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环境史的新边疆

环境史发展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其间经历数次范式转换。当下，环境史的研究出现新的取向，与此前的文化转向相较，这门学科走入一场新的物质转向。在另一方面，与此前的国族与全球史框架相比，环境史开始强调行星概念。新的思潮与概念接连涌入，环境史会循着怎样的路径走下去，眼下都还没有定论。然而正是这些尚无答案的追问，一次次把环境史引向它尚未抵达的新边疆。

2026年6月11日下午，“环境史的新边疆”学术沙龙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五号楼B113教室举行。本次活动邀请美国乔治敦大学校长讲席教授约翰·麦克尼尔（John McNeill）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包茂红教授担任引言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侯深教授、曹寅长聘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乔瑜副教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吴羚靖讲师担任与谈人。两位引言人结合各自的治学经历，分享了环境史的研究路径与最新动向；参会学者随后围绕跨学科方法、自然在历史中的角色，以及现代科学与地方知识的关系等话题展开深入讨论，共同畅想环境史的新边疆。

麦克尼尔教授的发言围绕三个方面依次展开：如何走上环境史研究、如何理解环境史的图景、环境史走向何方。他谈到自己早年接受较为传统的史学训练，博士阶段研究18世纪帝国史，转向环境史则始于一次偶然的机会。当时美国海洋生物实验室的生态系统研究中心正测算近五百年间全球植被固碳量的变化，急需历史数据，便邀请通晓西班牙语与葡萄牙语的他复原拉丁美洲的土地覆被变迁。正是这项工作让他意识到，历史学家同样能为“地球如何改变”这类宏观问题提供证据。而此后读到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的《哥伦布大交换》，则让他看到杂草、牲畜与疾病等非人因素也始终参与着人类历史的塑造。麦克尼尔教授借此向年轻学者强调，扎实的训练固然不可或缺，但学术道路上的转机往往出于难以预料的机缘，关键在于有所准备并把握机会。

由个人经历转入对学科的整体观察，他将环境史大致分为三种取向。最基础的是物质环境史，关注森林、动物、疾病乃至二氧化硫等真实存在、与人类相互作用的事物。它的考察时段可上溯至人类起源，史料也最为多元，除文献外还包括孢粉、冰芯、古DNA等自然科学证据，这也是他着力最多的方向。其次是文化与思想取向的环境史，考察人类如何想象、书写与描绘自然，依据多为传统文史材料，可上溯两千余年。第三种侧重政治、行政与法律层面，关注国家与社会如何介入人与自然的关系，因相关立法多属晚近，所涉时段通常仅限最近六七十年。

循着这一脉络，麦克尼尔教授进一步梳理环境史研究的三股趋势。其一是国际化。环境史常被视为发源于美国的学问，早期视野也多集中于美国西部，而今阿拉伯世界、俄国与东亚均已出现本土学者，原本相互隔绝的区域研究也因共同关切而展开对话。其二是跨学科化。自然科学证据愈发广泛地进入历史研究，例如14世纪黑死病由鼠疫耶尔森菌所致，正是凭借鼠疫葬坑遗骸中的古DNA才得以确证。但长于文本的史家往往不掌握这些方法，出路或在团队协作，或在培养文理兼通的研究者。其三是叙事重心的转移。早期环境史多聚焦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即所谓衰败叙事，近年来则有越来越多学者承认自然本身亦为历史的参与者，马匹、蚊虫乃至无生命之物都被认为在历史进程中留下了印记。在他看来，任何研究趋势都有其时限，年轻学者应及时把握动向，开拓新方向。

包茂红教授首先回顾了世纪之交以来环境史学界的几次集中展望。早在2001年，《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组织“回顾与展望”专栏，讨论环境史的整合路径；2003年美国环境史学会在普罗维登斯召开年会，以“环境史的新边疆：让‘边缘’主流化”为主题；《历史与理论》2003年推出“环境与历史”专号；2004年《环境与历史》的十周年特辑组织了非洲、美洲、澳洲、欧洲与中国的分区回顾；2005年《环境史》杂志以“环境史的下一步”为题组织笔谈；2011年慕尼黑蕾切尔·卡森中心又编成《环境史的未来：需求与机遇》文集。可见环境史学界历来有定期检视自身的传统。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环境史的未来取决于五对关系的平衡：作为历史学子学科与作为多学科研究场域之间的平衡、宏观主题与微观主题之间的平衡、悲观与乐观之间的平衡、纯学术取向与现实应用之间的平衡，以及历史学与环境科学双重诉求之间的平衡。他进一步指出，环境史仍有大量有待开垦的领域：就地区而言，俄罗斯、中东、极地乃至海洋（“蓝洞”），大多仍是“黑洞”；就时段而言，1880年以前的历史大多尚未充分展开；就主题而言，动物史、身体史、海洋环境史、欧美之外的城市环境史，以及1960年以来东亚的工业化，都是值得拓展的方向。

最后，包茂红教授从六个方面展望环境史的前景。理论上，核心仍是自然或物质环境的能动性问题，环境史应借此进入历史编纂的主流，建构一种超越传统人类中心史观的超历史（superhistory）；史料上，应更多借助自然档案与科学研究的新成果；方法上，应推进借助人工智能的多学科与跨学科研究；空间尺度上，可由亚洲环境史扩展至洲际、印度洋乃至行星层面；时间尺度上，可将视野自大爆炸延伸至当下，尤须留意1500年以前的历史，如拉丁美洲；专题上，他特别提到芯片与人工智能的环境史，并以台积电为例，指出其高能耗与环境代价值得专门研究。

