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田琳子 等 | 重申人文主义——论AI时代人文教育与人文学科的未来

点击名片

获取更多行业资讯

刊载信息

孙田琳子，& 张亮.(2026).重申人文主义——论AI时代人文教育与人文学科的未来. 中国远程教育(5),21-36.

重申人文主义——论AI时代人文教育与人文学科的未来
孙田琳子, 张亮

【摘要】人文主义是启蒙运动的重要成果，它将人性从神性中解放出来，是教育中人的主体性确立的依据。人的主体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创造性，是现代教育和社会发展的基石。然而，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和全球“文科倒闭潮”引发了人们对人文学科和人文教育式微的焦虑，AI时代的人文教育该何去何从成为亟待思考的命题。“技术威胁论”和“供需适配论”解释了产生文科无用论的理论和现实根源。但对人工智能技术局限的分析显示，在教育中突破算法局限、实现意义构建、促进情感共鸣都需要人文价值引领。为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人工智能与人之间的三重关系，即分别把AI作为人文研究的手段、研究对象和合作“类主体”，阐释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后人类协商”范式。基于此，本研究提出未来人文学科发展要以人文教育为落脚点，从教师的角色转换、学生的培养目标、学科的建设方向等方面探讨AI时代人文教育的发展图景，呼吁人文工作者应把握技术冲击下的发展机遇，积极识变、应变，在新时代人文学科的范式转型中寻求突围路径。

【关键词】人工智能; 人文教育; 人文学科; 价值对齐; AI时代

自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至今，“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概念已诞生70周年。纵观人类文明史，尼古拉•哥白尼（Copernicus, N.）的“日心说”打破了神创秩序，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Darwin, C. R.）的“进化论”冲击了宗教信仰，阿尔伯特•爱因斯坦（Einstein, A.）的“相对论”颠覆了时空本质。……如今，人工智能作为第四次科学革命的重要发明，经历了图灵测试后再一次挑战人们的传统认知，我们正逐渐从人类中心认知范式迈向人机协同的新历史阶段——“AI时代”。当前，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接受度从抵触排斥、缓慢适应，已然过渡到身处一个与AI共生共进的技术泛在化环境。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正如查尔斯•狄更斯（Dickens, C.）所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Dickens, 1859, p.1）。

随着技术日新月异，人工智能不断颠覆人们的社会生活，教育领域也难逃这场变革风暴。近两年，从哈佛大学取消30余门文科课程，到清华大学缩减文科招生规模，再到各高校撤销或合并“实用性”不强的文科院系，在全球范围内似乎掀起了一阵“文科倒闭潮”，引发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关注和深思。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4年期间，我国有33所高校专业撤销总数达到40个以上，其中文科专业占比63.6%（阙明坤 & 倪涛, 2025）。在新兴科技快速迭代的大环境下，“人文危机”“文科衰败”等陈词滥调再度甚嚣尘上，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人文工作者的集体恐慌。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实现社会生产力的整体跃升，然而，文科的“缩水现象”构成了当代人文教育的真正威胁。为此，需深度剖析时代发展与学科建设的根本矛盾，理性思考AI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文学科，未来的人文教育如何开展，坚守抑或革新，如何识变应变，怎样在时代困局中寻求突围路径，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

一、

AI时代“文科无用论”的再度审视

一般而言，技术的发展史都伴随着人类的恐惧史。在技术如空气般存在的AI时代，当科技加速发展与学科适应发生断裂，存在论和主体性危机激起人文工作者的不安，我们需要直面这一时代课题。

现代社会将人类知识和学术领域划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其中“人文科学”（human sciences）在国内学界有时也称作“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宽泛意义上是指一种围绕“人”的跨学科研究（祝东力, 2024）。基于此，人文教育是一种旨在培养“完整的人”的教育哲学和实践，可以说，人文学科是实现人文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手段。当前，科学主义盛行，人类对物质世界的改造决心致使对人文意义阐释的淡漠，人文学科因“非实用学科”被推上风口浪尖。现今，面对人工智能引发的人文焦虑，到底是谁在焦虑、为何焦虑？从问题本质来说，是技术对人的影响，受历史、文化、社会等多元因素牵连，在此，从“技术威胁论”和“供需适配论”两方面进行梳理和解析。

