听出来了。有一天晚上我送她回她姑家，走到楼下的时候她突然问我：“刘哥，你是不是有喜欢的姑娘？”

我愣了三秒，然后点了点头。

“是不是你说的那个邻居？叫二妮？”

我又点头。

周敏笑了一下，路灯底下那个笑容特别安静，也特别复杂。她低下头，脚尖拨弄着地上的小石子，轻声说了句：“她真幸福。”

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周敏没再说什么，冲我摆了摆手，转身上楼了。看着她的背影，我心里忽然有点不是滋味。这姑娘挺好的，可我心里已经装了人了，装得满满的，连个缝都没有。

十月底的时候，出事了。

那天我下班回来，巷子里围了一大群人，比我上次看见的搬树枝的人多得多。我心里咯噔一下，挤进去一看，傻眼了。

二妮家门前砸了一地的碎碗片和烂菜叶子，门板上泼了红油漆，猩红猩红的，顺着门缝往下淌，看着瘆人。李叔蹲在门口，脸上有几道抓痕，衣服领子被扯烂了，整个人像一摊烂泥瘫在那里。王秀芝坐在门槛上嚎啕大哭，哭声尖利刺耳，几个邻居拉着她，她挣扎着，脸上的表情像被剜了肉一样疼。

二妮站在墙角，脸白得没有一丝血色，眼睛空洞洞地盯着地上的狼藉，像丢了魂。

我冲过去，抓住二妮的胳膊：“咋了？出啥事了？”

她没说话，嘴唇哆嗦着，眼泪忽然就下来了。不是嚎啕大哭，是无声地流泪，眼泪从眼眶里溢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淌，一颗一颗砸在我手背上，烫得我生疼。

旁边一个邻居大妈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要债的。她爹在外面欠了钱，说是跑运输的时候认识的一个货主，借了一万块钱做生意，全赔了。人家来要，她爹还不上，就把她家的门砸了，泼了油漆。”

一万块。九三年的一万块。我脑子嗡嗡的。

我回头看李叔。他蹲在地上，脑袋埋在两腿之间，肩膀一耸一耸的，像一只被打断了脊梁的老狗。我忽然觉得他可怜，又觉得他可恨。一万块，他疯了吗？他一个月才挣三百多，拿什么还？

“二妮知道这事不？”我问。

大妈摇头：“她也是刚才知道的。那帮人冲进来的时候她刚从饭馆回来，差点被推倒。”

我想起二妮每天在小饭馆里端盘子洗碗，一个月挣六十块钱，手上全是裂口，指甲缝里永远洗不干净的油垢。她省吃俭用，连件新衣裳都舍不得买，就为了帮家里还那两千八的修车费。现在倒好，旧的没还完，新的又来了一万。

那一刻我恨透了李长河，恨得牙根痒痒。不是恨他借钱，是恨他把什么都扛着不说，把家拖进无底洞里，让他闺女跟着遭罪。

我走到李叔面前，蹲下来，看着他。他抬起头，眼珠子浑浊发黄，眼白里全是血丝，脸上那道抓痕还在渗血，他也不擦。

“李叔，到底欠了多少？”

他嘴唇动了动，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见：“一……一万零五百。”

“本金一万？”

他点头。

“利息呢？”

“没说利息。就是……就是还不上就要拿房子抵。”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往二妮那边瞟了一眼，那一眼里全是愧疚和恐惧。

我站起来，心里翻江倒海。李叔家的房子是农机站分的，住了一辈子，虽然破旧，但好歹是个安身立命的地方。要是连房子都没了，他们一家四口去哪儿？

那天晚上我爸回来了，我把事情跟他说了。我爸抽了半包烟，一句话没说。我妈在旁边唉声叹气，说王秀芝下午来找她借过钱，开口就是五千，我家哪有五千块钱？我爸存折上总共就两千多块钱，还是攒了半辈子准备给我娶媳妇用的。

“爸，咱家能借多少？”

我爸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心疼，也有无奈。他掐灭烟头，站起来，走到柜子边上，从抽屉里翻出存折，放在桌子上。

“你看着办吧。”

我打开存折，看着上面的数字：两千三百四十六块八毛。这是我爹从牙缝里省出来的钱，每一分钱都泡着汗。我的手抖了一下，把存折合上了。

“爸，这钱我不能拿。”

“为啥？”

“这是您和妈的养老钱。”

我爸笑了，笑容里全是褶子：“养老？我还干得动，养什么老。拿去吧，能帮一把是一把。”

我鼻子酸了一下，别过头去，不让眼泪掉下来。

第二天我把钱取了，送到二妮家。李叔没接，王秀芝也没接。二妮接了。她把钱攥在手里，低着头，肩膀一抖一抖的。过了很久，她抬起头来看着我，眼睛红肿得跟核桃似的，但眼底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狠劲儿。

“建军，这钱我记着。我以后一定还你。”

“不急。”

“我急。”她咬了咬嘴唇，“我不能让我家垮了。”

那天晚上她在院子里洗衣服，搓衣板来回搓得咯吱咯吱响，声音比平时大得多，好像把所有的力气都发泄在那些衣服上了。月光照在她弓起的背上，影子拖得长长的。我在墙这边听着那声音，心疼得跟针扎似的。