两位引言人发言后，与谈环节随之展开。曹寅副教授长期研究商品、人员、制度与思想在中印之间的流动，正是在追问何种基础设施支撑这些流动时，他注意到在缅甸、印度的丛林与山地间修筑铁路、公路与运河，本身就是人与自然的持续互动。在他看来，环境史不应是一门自我封闭的子学科，而应是一种研究视角，政治史、思想史、国际史等看似与环境无关的领域，同样可以从环境的维度重新审视。

乔瑜副教授结合自己正在进行的太平洋物种交换研究，提出物种从不孤立存在，而是参与着碳循环这类更大范围的物质能量流动，因此物种交换的历史也不应停留在分布层面，而应深入其背后的机制。她主张环境史的出路既不在于固守由民族国家到全球的宏大叙事，也不在于完全倒向自然科学，而在于培养一种行星尺度的物质感知力，去追问一株植物如何以自身的化学成分、物理特性与生命历程，参与塑造地球的历史。

吴羚靖讲师主要从事英帝国环境史研究，她坦陈写作中最感棘手的是如何呈现自然的能动性，不愿把自然仅仅视为一种被取用的资源，而想揭示植物及其与生态系统的复杂关联如何在商品的历史中发挥关键作用。另一重困难则在于尺度，当视野由南印度转向印度洋，如何在区域内部的差异与整体之间求得平衡，始终是她思考的问题。

侯深教授回应了几位学者的发言，进而援引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指出今后所有的历史学都必然是生态的，每个人最终都会成为环境史学家，但这门学科若急于融入主流，也可能失去自身的身份与气质。在她看来，研究者虽然不断习得新的术语与方法，但终究仍是受过训练的历史学家，真正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叙事与科学方法之间取得平衡。她最后谈到，环境史仍在追寻“太阳底下的新鲜事”（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也正经历一场“大加速”（Great Acceleration），年轻一代的任务不是让它停下，而是推动它继续向前。

随后进入提问与讨论环节。围绕自然在历史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讨论颇为深入。麦克尼尔教授认为，能动性是个没有标准答案的哲学问题，能动者的门槛因对象而异，与其纠结抽象思辨，不如回到具体事实。他举例说，马与人同属最善排汗散热的动物，都能长时间运动而不致过热，正是这一常被忽视的生理共性，使人与马得以结成数千年的伙伴关系，并深刻影响了亚洲的政治与军事史。包茂红教授指出能动性过去被视为人类独有，如今现代科学发现黑猩猩、马等动物同样具备能动性，研究者应先梳理能动性概念自身的演变，才能据以求得新的理解。侯深教授坦言自己不使用能动性一词，但她仍然认为自然本身具有历史，是参与历史的一种基本力量。在她看来，真正重要的不是用哪个术语，而是呈现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不把自然写成一味被人类破坏的被动受害者。

话题还聚焦于跨学科研究中科学知识的运用。有同学提问，人文学者在征引科学文献时往往难以判断其是否可靠。麦克尼尔教授为此提出三条途径，一是与校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合作，二是查阅权威学者撰写的综述文章，三是在必要时自学相关科学，只是这一途径虽然可行，却极为费时。他进而提醒，科学知识本身并非一成不变，其稳定程度也因领域而异，例如天体运行的规律数百年来几乎不变，免疫学这类领域却常有新发现推翻旧结论。对此，研究者所能做的往往是采用当下的主流认识，并注明它未必经得起日后修正。包茂红教授则主张研究者亲身参与，一方面可以选修一门与研究对象相关的科学课程，以补足知识的缺口，另一方面不妨走向田野，在实地中发现真正有价值的题目。

讨论进而转向现代科学与地方知识之间的张力。侯深教授指出，现代科学虽由特定情境中的人所创造，不免带有偏见，却比地方知识更自觉地趋向客观，因此太平洋岛民关于海洋世界的想象固然瑰丽动人，值得当作故事看待，但要确知最深的海沟里栖息着什么，她求诸的仍是科学家而非传说。麦克尼尔教授表示自己也持相同看法，他举芭丝谢芭·德穆思（Bathsheba Demuth）的《浮动的海岸》为例，认为该书既严谨地书写鲸类科学，又呈现出原住民对鲸的理解，却始终不表明自己偏向何方，这种不轻易裁断孰真孰伪的写法耐人寻味。

讨论由此延伸到更深一层，即历史学家能否真正替他者发声。麦克尼尔教授回应说，我们永远无法真正从鲸或草木的视角书写历史，正如难以复原18世纪普通人的内心，但研究者只要正视这份局限而不被其束缚，带着这份清醒去尝试，依旧能创造出有价值的成果。此外，讨论还涉及太空环境史、人工智能对史学方法的影响等议题。

讨论临近尾声，与会学者就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议题继续交流。包茂红教授谈到，除了利奥波德式的“像山一样思考”，以及顺应自然之道以观照自然这两种取向，还可以通过极限运动，在身体与自然的对抗中感受二者的张力。麦克尼尔教授则谈到“Anthropocene”这一概念，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曾受邀为他的《太阳底下的新鲜事》撰写书评，后来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了“Anthropocene”，这一概念此后深刻影响了环境史对时间尺度与人类角色的思考。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而环境史这些年的求索，恰恰是要在这片古老的日光之下，寻觅真正属于这个时代的新鲜事。本次沙龙从两位引言人各自的治学之路谈起，延及环境史的取向、趋势与未来，又在与谈和问答间触及环境史发展的根本问题。这些问题与开篇的发问遥相呼应，也勾勒出这门学科正在拓展的边界。环境史的新边疆，正等待新一代研究者去抵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