（一）技术威胁论：人工智能是否能取代文科教育？

从技术发展史看，每一次生产工具的跃迁都会引发人类的价值危机。柏拉图（Plato）在《斐德罗篇》中记录，书写技术的出现削弱了人类的记忆能力（柏拉图, 2003, p.137）；中世纪机械钟表的普及被指责为“亵渎上帝的时间”；英国纺织机器的发明被拒斥为“夺走穷人的工作”。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时代”）的卢德运动，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时代”）的新浪漫主义思潮，钩沉人类科技史可知，科学技术的每一次指数级飞跃，几乎都伴随出现周期性的人文焦虑和社会阵痛。近年来，智能技术取代人类的社会新闻层出不穷，技术的负效应在媒体舆论的发酵和放大下引发了集体恐慌。有调查显示，大多数关于AI伦理安全和社会影响的报道，其中负面情感占比均超过70%，媒体倾向于扮演“警示者”的角色（刘清民 & 王芳, 2025）。“失业风险”“虚假信息”等负面报道不断加重公众对技术风险的感知。教育领域尤为突出，学生日益依赖DeepSeek、ChatGPT等技术完成作业，形成“认知外包”现象，这不仅对注重训练听说读写技能的人文学科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也催生了“文科教师即将失业”的传闻。人类独有的认知特权和主体能动性，正逐渐被技术的替代性与使能性削弱。面对技术对知识垄断的瓦解和对社会权力的重构，人们会出于原始本能保护自身劳动价值免被技术异化，换言之，人文体系对生产力发展的调适需要代际更替的缓冲时间。

（二）供需适配论：文科教育难以回应市场变迁？

文科专业的削减本质上是高等教育适应社会发展需求而进行的学科结构优化。从供需关系来看，文科人才培养规模与社会实际需求之间存在明显错配。数据显示，2022年人文学科类本科招生占比仍高达48.0%（中国教育在线, 2025），而同年人文学科毕业生的就业签约率仅为12.4%（陈怡帆 等, 2022）。造成这一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原因与文科专业扩张的历史背景有关。在高校扩招阶段，因开设成本相对较低，无需实验设备、机器等硬件，文科专业不断扩张，导致之前培养的大量文科人才供大于求，文科类岗位趋于饱和，如今缩减规模也只是就业市场自发调节的“均值回归”。更有调查显示，平均每一千个工人中增加一个机器人，就业率就下降0.2%，意味着有2名工人要失业（Acemoglu & Restrepo, 2020），技术进步加剧了文科生的就业压力。此外，国家在人工智能布局和国际科技竞争中的战略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高校为配合工业化和产业升级需要，持续增设理工科专业及新兴交叉学科，对应用型、技术型人才需求量增加，文科专业的建设投入难免受到一定程度的结构性挤压。

概言之，在人工智能冲击下，人文工作者会产生职业替代、学科衰败、行业迷茫、伦理失范等技术焦虑现象，其深层结构矛盾在于智能技术改变了人文知识生产方式，打破了人文学科壁垒，重构了社会人文需求，引发了一系列生存不适性症状。人文学科是人文教育的内容和载体，“文科无用论”加深了人们对人文教育式微的担忧。但站在技术进步和教育发展的转折点上，与其说是挑战或威胁，不如积极拥抱技术，正确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局限，重新阐释人与技术的关系，以人文价值观引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方向。

二、

人文主义对人工智能发展的价值引领

从希腊哲学到文艺复兴，从五四新文化到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飞跃，都离不开人文火种的照亮。人文主义提倡从人的经验、情感和主体性去理解世界，主张技术应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如果说技术是工具，那么人文主义价值就是决定工具如何被使用的“行动指南”。

（一）突破算法局限需要人文价值引导

从技术自身局限来说，目前很多所谓的“AI创新”都停留在算法和部署层面，在认知建模和智能本质方面缺乏真正的原创性突破，学界主要依赖回顾性分析，预测能力接近零。AI未来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在于社会复杂系统，例如，人口统计、政策、文明和价值体系，运用模拟和建模将这些问题带入可测试、可验证的科学领域，而这些领域传统上正是由人文学科处理的（朱松纯, 2025）。又如，自动驾驶汽车在面临“电车难题”时，是出于伊曼努尔•康德（Kant, I.）的“道义论”立场，避免功利目的牺牲个体权利，抑或是基于杰里米•边沁（Bentham, J.）的“功利论”视角，使道德决策更符合结果的效益最大化。如何权衡轻重让机器行为既尊重规则又关注结果，实现最大程度的“向善”抉择，已不再是技术层面需要解决的算法问题，而是属于人文学科的讨论范畴。

（二）实现意义建构需要人文学科参与

从意义阐释视角来说，看似公正客观又具有“人性”的大语言模型技术，并不理解文学作品的深刻含义，只能通过数据检索、上下文“填空”、强化学习和模式识别生成文字信息的最佳组合，其符号表征的内在价值也只是“囫囵吞枣”“一知半解”。注重实用性的逻辑思维固然重要，但阐释整体性的辩证思维不可或缺。无论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L.）的语言哲学，还是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Gadamer, H.-G.）的哲学解释学，都表明再强大的翻译机器也无法真正诠释威廉•莎士比亚（Shakespeare, W.）经典著作的语言意境。即使能够分析《哈姆雷特》的叙事结构，却无法体验“生存还是毁灭”的终极追问。大语言模型可以处理海量文本，但无法穷尽所有解释的可能性，仅仅模仿语言统计模式，但无法真正参与“语言游戏”或体验“生活形式”，它从多维视角阐释多样性，但最终仍需人类判断其意义。也就是说，在技术不断更迭的AI时代，人文学科才是未来真正不可取代、难以突破的领域。