十一月的时候，周敏请我吃饭。

地点在县城最好的国营饭店“东风楼”，吃的是涮羊肉。她坐我对面，夹了一筷子羊肉放到我碗里，笑眯眯地问：“好吃不？”

“好吃。”我心不在焉地嚼着。

“刘哥，你是不是有心事？”

我放下筷子，看着她。周敏穿了件红色的毛衣，衬得脸特别白净。她今天化了淡妆，嘴唇上涂了点口红，亮晶晶的。我知道她为啥请我吃饭，我又不是傻子。这两个月相处下来，她对我的意思越来越明显，从一开始的拘谨变得热络，有时候还会来农机站找我，带一些点心水果，说是她姑让带的。但我心里清楚，她姑那个副局长怎么可能惦记我一个临时工。

“周敏，有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

她停下筷子，看着我，眼睛亮亮的，嘴角还挂着一丝笑。那笑让我心里难受。

“你说。”

“我有喜欢的人了。”

笑容慢慢消失了，消失得很慢，像一盏灯被拧灭了。她低下头，手指转着茶杯，转了三四圈，才重新开口。

“是那个二妮，对吗？”

“对。”

她点点头，好像在确认一件早就知道的事情。沉默了一会儿，她又笑了，这次的笑容很用力，是硬撑出来的。

“刘哥，你是个好人。”她说，“二妮……二妮确实挺好的。”

“周敏，对不起——”

“别道歉。”她打断我，声音忽然变得很轻，“你又没做错什么，不用道歉。”她顿了顿，又夹了一筷子羊肉放到我碗里，动作跟刚才一模一样，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多吃点，冬天吃羊肉暖和。”

那顿饭我再没尝出什么味道。

出了饭店的门，外面飘起了小雪，零零星星的，落在地上就化了。周敏站在门口，拉了拉风衣的领子，把下巴缩进去。她冲我摆摆手，说了句“刘哥路上慢点”，然后转身走了。

雪落在她的红色毛衣上，很快化成小小的水印。她的背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路灯照不到的暗处。我在冷风里站了很久，直到手冻麻了才往回走。

十二月初，二妮找我，说有话要跟我说。

我俩坐在巷口的槐树底下，树叶子早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在风里晃来晃去。二妮穿一件蓝色的棉袄，袖口磨得发白，头发随意扎了个马尾，脸上没擦任何东西，嘴唇干得起皮。她比夏天的时候瘦了一圈，颧骨都凸出来了。

“建军，我跟你说个事儿。”她看着自己的鞋尖，“我准备去广东了。”

那句话像一盆冷水从头浇下来，我整个人都僵了。

“啥时候走？”

“过了年。”

“去干啥？”

“打工。我们村有个人在东莞的电子厂，说包吃包住一个月三百，加班还另算。”她的声音很平静，好像说的是别人的事，“一年下来能攒两千多，加上我哥那份，几年就能把我爸的债还清。”

“你哥也去？”

“他去另外一个厂，做机械的，工资比电子厂高一点。”

我沉默了很久。风从巷子口灌进来，吹得地上的落叶打着旋儿。二妮把棉袄裹紧了些，往手心里哈了口气，白雾散在空气里很快就没了。

“非去不可吗？”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发闷。

“不去怎么办？”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睛被风吹得眯了起来，睫毛上挂着一点水光，不知道是泪还是风刮的，“在家等着债主再来砸一次门？等房子被收了，我们一家四口睡大街？”

“我帮你想办法——”

“你想了够多的办法了。”她打断我，语气忽然变得很硬，但硬不过三秒就软了下来，“建军，你家也不富裕。两千三是你爸的养老钱，我不能老靠你。我得自己想办法。”

“那我跟你一起去。”

“你去干啥？你工作不要了？”

“我……”

我卡壳了。我确实不能去。农机站的工作虽然还没转正，但已经有了眉目，我爸找了周站长，赵援朝那边也算暂时稳住了，周敏的事我也处理得还算体面。赵援朝给我打了包票，说最迟年前就能把转正的事儿定下来。这节骨眼上我要是跑了，一切都白费了。

可让我眼睁睁看着二妮走，我又受不了。

“你别这样。”二妮的声音忽然变得很柔，柔得我鼻子发酸，“我又不是不回来了。去个两三年，钱还完了我就回来。”

“两三年……”

“很快的。”她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在冬天的风里特别单薄，像一片随时会被吹走的树叶，“到时候你还在吧？”

“在。我肯定在。”

“那就好。”她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低头看着还蹲在地上的我，“回去吧，天冷。”

我站起来，看着她走进巷子里，蓝色的棉袄慢慢融进夜色，最后被自家的门吞了进去，门闩咔嗒一声响。

那个冬天特别冷，冷到了骨头缝里。十二月中旬下了一场大雪，县城封了路，菜市场的菜价翻了一倍，我妈天天念叨白菜都吃不起了。我爸的咳嗽更严重了，晚上咳得睡不着，我妈催他去医院，他死活不去，说吃药太贵。我偷偷去药店买了瓶止咳糖浆，三块五，放在他床头柜上。他第二天看见，什么都没说，但喝药的时候手抖了一下。