（三）促进情感共鸣需要人文精神指引

从情感价值来看，智能技术产品的价值嵌入和伦理规范都需要哲学、法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的前瞻把关和人文价值的规训反思。“AI人文训练师”“AI伦理研究员”“AI叙事设计师”等新职业就是为算法注入人文情感和伦理价值的，通过反复“喂养”、模型训练、强化算法的价值观，教会AI回答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使其更具同理心、人情味和想象力。从人机对立的价值嵌入到人机一体的价值对齐，从崇尚独断的技治主义到提倡协商的技术民主，最终实现算法自身与公序良俗、人类价值观及偏好对齐，是未来亟待攻克的难题（孙田琳子 等, 2025）。在技术狂飙的时代，社会更需要人文精神的“方向盘”和“指明灯”，算法编织的僵局终将需要用人文的方法论来破解，或许文科的“无用之用”恰是这个时代的核心刚需。

一言以蔽之，人文学科的底气是解决带有根本意义的重大问题。我们的研究不应局限于跟在别人后面做出诠释，而是站在学科高处放眼瞻望，从后置反思性研究走向前端展望性规划，从人文研究的内容范畴上升至人之所以为人的“元探究”（陈众议 等, 2024）。当技术试图用算法和效率统摄一切时，对意义的阐释、对差异的兼容、对情感的培养、对价值的慎思都是人文思辨不可替代性的具象化，人工智能无法达成的地方正是人类将此次危机转变为机遇的关键转折点。要为这一转折做好准备，我们需要重新阐释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

三、

人与人工智能之间关系的重新阐释

弗里德里希•黑格尔（Hegel, F.）用“哲学战场”这一比喻揭示了哲学理论发展的动态性和冲突性，在批判和否定的鞭策下，不断突破旧有框架，追求新的真理。在前所未有的“高技术”革新时代，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后人类协商”范式，人文研究从工具性认知向反身性批判转变。面对时代新问题，可借用哲学反思视角和批判思维进一步梳理其内在规律。既然智能技术的出现触发了当代人文工作者的深层焦虑，在此，基于技术哲学立场重新审视二者之间的“人—技术”关系，并对未来人文学科的发展形态进行勾勒与展望。

（一）技术中介论延伸：以AI作为手段认识客观世界

马歇尔•麦克卢汉（McLuhan, M.）的媒介理论指出技术延伸了人的感官；唐•伊德（Ihde, D.）从后现象学视角，聚焦技术在人与世界之间的“中介”角色提出“技术媒介论”；保罗•维贝克（Verbeek, P.）认为通过技术的价值嵌入调节人的道德行为和决策，技术作为中介塑造了我们与世界的意向关系，将单向感知的“技术媒介论”演进至双向塑造的“技术中介论”；贝尔纳•斯蒂格勒（Stiegler, B.）认为人必须通过不断发明创造技术的“代具”角色来弥补先天的缺陷，从而不断寻求新技术的存在。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人工智能的出现恰恰弥补了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从而点明了技术发展的补救性思路与内在逻辑自洽（孙田琳子 & 沈书生, 2019）。实际上，从技术媒介论到技术中介论，再到技术补偿论，虽看似实现了从微观到宏观视角的思想跃迁，但都建立在功利主义的思维方式下，将技术当作认识客观世界、与世界建立联系的工具或手段，此时的技术是作为被利用、被控制、没有主观能动性的人造物，实用和效率是工具理性的价值尺度（孙田琳子, 2021）。在“人—技术”关系中，主体人表现出较强的主体性和单向主导性，人工智能的输出和结论需要经过人类大脑的解读和阐释，这会形成一种通过技术手段帮助人们认识客观世界并可以自主驾驭技术的认知范式，人工智能被视作人类延伸自身认知的工具，突破人类感官局限，实现认知能力的革命性拓展。

毋庸置疑，人文工作者在人工智能的助力下大幅提升了工作效率，拓展了传统人文研究的边界。人工智能的工具主义取向促使传统人文研究主要在两个层面发生转变。一是重构数字人文方法论，建立量化与质性相统一的跨学科人文实证主义。文本挖掘技术使得批量处理海量文献成为可能，视觉分析技术高效精准勾勒知识图谱，驱动人文研究方法的范式革新。人文研究者在人文批判性的基础上充分释放技术潜能和优势，在传统解释性、描述性研究的基础上融合了技术加持的实证性研究，通过计算方法扩展知识粒度，将潜在的、抽象的概念转变为可计算的、可操作的变量，帮助研究问题实现变量转化、数据显化和精准测量，让人文研究更具确定性、普遍性和推广性。二是拓展知识交互认识论，推动传统知识生产及传播方式革新。虚拟现实让历史场景沉浸式再现，情感计算深度刻画人类情感，区块链技术保护个人知识产权，全息投影技术打造3D数字博物馆，全方位实现多模态知识传递、跨学科知识融合与可视化知识表征。这些人工智能关键技术开启了人文领域新的问题域，在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等多学科交叉背景下，让文、史、哲等传统人文知识焕发新的生命力。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已从工具性应用深入到对人类认知结构的干预，人文工作者还需警惕过度依赖技术可能会深陷“认知外包”的泥潭，削弱主体的学习能动性和自主性，就如同我们过于依赖GPS导航技术导致记路能力的退化。调查显示，62%的管理者倾向于使用AI做出大部分决策；46%的决策者在决策时更依赖AI而非同行建议（Confluent, 2026）。关于认知能力与算法使用的研究显示，过度使用社交媒体与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mPFC）厚度减少相关（Montag et al., 2021），而vmPFC厚度减少可能削弱个体的决策能力（Schneider & Koenigs, 2017），从而加剧对外部工具的依赖。因此，人文工作者要坚定自身的主体性地位，把握人工智能的工具性定位，保持清醒独立的逆向思考能力，具备深度阐释的解构能力，杜绝被技术反向驯化的认知风险。