农机站年底盘库，我连着加了三天班，把仓库里所有的配件清点了一遍，做了新台账。周站长来看了一次，翻了翻台账，嗯了一声，说了句“干得不错”。这四个字我回味了好几天，觉得转正的事儿有门了。

赵援朝那边也安静了一阵子。自从我拒绝周敏之后，他没来找过我麻烦，偶尔在路上碰见，也只是阴阳怪气地点个头。我不知道周敏回去跟他说了什么，但不管怎样，他没使绊子，已经算是万幸。

元旦那天，二妮家的饭馆放了一天假，她在家包饺子。隔着墙都能闻到韭菜鸡蛋馅的香味。她端了一碗过来，热腾腾的饺子，皮薄馅大，蘸着醋和蒜末，一口咬下去满嘴油香。

“手艺不错。”我说。

“跟我妈学的。”她站在我家厨房门口，围裙还没解，上面沾着面粉。冬天的阳光薄薄地洒在她脸上，把她的睫毛染成金色。

“过年真要走？”

她点点头，脸上的笑容淡了一分：“票都买好了，正月初八的火车，硬座，到广州要坐两天一夜。”

“两个人一起走？”

“不是，我自己。我哥票晚几天，另一个厂子。”

我沉默了。两天一夜的硬座，我一个大小伙子坐都受不了，她一个姑娘家可怎么熬。

“到了那边给我写信。”我说。

“写。你也得回。”

“回，肯定回。”

她笑了笑，转身要走，我叫住了她。

“二妮。”

“嗯？”

我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红纸包，递给她。她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对银耳环，小小的，梅花形状，是我在百货大楼挑了半天才买的，十六块钱。

“你生日快到了，送你个东西。”

她愣住了，盯着那对耳环，半天没说话。然后她把耳环攥在手心里，攥得紧紧的，嘴唇哆嗦着，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好几圈，始终没掉下来。

“傻子。”她说。

她没戴那对耳环。她把红纸包重新包好，小心翼翼地放进口袋里，抬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太复杂了，有感动，有心疼，有不舍，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东西。她张了张嘴，最终什么都没说，转身走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翻飞的围裙带子消失在墙头那边，心里空落落的，像被人掏走了一块什么东西。

腊月里，县城开始有了年味。街上卖年画的、卖鞭炮的、卖糖葫芦的摊子多了起来，赶集的人挤得水泄不通。我妈开始张罗年货，蒸馒头、炸丸子、腌腊肉，厨房里天天热气腾腾的。我爸年终发了三百块钱奖金，破天荒地买了只烧鸡回来，全家人吃得满嘴流油。

我去找二妮的次数更勤了，恨不得天天泡在她家。有时候帮她家劈柴，有时候帮她妈搬蜂窝煤，有时候就坐在她家门槛上，看她收拾行李。她的行李不多，一个蛇皮袋装着换洗衣服，一个旧书包装着日用品和路上吃的干粮。干粮是她妈烙的饼，厚厚的，卷着葱花，用塑料袋裹了好几层。

“到了那边要吃饱饭，别省钱。”王秀芝一边往包里塞东西一边叨叨，“南方天气热，潮，注意别长痱子。有什么事就给家里写信。”

“知道了，妈。”二妮应着，低着头叠衣服，不看她妈的脸。

李叔坐在堂屋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整个人瘦了一大圈，颧骨高耸，眼窝深陷，看起来像个干瘪的老头。他去倒了杯水递给我，手抖得茶水洒了一半。我接过来的时候注意到他的手指——又黑又糙，指甲缝里全是洗不掉的油泥，指关节粗大变形。这是一双开了十几年货车的手，现在抖得连杯茶都端不稳。

“建军。”他忽然叫了我一声。

“哎，李叔。”

“叔对不住你。”他看着我，浑浊的眼珠子里有水光在闪，“那两千三……叔一定还。”

“李叔，您别这么说，什么还……”

“别打岔。”他抬起一只手，止住了我，“叔今年五十了，干不动几年了。欠你的钱，让二妮替我还。你也别嫌弃，慢慢还，总能还清的。”

那话里的意思太深了，深得我不敢接。我低下头喝了一口茶，茶是苦的。

正月初八，火车站。

候车室里人山人海，全是过完年出去打工的人，扛着蛇皮袋，抱着孩子，挤得水泄不通。空气里弥漫着方便面和劣质香烟的味道，广播喇叭里一遍一遍播着车次信息，声音刺刺拉拉的，听不太清楚。

二妮穿了一件新棉袄，红色的，是她妈过年给她做的。头发剪短了，齐耳，衬得脸更小更尖。那对银耳环她终于戴上了，在耳朵上轻轻晃着，衬着红棉袄特别好看。

她把车票叼在嘴里，两只手拎着蛇皮袋，在人群里艰难地往前挤。我跟在后面，帮她拎着书包。人太多了，挤来挤去，好几次差点把她挤散了。我伸出手去拉她，拉住了她的胳膊，隔着棉袄都能感觉到她瘦得硌手。