（二）后人类主义批判：以AI作为对象进行人文研究

从苏格拉底（Socrates）的“认识你自己”到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人是理性的动物”，从勒内•笛卡尔（Descartes, R.）的“我思故我在”到黑格尔的“人是历史和精神发展的产物”，从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Nietzsche, F. W.）的“超人”到让-保罗•萨特（Sartre, J.-P.）的“存在先于本质”，这些论述论证了在不同历史境遇下人的主体性问题（刘金波, 2025）。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类置于其他非人类存在之上，后人类主义通过解构人的神话，对人类中心主义建立的权威提出质疑，为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黄贺, 2023）。在后人类主义立场下，人文研究者借助他者思维将人工智能本身作为认知客体进行人文研究，从人文主义视角对人工智能“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开展本体论研究。传统人文研究的对象一般是具有明确意向性的实体，如作品、历史、群体、行为、现象等，运用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单一学科理论和方法即可完成研究工作的推演。人工智能的出现挑战了人文研究对事物透明性、确定性和普遍性的要求，不同于传统技术人工物，人工智能超出人类直观理解的算法黑箱和运作逻辑，都表现出难以捕捉的动态特性，甚至其行为本身是否具备可被解释的“意图”都有待商榷。

传统技术哲学从他者视角不断追问技术的本质。马丁•海德格尔（Heidegger, M.）基于存在主义立场把现代技术归结为“座架”，技术通过“促逼”将自然和人类纳入可控的秩序中；阿尔伯特•伯格曼（Borgmann, A.）从实践哲学的角度将技术归结为“装置”，并指明其难以取代传统“聚焦物”的社会文化属性；刘易斯•芒福德（Mumford, L.）从政治学角度视其为“巨机器”，是由人构成的权力系统；赫伯特•马尔库塞（Marcuse, H.）把技术归结为“意识形态”，批判技术标准化生产以致“单向度的人”；雅克•埃吕尔（Ellul, J.）将技术作为“自主系统”，逐渐脱离人的掌控自由扩张。此外，科幻文学作品中寄托了“超级智能”的乌托邦情结；政策文本的制定隐喻了技术社会中的权力结构；媒体报道暗藏引导大众意识形态的技术风险；伦理学者前仆后继探究技术决策的道德困境；数字民族志观察了人类如何与AI互动的社会文化意义。总之，人文研究者通过反身性批判和现代性语境，都指向现代技术是科学、文化、政治、经济等综合因素交织建构而成的复杂体，其思想撷英看似研究技术人工物的表象问题，实则反映了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镜像关系，仍属于人文学科研究的讨论范畴。

传统人文学科经典问题的研究逐渐趋于饱和，越来越智能的新技术开辟了未知讨论域，研究对象已然是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体，随着难度不断升级，传统的研究框架无法涵盖层出不穷的时代新问题。例如，智能聊天机器人能否被视为一种“拟主体性存在”，我们在研究中是应该将它视为“人”还是“物”。实质上，人类语言包含语言形式和语义内容，即语法和语义，但机器语言只能推理语言形式，并不理解语义内容，因此，机器输出的文本结果常常出现词不达意的现象。比如，人工智能可以按照形式逻辑的“三段论”结构进行严格的语言推理，“大前提：所有人都会死亡；小前提：苏格拉底是人；结论：苏格拉底会死亡”，但机器却不理解推理内容的具体内涵，并不知道苏格拉底是谁，人又是什么概念。心灵哲学代表者约翰•罗杰斯•塞尔（Searle, J.R.）的“中文屋思想实验”也验证了这一点。故此，我们常处于一个混沌又充满悖论的工具系统之中，教师的教学评分由不懂教育理念的智能机器给出，学生的学习成绩来自没有学习能力的算法判定。再者，我们将人工智能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人文分析时，传统的人文研究方法和理论是否还适用，以及在操作层面能否使用智能技术辅助手段推进研究，以免陷入用AI研究AI的“自证”循环陷阱，这些都是AI时代人文工作者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

（三）赛博格伦理实践：以AI作为“类主体”共创人文世界

随着人工智能的自主性提高，技术不仅是一种静态的工具或客体，更是与人动态互动、共生共构、在具体场景中持续生成意义的主体间性存在（林敏 &吴雨宸, 2025）。1985年，唐娜•哈拉维（Haraway, D.）的“赛博格宣言”构建了一种人体与机器构成的混合有机体，打破了身体与技术的传统边界（Haraway, 1991, p.149）。安迪•克拉克（Clark, A.）和大卫•查尔默斯（Chalmers, D. J.）在1998年提出一种基于因果耦合的对等原则来论证认知的延展，又称为“意识延展论”，它可以与主体本身相互补充、共同演化，以增强我们认知层面的目标，反向塑造我们的行为（Clark & Chalmers, 1998）。有学者借由法国人类学家阿兰•乐比雄（Le Pichon, A.）的思想，提出超越“主体间性”的“跨主体性”概念，可理解为人类与技术或可能产生的新主体们“互为主体性”（赵汀阳, 2023, p.356）。伴随技术能动性显化，AI自身所具有的这种自我学习、自主自抉特性，又呈现出某种智能主体活动的特征，并使其鲜明地区别于其他一切自然物与人造物，即“类主体”，指其具有类似主体的某些自主自抉特征，但并不是主体（高兆明, 2019）。具有“类主体”属性的智能体不再仅仅是人类的工具，人机边界逐渐模糊化，慢慢形成人和技术共生的赛博格新形态：一方面，技术介入人类身体成为获取感知、认知行动、社会关系等维度延展的一部分，共同构建对客观世界的感知、认知和创造；另一方面，智能技术构成了主体人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情境背景，塑造人文知识生产的文化场域和数字场景。如今，人与机器不断对话、视域互鉴，传统作品在现代科技赋能下被重新激活，DeepL协助诗歌创作，MidJourney转化视觉艺术，Grammarly修正文本语法……机器在提示词的点拨下开展创作任务，形成一种“人机共创”的分布式主体性。尤其是脑机接口实现了人脑与外界设备的信息交换，人机交互渐入海德格尔所描述的技术“上手”状态，如渐冻症患者通过眼动仪表达思想，即人与机器共同建构的综合体认知产物。

人工智能引发的最根本问题是主体性问题，赛博格形成了人机合一的新型主体，超越了传统人文主义“主体—客体”二元对立论的主体观，物质和文化、技术中介之间都不是辩证对立的，而是相伴连续的关系（孙玮, 2024）。“人—技术”关系走向布鲁诺•拉图尔（Latour, B.）所说的行动者网络系统，在动态互动中共同塑造彼此的存在方式。现代技术哲学家娄•马里诺夫（Marinoff, L.）提出柏拉图“洞穴比喻”2.0版本，认为现代智能技术挟持并控制了人类意识，我们如囚徒生活在一个由智能媒介塑造的虚拟“牢笼”之中——墙上“倒影”（即屏幕前）的虚拟世界。如今，人们身处一个人与技术共同创设的“泛智能”信息场域中，人与技术的关系犹如鱼与水不可分割。智能技术解放人脑本要承担的繁杂细节之苦，争取更多的自由时间和自在空间，使得广泛意义上的数字共同体的出现具备了潜在可能性，进一步促使全人类迈向联合（石超 & 王英明, 2024）。《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指出，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向人机协同模式转变，探索建立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组织形式”（国务院, 2025）。未来，伴随人机交互的深入逐渐勾勒出全新社会科学景象，人与AI共创的人文世界势必孕育巨大的发展前景，衍生出“文化遗产AI活化”“脑机接口辅助创作”“情感计算社会学”“虚拟人类学”“跨物种语言学”“后人类伦理学”等新兴领域与前沿问题。

智能时代的人文创新往往存在于人与技术的辩证对话中。但仅靠技术性智能“计算”出来的作品，无以创造瓦尔特•本雅明（Benjamin, W.）所说的艺术“灵韵”，无从编织出马克斯•韦伯（Weber, M.）所说的“意义之网”。如果没有赋予价值认知，那些电子屏幕上的像素不过是一堆无意义的符号排列（欧阳友权, 2025）。故此，人机协同共创人文世界时，需保持“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双重认知能力，既要抽离观察，也要理性判断，这正是人类主体性和亲身性的高级体现。

四、

AI时代人文主义的当代重申

AI时代的人文教育应如何开展，人文学科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将发挥怎样的作用，既关系到教育的未来走向，也关系到人与技术复杂关系中人的生存境况。人文主义是启蒙运动的重要成果，它将人性从神性中解放出来，是教育中人的主体性确立的依据。人的主体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创造性，是现代教育和社会发展的基石。面对第四次科学革命的强烈冲击，我们重申教育中的人文主义，以人文价值引领AI时代的教育发展和人文学科建设。