“你回去吧。”她回过头冲我喊，声音被嘈杂的人声盖了一半，“车快开了，我自己能行。”

我没说话，继续往前挤，一直把她送到检票口。检票员拦住了我，说没票不能进。我把书包递给二妮，两个人的手碰在一起，都冻得通红。

“到了记得写信。”我说。

“嗯。”

“路上小心，别跟陌生人说话，看好自己的东西。”

“嗯。”

“吃饭别省，该花的钱就花。”

她笑了：“你比我妈还啰嗦。”

我也笑了，笑着笑着鼻子就酸了。广播里报了她的车次，人群往检票口涌过去，把她往里推。她被人流裹挟着往前走，回过头看了我一眼。

“建军！”

“啊？”

“那两千三——我会还你的！”

说完她就被挤进了通道里，红色棉袄在人头攒动中时隐时现，最后消失在拐角处。我站在检票口外面，踮着脚尖看，什么都看不见了，只能听见火车的汽笛声和铁轨撞击声。

列车缓缓开动了，车窗里无数张脸一闪而过。我没看清哪一张是她的。

站台上的人渐渐散了，候车室一下子空了。我站在月台上，冷风从铁轨尽头灌过来，刮在脸上跟刀割似的。手冻麻了，脚也冻麻了，但我没动。

一个铁路工人走过来，看了我一眼，说：“小伙子，车走了，回去吧。”

我嗯了一声，转身往回走。

出了火车站，雪下大了，鹅毛似的，铺天盖地地往下落。街上的行人都缩着脖子赶路，没人在意一个站在雪地里的年轻人。我仰起头，让雪落在脸上，凉丝丝的，化在眼皮上，顺着眼角淌下来，分不清是雪水还是别的什么。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把二妮送的那碗饺子——过年时她多包了冻在冰箱里的——煮了吃了。饺子在开水里翻滚着，白胖白胖的，夹起来蘸醋，咬一口，韭菜鸡蛋馅，跟元旦那天的一模一样。可吃起来不是那个味儿了。

我妈在旁边看着我吃，看了很久，才轻轻说了一句：“舍不得人家，就等人家回来。”

我嘴里塞着饺子，含糊地应了一声，眼泪差点掉进醋碟里。

正月初十，我回农机站上班。仓库冷得跟冰窖似的，铁皮棚子被风吹得哐哐响。我把炉子生起来，坐在炉子边上看武侠小说，一个字都没看进去。脑子里全是二妮在火车上的样子，她挤在硬座车厢里，周围全是不认识的人，车窗外是无尽的铁轨和旷野，离我越来越远。

三天后我收到了周敏的消息。不是她直接告诉我的，是赵援朝找到农机站来，把一张纸拍在我桌上，冷笑着说：“刘建军，我姑已经打了招呼，你的转正申请被驳回了。理由嘛，自己看。”

我拿起那张纸，上面的红字刺眼得很：“该同志工作期间存在懈怠现象，不符合转正标准。”

“懈怠？我什么时候懈怠了？”我站起来，拳头攥得咯吱响。

赵援朝往后退了一步，皮笑肉不笑地说：“这得问你自己。你是不是得罪谁了？比如，让谁难堪了？”

我明白了。周敏。我拒绝周敏的事，赵援朝全知道了。他姑是卫生局副局长，跟农机站的人事科打声招呼不是难事。我以为是万幸，其实是他一直在等机会。

“赵援朝，你够狠。”

“彼此彼此。”他整了整衣服领子，“对了，我表妹要我转告你一句话——‘刘哥，我不怪你，但我姑那边我也拦不住。’你自己品吧。”他转身走了，皮鞋敲着水泥地，咔咔响，特别刺耳。

我站在仓库里，手里的纸被炉子的热气烤得卷了边。外面又开始下雪，雪粒打在铁皮棚顶上，噼里啪啦的，像有人在上面撒豆子。

那天晚上我写了封信给二妮，写了撕，撕了写，最后只留下一句话：“我转正没成，但我不会一直这样。你等我。”

信寄到了她留下的那个东莞地址。我不知道她能不能收到，也不知道她收到后会不会回。但我必须写。

转正的事黄了之后，我在农机站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周站长找我谈了一次话，说他已经尽力了，上面的压力太大，他也扛不住。我说我理解，心里却在想，都是狗屁。这世道，没关系的人就是任人拿捏的面团，谁都能揉搓你一把。

但我没辞职。一个月一百二也是钱，我得活着，得攒钱。二妮还在广东的电子厂里加班加点，我又有什么资格撂挑子。

三月，二妮的来信到了。信封皱巴巴的，邮戳模糊，一看就是路上折腾了很久。我拆开信，里面是两页纸，字迹歪歪扭扭的，有些地方被水洇过，蓝色的圆珠笔字洇成一片。

“建军：到东莞一个月了才找到时间写信。厂里很忙，早上七点做到晚上九点，中间吃两顿饭，顿顿白菜豆腐，米饭管够。宿舍八个人一间，上下铺，热得要死，蚊子多得打不完。我瘦了六斤，不过没事，瘦了穿衣服好看。三百块一个月，加班一小时五毛钱，我尽量多加班，多挣一点是一点。你寄来的信我收到了。你转正的事我听说了，心里难受。但建军你别丧气，你不是那种会被打倒的人。不管怎样，我都在这里替你加油。那对耳环我天天戴着，室友都说好看，问我在哪儿买的，我说是老家一个傻子送的。你等我，我也等你。二妮。”