（一）从知识传授到价值创造：人机协同下教师的角色重构

这个时代，我们还需要文科教师吗？来自哲学圈的经典黑色幽默——“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米兰•昆德拉（Kundera, M.）借此哲思谚语批判人类理性的自负，也阐明人类思考的价值不在于以获得答案为终点，而是保持对未知世界的敬畏与开放。鉴于此，只会整合人类已有知识的智能机器并不能替代教师成为获取和生产新知识的工具。事实上，如前文所述，在AI时代，文科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了。反观就业市场与高等教育的供需对接，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冲刷了曾经依赖书写能力的文学、语言、艺术等人文学科，还对依托技术工具生存的理工科造成不小打击，代码编写、工业设计、数据分析等这些基于技术的重复性工作也将被AI高效替代，墨守成规的程序员也要面临“饭碗不保”的困境。归根结底，不论文科还是理科，当下重复性、机械性的工作都终将被机器取代，而具有批判性、创造性的研发工作一时难以被撼动。纵观人类历史长河，从体力节省到思维外包，每一次科技的进步似乎都源于人类本能的懒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让人的惰性行为更加便利。这也就意味着，优绩主义之下，未来精英教育和社会分层现象会逐步加剧，技术异化酿成不愿主动思考的人创造力衰退、自主性丧失，而具有真正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更易脱颖而出。

作为教育者，我们不能拿自身短板与人工智能的长板硬磕，而是要着力强化AI不能取代的能力，形成协作互补、合理分工的育人合力。例如，新涌现的中学英文作文“人机双评”批改模式就是将词汇、语法等客观评分交给机器批改，而观点、态度等主观评分交给教师负责，实现教育教学中人与技术的优势互补。借助AI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帮助教师分担重复性知识传递和流程化教务工作，教师角色从知识传授者转向育人体系构建者，核心职责从授业、解惑转向批判性思维培养、情感态度互动、人文价值引领以及提升跨学科学习的元能力。概言之，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师若能时刻积极发挥自身能动性，把AI当作创造价值的工具，或是共创价值的“合伙人”，而不是让其承托所有价值本身，就不再惧怕会有被机器“抢饭碗”的那一天。

此外，人文工作者在拥抱技术浪潮的同时需勇于革新研究范式和研究领域，将AI视为未来人文研究的工具、对象或“合伙人”，形成“人类智慧+人工智能”的协同研究机制，注重提升技术理解力、方法创新力和价值判断力，在方法论创新中保持人文精神的引领性，挖掘新兴学科生长点，构筑人文学科的新样态。

（二）从分科思维到通识教育：因材施教下学生的培养转向

这个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自1952年建立全国统一高考制度以来，国家为培养特定领域的人才，开始形成文理分科的教育传统，关于文理分科存废的争论也一直延续至今。在长期分科思维下，学生难以建立跨学科的视角，文科生易缺乏科学思维，理科生易忽视人文素养，由于这样的局限性，教育体系培养出一批批具备应试能力的“偏才”与“专才”。事实上，知识是整体贯通而非对立割裂的，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不能简单地“一刀切”，特别是当下人工智能引发的许多复杂问题往往需要多学科知识协作解决。此时，破除文理思维边界，跨学科培养“完整的人”显得尤为重要。此外，由于学生结构变化、社会需求转变和智能技术冲击，当前我国文科教育迫切需要进行系统性变革（张亮, 2026）。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5年未来就业报告》指出，人工智能促使将近40%的工作技能正在发生转变，我们更要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韧性、灵活性、敏捷性等“可迁移能力”以适应未来瞬息万变的职业环境（Leopold et al., 2025, p.6）。通识教育又称“通才教育”，最早由19世纪人文主义学家皮埃尔•弗吉里奥（Vergerio, P. P.）提出，目的是培养学生博学多才、融会贯通的能力。不论是古希腊“七艺”课程，还是儒家“六艺”技艺，正如亚里士多德主张“自由人教育”，又如我国古人所云“博览古今为通人”。可见，通识教育是一种超越功利性和实用性的人文教育，以培养“大思想家”为终极目标，强调“育人”本质而非“教学”功效，弥补专业教育的缺失，打通所有学科知识壁垒，让学生站在不同认知维度去理解世界，培养出智能时代下兼具专业深度与人文厚度的未来公民。AI时代，我们更关注的不再仅是学生的学习，而是他们的成长。通识教育还原“以人为本”的教育本质，顺应人的自由成长，挖掘不同学生个体自身的潜质与能力。一方面，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加持下，孔子的“因材施教”教育理想得以照进现实，精准分析每个学习者的需求和风格，制定个性化学习路径和分层教学体系，破解“规模化与个性化”培养的悖论；另一方面，大力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从中小学到高校逐层打造AI通识体系，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理解、适应我们所处的智能时代，掌握基本AI实操应用能力，培养推理、辨析、质疑、反思等批判性思维，抵御技术依赖、异化等风险，“专通结合”培养“AI+人文”复合型人才。

目前，很多高校虽已大力推行AI通识教育，但要解决通识教育的实效性问题，除了课程体系顶层设计的持续优化，还需以评价为抓手，既要避免重蹈应试教育覆辙，又要达到保障、激励和提升教育质量的效果，这就需要探索过程性、追踪性、多元化的通识教育评价体系。

（三）从学科本位到育人导向：面向智能时代的新文科转型

这个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科？当前，传统人文教育范式在人工智能的冲刷下面临合理性、价值性等多重质疑。在工业化学科分类体系下，传统文科呈现出“学科本位”的固有特征，工具理性主导的实用逻辑和价值理性引导的人文逻辑长期彼此割裂，通过专门化课程体系培养专业化人才，不可避免地沦为应试教育的“流水线”产物。传统文科建设常常脱离现实需求，文科毕业生难以满足人才市场需求，长期以来，知识体系滞后、培养模式单一、评价机制脱节等沉疴宿疾导致人文教育的不适性。在智能时代，“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我们都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如今，科学技术不断重塑人类社会，“数字人文”的兴起表明知识生产不再囿于泾渭分明的学科边界，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离不开跨学科视域的通力合作，文科建设正朝着“育人导向”的范式转型。

斯坦利•费什（Fish, S.）对数字人文的神学隐喻揭示数字人文的当代价值不在于“以技炫技”，而是在量化和阐释之间找到辩证融合的共生点。当前，“新文科”建设方兴未艾，我们要以文科自身专有学术、学问、知识为立基点，以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中国话语为统领，以学术创造、教育教学、社会服务为实践表现，带动文科重建新思维、新范式、新格局（龙宝新, 2021）。具体而言，一是将AI技术作为手段赋能原有教育模式，从理念、方法、策略和评价等要素入手，变革人文教育教学形态。例如，历史课上用虚拟数字人再现古人形象，地理课上借助信息系统进行时空分析，文学课上通过文本分析挖掘语义网络，在科学高效的技术辅助下解放教育生产力，焕发人文教育生机。二是将AI作为合作者开展人机协同教育，从认知互补、情感交互、技能培养等维度重塑人文教育生态。比如，教育机器人批改作业，智能学伴分析学情，“AI助教”课后答疑，教师则负责课堂引导、价值探究与情感交流，在人机分工协作下探索“AI+新文科”融合发展路径。三是立足人文教育原有优势，培养适应未来科技社会的人才，提升学生技术适应力、人机协作力与终身学习力，通过逻辑训练锻炼科学思维，借助哲学启思认知科学规律，依托伦理教育引领科学价值。为回应新兴技术对人文教育的颠覆性挑战，我们要打破学科壁垒，以问题为导向，重组跨学科知识体系；促进研究范式转型，将传统人文思辨与计算科学方法创新融合；强化理论研究的实践价值，形成新文科价值观引领、对齐、迭代的升级闭环，借力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新文科高质量建设。

人文学科的根本价值是通过不同形式来提供社会以善的基础标度，并通过人文教育在代际间传承善，这也是人文学科应该始终坚守的根本底线（何哲, 2024）。不管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齐平的“奇点”预言是否来临，庄子“无用之大用”的东方智慧依旧不衰，大道至简，万物归一，人类终将回归“人之为人”的根本问题。AI时代，困守一隅的人文学科须依托人文教育载体，一代代传递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的文明“火种”，沿袭本雅明的历史“星丛”，在算法逻辑与诗意栖居之间保持平衡张力，在改造世界和阐释世界两套系统中超越认知边界。

参考文献

柏拉图. （2003）. 斐德罗篇（王晓朝 译）. 人民出版社.

陈怡帆， 潘俊文， & 杨芸. （2022-6-22）. 985文科生找工作的九个月： 一职难求，却拒绝了30万年薪的学校工作. 中工网. https://www.workercn.cn/c/2022-06-22/6987488.shtml

陈众议, 聂珍钊, 金莉, 傅修延, 尚必武, 何成洲, 吴赟, & 曾艳钰. （2024）. 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学科建设：挑战与机遇.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2）, 97-112.

高兆明. （2019）. 主体与类主体：人类如何与AI相处？——以波音737MAX坠机事件为例. 哲学分析（6）, 4-13, 191.

国务院. （2025-8-26）. 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508/content_7037861.htm

何哲. （2024）. 人工智能时代人文学科的坚守与发展.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 66-74.

黄贺. （2023-8-14）. 后人类主义的解构性与建构性. 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4211414173353007&wfr=spider&for=pc

林敏, & 吴雨宸. （2025）. 教育技术研究的四种理论取向. 开放教育研究（3）, 26-34.

刘金波. （2025）. 雅努斯：“脑机接口”后的人和自然. 新闻与传播评论（3）, 1.

刘清民, & 王芳. （2025）.框架理论视角下人工智能风险的社会建构：基于事件新闻文本挖掘的分析. 图书与情报（3）, 66-79.

龙宝新. （2021）. 中国新文科的时代内涵与建设路向. 南京社会科学（1）, 135-143.

欧阳友权. （2025-6-7）. 人工智能带给文学的三道选择题. 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34053808946701136&wfr=spider&for=pc.