我把那封信看了十几遍，每一个字都刻进了脑子里。看到“瘦了六斤”的时候心里揪着疼，看到“傻子”的时候又笑了。最后看到“我也等你”四个字，眼眶就热了。

我给她回了信，告诉她我的近况，说我在农机站还干着，周站长对我还行，虽然转正没成但起码有口饭吃。我说我妈又种了西瓜，等夏天结了瓜我给你寄两个过去——写完才想起广东那么远，寄过去早烂了，就把这句划掉了。

最后我写了一句：“你等我。我一定混出个样子来，堂堂正正地去接你回来。”

信寄出去之后，日子又恢复了平静。平静得让人发慌。每天早上六点起来去农机站，晚上六点下班回家，吃饭睡觉，周而复始。二妮不在的巷子变得特别空，特别静，连隔壁的鸡叫声都觉得寂寞。

我开始在下班后去建筑工地搬砖。县城东头在盖一个新商场，需要小工，扛水泥搬砖头，一个晚上三块钱。三块钱不多，但一个月下来也有八九十，加上工资就是两百出头。我把我那份两千三的借条换成了我自己的名字，跟李叔说那笔钱我来替他还，让他别跟二妮说。李叔红着眼圈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都没说。

四月份的时候我晒黑了一圈，手上全是老茧和裂口，胳膊上被砖头砸出的淤青一块叠一块。我妈心疼得不行，说你要是再这样下去身体就垮了。我说没事，年轻，扛得住。

五月份，赵援朝结婚了。新娘不是别人，是陈晓燕，就是技校时候我俩同时看上的那个姑娘。请柬送到我手里的时候我愣了半天，然后笑了。命运真是个混蛋，兜兜转转，最后陈晓燕还是嫁给了他。不过我已经不在乎了，我的心里住着另一个人，满满当当的。

我没去参加婚礼。托人捎了十块钱的份子钱，算是了了这笔人情账。

六月份，农机站来了个新领导，姓马，四十来岁，戴金丝眼镜，说话斯文，但眼睛里全是精明。他来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查账，查到我仓库的时候翻了半天台账，指着一个数字问我：“这个轴承入库时间是三月份，为什么四月底才出库？中间一个月去哪儿了？”

我解释说是维修班的人提前领走了忘了登记，后来又补登的。马主任推了推眼镜，没说什么，但看我的眼神已经不一样了。那种眼神我太熟悉了——当一个人认定你有问题的时候，你说什么都是狡辩。

果然，七月初，我被调离了仓库，派去当装卸工。活儿比以前累了十倍，工资不变。我知道是马主任在整我，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后来周站长私下告诉我，马主任跟赵援朝的姑是连襟，两家是亲戚。

原来如此。赵援朝就没打算放过我。他是一点一点地掐我的路，让我在县城里混不下去。

可我不能走。二妮还在东莞加班加点地干活，我得等她回来。我要是走了，她回来找谁去？

我咬着牙扛了下来。装卸工的活儿确实苦，一袋化肥五十斤，一车五十吨，两个人卸，卸完一车人跟散了架似的。肩膀磨破了结痂，结痂了又磨破，反反复复，最后长出一层厚厚的老茧。手上也是，十个手指头的指纹都快磨没了，拿筷子都打滑。

但我硬扛着没走。不为别的，就为了二妮信上那句话——“我也等你”。

九五年秋天，二妮出去快两年了。她寄回来的钱一笔一笔地累计，加上她哥的那份，李叔的债已经还了一大半。她的信越来越短，字迹越来越潦草，我知道她太累了，累得连写信的力气都快没了。

最后一封信里她写了一句：“建军，我快攒够了，再熬半年，我就回来。”

我把那封信放在枕头底下，每天晚上睡觉前摸一摸，知道她在那边还想着回来，心里就踏实了。

可我等来的不是她。

九五年腊月，离过年还有半个月的时候，我接到了她从东莞打来的电话。电话是打到农机站办公室的，周站长亲自跑来装卸班找我，说有个长途，广东打来的。我心里咯噔一下，预感到不对劲。二妮从来不打电话，她说电话费太贵，三分钟够她吃三天饭了。她打电话，一定是有大事。

我跑到办公室，抓起电话，那边是她沙哑的声音，听上去疲惫到了极点。

“建军。”

“二妮，出啥事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她说：“我过年不回来了。”

“为啥？不是说好——”

“我爸又出事了。”她打断我，声音开始发抖，“他开车的时候突发脑溢血，车撞到了路边的沟里。人现在在医院，半身不遂，嘴歪了，说不了话。”

我脑子“嗡”的一声。李叔，那个开了一辈子车、手抖得连茶杯都端不住的李叔，终于还是倒下了。

“需要多少钱？”我问。

“……不知道。医生说后续治疗和康复至少得两万。”

两万。九五年，两万块钱可以在县城买一套房子。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然后说：“你等我。”

挂了电话，我站在办公室里发了一会儿呆。周站长看着我，问：“出啥事了？”我没回答，转身出了门，骑着自行车直接回了家。

我把存折翻出来，上面有我这两年攒下的钱——一千八。离两万差了十倍还多。我坐在床沿上，把存折翻来覆去地看，好像多看几遍数字就会变多似的。

晚上我爸回来了，我把事情跟他说了。他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站起来，从柜子深处翻出一个小小的布包，打开，里面是一叠泛黄的存单和一串铜钱。

“这是你爷爷留给我的。”他摸着那串铜钱，手指微微发抖，“本来想等你结婚的时候给你的。现在……”

“爸，不用——”

“听我说完。”他摆摆手，“这些加起来能卖个千把块钱。加上你那点，两千多。差得远，但总算是个心意。”

“爸……”

“你是我儿子。”他看着我，眼神浑浊但坚定，“你想帮的人，就是爸想帮的人。”

那天晚上我妈做了一桌子菜，全是素的，只有一个炒鸡蛋算是荤腥。她把鸡蛋全夹到我碗里，自己啃咸菜。我低头扒饭，眼泪掉进碗里，和着米饭一起咽了下去。

第二天我厚着脸皮挨家挨户去借钱。农机站的同事，有的借五十，有的借一百，周站长一个人掏了五百。我妈那边的亲戚，能借的都借了，七拼八凑，最后凑到了五千三。

还不够。差得远。

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去找了周敏。

说实话，我是硬着头皮去的。自从拒绝她之后，我们两年多没见了。她在供销社当会计，我去找她的时候她正在打算盘，手指在算盘珠子上噼里啪啦地飞，看见我进来，手停了。

“刘哥？”她愣了一下，随即站起来，脸上挤出一丝笑容，“好久不见。”

“周敏，我……我来求你件事。”

我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说到二妮她爹脑溢血瘫在床上的时候，周敏的眼圈红了。她低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打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信封。

“这是我这两年攒的，三千块。”她把信封推到我面前，“你先拿去用。”

“周敏，这——”

“别推。”她打断我，声音很平静，但眼眶是红的，“当年我说我不怪你，是真心的。你没错，你只是不喜欢我而已。”她顿了顿，笑了一下，那笑容跟她两年前在东风楼门口笑的一样，用力撑出来的，“这钱你拿着，算我借你的。将来你有钱了，还我就是。”

我接过信封，分量很重，重得我手抖。我站起来，朝她鞠了一躬。她赶紧扶我，说你别这样，折我的寿。

出了供销社的门，天上飘起了小雪。跟两年前那个晚上一模一样。不同的是，这次我在雪地里走得很快，不敢回头。

我把八千三百块钱汇给了二妮。汇款单上备注栏里写了一句：“先治李叔的病，剩下的你别管，有我。”

那年腊月，我一个人在出租屋里过的年。房东回老家了，整栋楼就剩我一个。我买了一斤速冻饺子，一瓶最便宜的啤酒，用炉子煮了，就着窗外的烟花声吃了。吃完坐在门槛上，看巷子里的小孩放鞭炮，嘻嘻哈哈的，年味浓得呛人。

我裹紧棉袄，哈了一口白气，对着空气说了一句：“二妮，过年好。”

九六年春，李叔出院了。命保住了，但左半边身子动不了，坐上了轮椅。王秀芝把菜摊转了，在家照顾他。二妮的哥李大勇留在广东没回来，继续挣钱还债。二妮在东莞又待了半年，攒够了最后一笔钱，终于把所有的债都还清了。

九六年秋天，她回来了。

两年零八个月，她走了两年零八个月。

在火车站接到她的时候，我差点没认出来。她瘦得不成样子，下巴尖得能扎人，眼窝深陷，颧骨高耸。皮肤黑了不少，也粗糙了不少，手上全是老茧和烫伤的疤痕。她穿着那件红色的棉袄——就是当年走的时候穿的那件，洗得发白了，袖口磨破了，但干干净净的。

那对银耳环还挂在耳朵上，一晃一晃的，在秋天的阳光下闪着微光。

她拎着那个蛇皮袋站在出站口，看见我，愣了三秒，然后笑了。笑容跟三年前一模一样，左边一个酒窝，右边没有。

“你瘦了。”她说。

“你更瘦。”我说。

我们隔着两步的距离互相看着，谁都没动。车站的广播在头顶哇啦哇啦地响，周围的人流来来往往，有人扛着行李擦过她的肩膀，有人推着推车从我身后挤过去。我们两个就像站在河中间的石头，任凭水流冲刷。

后来她放下蛇皮袋，朝我走了一步。我也走了一步。她踮起脚尖，把脸埋在我脖子里，她的脸冰凉冰凉的，贴着我的皮肤。我感觉到她的肩膀在抖，然后脖子里湿了一片。

“别哭了。”我说，嗓子哑得像砂纸。

“没哭。”她闷声闷气地说，“就是风大。”