阙明坤, & 倪涛. （2025）. 高校“文科倒闭潮”：现象省思与未来展望. 北京教育（高教）（10）, 25-30.

石超, & 王英明. （2024）. 数字工匠主体性何以可能？——人与技术的交互构造与共生前景. 社会科学动态（11）, 73-78.

孙田琳子. （2021）. 人工智能教育中“人—技术”关系博弈与建构——从反向驯化到技术调解. 开放教育研究（6）, 37-43.

孙田琳子, & 沈书生. （2019）. 论人工智能的教育尺度——来自德雷福斯的现象学反思. 中国电化教育（11）, 60-65, 90.

孙田琳子, 徐智, & 张亮. （2025）. 从技治主义到技术民主：教育人工智能价值对齐何以可能. 远程教育杂志（2）, 3-9, 30.

孙玮. （2024）. 破域：数字时代的媒介论. 中国社会科学（6）, 143-161, 207.

张亮. （2026）. 面向未来大力推进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与教学模式改革. 中国高教研究（5）, 12-14.

赵汀阳. （2023）. 跨主体性.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中国教育在线. （2025-3-31）. 文科式微，高校何为？中国教育在线. https://gaokao.eol.cn/news/202503/t20250331_2661287.shtml

朱松纯. （2025-4-1）. “中国的AI叙事”存在认知偏差.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网站. https://www.igcu.pku.edu.cn/info/1026/7185.htm

祝东力. （2024）. “人文”的含义与人文科学的历史——兼谈AI时代的“人”. 文艺理论与批评（6）, 4-19.

Acemoglu, D., & Restrepo, P. (2020). Robots and jobs: Evidence from US labor marke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8(6), 2188-2244.

Clark, A., & Chalmers, D. J. (1998). The extended mind. Analysis, 58(1), 7-19.

Confluent. (2026). Quick thinking 2.0-Balancing AI, instinct, and insight. Confluent. https://www.confluent.io/resources/report/quick-thinking-2026/

Dickens, C. (1859). A tale of two cities. Chapman & Hall.

Haraway, D. (1991).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Routledge.

Leopold, T., Di Battista, A., Játiva, X., Grayling, S., Li, R., & Sharma, S. (2025). Future of jobs report 2025. World Economic Forum.

Montag, C., Zhao, Z., Sindermann, C., Xu, L., Fu, M., Li, J., Zheng, X., Li, K., Kendrick, K. M., Dai, J., & Becker, B. (2021). Internet communication disorder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human brain: Initial insights on WeChat addiction. Nature Communications, 12(1), 1-10.

Schneider, B., & Koenigs, M. (2017). Human lesion studies of the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Neuropsychologia, 107, 84-93.

Voinea, C., Vică, C., Mihailov, E., & Savulescu, J. (2020). The internet as cognitive enhanc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26(4), 2345-2362.

Reaffirming Humanism: On the Future of Humanistic Education and the Humanities in the AI Era

Sun Tianlinzi, Zhang Liang

Abstract:Humanism is a significant achievement of the Enlightenment. It liberates humanity from divinity and serves as the basis for establishing human subjectivity in education. Human subjectivity, along with the creativity it engenders, forms the cornerstone of modern educ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global “humanities closure wave” have triggered anxiety about the decline of the humanities and humanistic education. The future of humanistic education in the AI era has become a pressing question. The theories of technological threat and supply-demand mismatch explai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oots of the “humanities are useless” argument. However, analysis of the limit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shows that overcoming algorithmic limitations, facilitating meaning-making, and promoting emotional resonance in education all require the guidance of humanistic values. Therefore, we need to re-examine the three-fold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humanity: viewing AI as a tool for humanities research, a research object, and a collaborative “quasi-subject,” respectively, and elucidating the shif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technology from “anthropocentrism” to a “post-human negotiation” paradigm. Based on this,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ities should focus on humanistic education. The study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landscape of humanistic education in the AI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achers’ roles, the cultivation objectives for students, and the direction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t calls on humanities practitioners to seize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brought about by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ctively recognize and adapt to changes, and seek a breakthrough path in the paradigm shift of humanitie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umanistic education; humanities; value alignment; AI era

作者简介

孙田琳子，南京邮电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南京 210023）。

张亮，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通讯作者：zhangliang@nju.edu.cn 南京 2100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24年度青年项目“人工智能社会风险敏捷治理的中国方案研究”（项目编号：24CKS060）

责任编辑：单玲 陈凤英

期刊简介

《中国远程教育》创刊于1981年，是教育部主管、国家开放大学主办的综合性教育理论学术期刊，名列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 核心期刊、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RCCSE） 权威期刊、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率最高期刊，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

本刊关注重大教育理论与政策，推动科技赋能教育，反映国际学术前沿，聚焦本土教育改革，注重学术研究规范，提倡教育原创研究。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45号

邮编

电话

010-68182514

电邮

zzs@ouchn.edu.cn

网址

cjde.ouchn.edu.cn

来源丨中国远程教育微刊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