我抱紧了她。她的肩膀比三年前更窄了，骨头硌手。我闻到她头发里的味道，不是洗发水，是火车上那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混着她自己的一点点体温。

“回家。”我说。

她从我怀里挣出来，擦了擦眼睛，弯腰去拎蛇皮袋。我抢先一步拎了起来，另一只手牵住她的手。她的手粗糙得跟砂纸一样，硌得我手心发疼。

一路上她看着车窗外的街景，不停地说话。说这边的路翻新了，那边的楼盖高了，巷口那棵老槐树还活着呢，百货大楼门口的霓虹灯换了颜色。她像一个离开太久的人，拼命地想确认记忆里的东西还在不在。

我听着她说，一句一句地应着，心里涨得发疼。她说了那么多，只字没提她在东莞吃的苦，没提流水线上的日日夜夜，没提加班到凌晨的困倦，没提手上的伤疤是怎么来的。她说的全是县城的变化，好像这两年多只是出了趟远门，什么都没发生。

回到家，王秀芝在门口等着。母女俩抱在一起，哭成了一团。李叔坐在轮椅上，歪着嘴巴，想说什么说不出来，只有眼泪顺着眼角往下流，王秀芝拿袖子替他擦，擦了一遍又一遍。

我在门口站着，看着这一幕，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苦的，涩的，但也有那么一丝甜。不管怎样，人回来了。活着回来了。

那天晚上我们在二妮家吃饭，王秀芝做了一大桌子菜，有一盘红烧肉，二妮最爱吃的。她夹了一块，咬了一口，嚼着嚼着眼泪就下来了。王秀芝也跟着哭，娘俩对着掉眼泪，李叔在轮椅上呜咽着说不出话。

我在旁边坐着，没说话，筷子也没动。不是不饿，是喉咙里堵着东西，咽不下去。

吃完饭二妮送我出门，站在巷子里，秋天的月亮又大又圆，照得石板路白花花的。她靠在墙上，仰头看着月亮，银耳环在月光下亮了一下。

“建军。”

“嗯？”

“那两千三，加上后来那八千三，一共一万零六百。”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小本子，翻开，上面密密麻麻写着数字，“我算过了，我慢慢还，一个月还两百，四年多能还完。”

我把本子从她手里抽走，合上，塞回她口袋里。

“不急。”

“我急。”她的眼圈又红了，“我欠你的，得还。”

“你没欠我。李叔的债是你的债，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顿了一下，把憋了三年的话说了出来，“二妮，你嫁给我。你嫁给我，我的就是你的，什么都不用还了。”

她愣住了，眼睛瞪得大大的。月亮底下，能看清她睫毛上挂的泪珠子，一颗一颗亮晶晶的。

“你……你这是在求婚？”她的声音在发抖。

“算吧。”我也紧张得要死，手心全是汗，“虽然没戒指。”

她低下头，好半天没说话。巷子里安静极了，只有蛐蛐在墙角里叫，远处的狗吠了一声，又停了。

“你这人。”她终于开口了，声音又哭又笑的，“当年在我屋里看见了，还装没看见。你瞒了我三年，这事怎么算？”

我脑子“嗡”的一声。

她知道了。她一直都知道。

“你以为我睡着了？”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泪，也有笑意，“我根本就没睡着。你进我屋的时候我就醒了，我眼睛闭着，心跳得跟打鼓似的，想喊又不敢喊，想动又不敢动。”

“那后来……”

“后来你假装什么都没发生，我也就跟着你假装。”她顿了顿，深深地看着我，“但这事在我心里揣了三年了。每次想到你那个傻样，又气又想笑。”

我的脸烧得火辣辣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原来那个下午的秘密，从来就不是秘密。我以为我装得天衣无缝，其实在她眼里，早就穿帮了。

“那你为啥不说？”

“说啥？”她反问，“揭穿你，让你难堪？还是让我自己难堪？”她低下头，声音轻了下去，“有些事，不说破反而是最好的结果。”

空气凝固了几秒。

然后她吸了吸鼻子，重新抬起头，看着我，嘴角慢慢翘了起来：“你刚才那个问题，我还没回答你。”

“啥问题？”

“你不是问我嫁不嫁你吗？”

我的呼吸停住了。

她往前走了一步，离我很近，近得能闻到她头发里的味道。她踮起脚尖，在我脸颊上轻轻地啄了一下，然后退回去，脸红得跟那年夏天的西瓜瓤似的。

“你猜。”她说。

然后她转身跑回了家，门闩咔嗒一声响，跟三年前每一个夜晚一模一样。

我站在月亮底下，摸着脸颊上被她亲过的地方，傻笑了半天。

九六年冬天，腊月十八，我和二妮领了结婚证。

婚礼办得很简单，就在自家院子里摆了几桌，请了亲戚邻居，加起来不到三十个人。周站长来了，送了一床毛毯。周敏也来了，随了五十块钱的礼，笑着跟我说“刘哥你终于把人等回来了”。我爸喝高了，拉着李叔的手一个劲儿叫亲家，叫得李叔歪着嘴直点头，眼泪都下来了。

二妮穿了一件红色的棉袄——就是当年走的时候穿的那件。她不让我买新的，说这件就挺好。她妈给她梳了个头，戴了一朵红色的绒花，耳朵上还是那对银耳环，在冬天的阳光下亮晶晶的。

没有婚纱，没有戒指，没有蜜月。只有一碗饺子，两个人，头碰着头吃完。

吃完饺子她收拾碗筷去厨房洗，我跟进去，从背后抱住她。她的腰身还是那么瘦，但不再硌手了，多了点柔软。她停了手里的活，侧过脸看我，眼睛里映着厨房昏黄的灯光。

“以后，就是一家人了。”我说。

“早就是了。”她说。

锅里的水烧开了，咕嘟咕嘟地冒着泡。她没有去关火，也没有推开我。蒸汽氤氲着升起来，把厨房的窗户蒙上了一层白雾。窗外有人在放鞭炮，噼里啪啦的，远了又近了，像是在给这个朴素到极点的婚礼补上一点热闹。

我低下头，把脸埋在她头发里，闭上眼睛。

那个夏天的秘密，那个午后的心跳，那个十九岁少年的慌乱与悸动，在这一刻终于落定了。

二十年前我推开那扇虚掩的门，撩开那条碎花门帘，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二十年后，那个姑娘成了我的妻子，在厨房里洗碗，手指上套着我用半个月工资买的银戒指——不值钱，但她摩挲了很久，戴上去的时候手在抖。

人这一辈子会做很多事，有些事当时觉得天大的，过后看不过是个坎。但有些事，当时以为只是寻常一日，过后才明白，那一天决定了一辈子。

对我来说，一九九三年七月十六号，就是那个寻常一日。

那个热得人想扒层皮的下午，我推开邻居家的门，撩开了那条碎花门帘。

我看到了她。

她也看到了我。

我们都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但该发生的，后来全发生了。

巷子里有人在喊谁家的小孩子回家吃饭，声音拖得老长，在暮色里飘荡着。厨房的灯亮着，暖黄暖黄的，把两个人的影子打在墙上，叠在一起，分不出谁是谁的。

二妮把最后一个碗放进碗柜里，擦了擦手，转过头看着我。她的眼角已经有了细纹，笑起来的时候更深了，像刀刻的一样。

“傻站着干啥，出去陪爸他们。”

“嗯。”

我应了一声，没动。

她也没催我，就站在那儿看着我，嘴角挂着那个熟悉的笑容，左边一个酒窝，右边没有。

院子里传来我爸和李叔碰杯的声音，叮当一声脆响，夹着含糊不清的祝酒词和断断续续的笑声。

我牵住她的手，推开门，一起走了出去。

二妮把最后一个碗放进碗柜，转过身，在围裙上擦着手。厨房里炖着萝卜汤，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窗户玻璃上蒙了一层水雾，外头的鞭炮声零零星星地响。

她走到我面前，伸手把我棉袄领子上的一个线头揪掉，动作很轻，跟那年她给她爹理菜一样仔细。

“我有个东西给你。”她说。

她从棉袄内兜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就是她从东莞带回来的那个，密密麻麻写着数字的那本。翻到最后一页，上面贴着一张汇款单的存根，边角都磨毛了。

“这张是你寄的，八千三。上头写的字，我一直留着。”

我接过本子，看着汇款单存根上那句“先治李叔的病，剩下的你别管，有我”，字迹潦草得认不出是我写的。

她指着那行字，指头按在纸面上，按得很用力：“你知道我在东莞最难的时候想过啥吗？”

“啥？”

“想过不回来了。”她抬起头看着我，眼泪在眼眶里转，但没掉下来，“加班到凌晨两点，手上全是烫的泡，宿舍的人打呼噜吵得睡不着，我坐在楼梯间里，想给家里打电话又没有钱。那时候我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永远还不完的债，永远熬不出头。”

她顿了顿，吸了一下鼻子。

“后来你寄了这个。八千三。我不知道你怎么凑出来的，但你凑出来了。”她把本子合上，放进我手里，“我那时候想，我得活着回来。欠你那么多钱，死了怎么还。”

我喉咙紧得说不出话，把她拉进怀里。她没哭，只是把脸贴在我胸口上，安静地靠了很久。

窗外的鞭炮声远了，巷子里恢复了安静。我爸和李叔已经喝得差不多了，碰杯的声音变得稀稀拉拉，偶尔夹着一句含糊的笑话。

“爸的债还完了。”她在怀里闷声说了一句。

“嗯。”

“咱俩的债，我用一辈子还。”

我低头看她，她仰着脸，眼泪终究还是淌下来了，顺着眼角滑进耳朵里。但她没擦，就那么看着我，嘴角翘着，左脸一个酒窝。

我没说话。想说点什么，嗓子堵死了。我把她往怀里又搂紧了些，下巴搁在她头顶上，看着厨房窗外的月亮。

很大，很圆，跟九三年七月十六号那个晚上的月亮一模一样。

那一年我撩开碎花门帘，看到了她。

她醒着。

我们都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其实该发生的，一个都没落下。

创作声明：本文素材取自网络，由AI辅助、人工润色编撰，人物情节全系虚构，请勿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