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前，日本国内如何一步步形成：举国对外扩张的癫狂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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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政府在全国建立统一兵役制度，正式确立中央集权政权是在西南战争之后的事情。西乡隆盛等维新政府的骨干在征韩论被政府否定后，辞职回乡开始在鹿儿岛(萨摩)发展扩充自己的势力，形成一支足可以与明治政府军相抗衡的军事力量。

由于西乡等人拥兵自重，利用大批对中央政府废藩不满的武士，在西南地区形成独立王国，对中央政府构成巨大政治及军事威胁，明治政府被迫下决心平息西南反政府势力。

由于西南各藩在明治维新中的特殊贡献，特别是在军事上，中央政府一时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不得不继续依赖西南藩作为其政权的基础。

自征韩论搁浅之后，西乡隆盛携一批萨摩藩出身的近卫军中坚干部返回鹿儿岛，自1874年6月起，西乡在鹿儿岛创立私人军事学校，“枪队学校”(步兵)，亦称“近卫学校”，招收回乡的近卫军出身人员，学生人数为500~600人，还有炮队学校，集中了炮兵出身的回乡人员约200多人，同时还开办军事幼年学校，这些学校实际上都是军队，费用除由鹿儿岛县政府支付外，西乡本人也出一部分。

当时鹿儿岛县令(知事)岛津久光是西乡的挚友。鹿儿岛内各种私人军事学校的在校学生达3万多人，而当时中央政府的军事力量也不过3万人左右。西乡建立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外、可以同中央政府相抗衡的军事力量，并以此为背景，既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也不向中央政府缴纳税金，使鹿儿岛县成为独立王国。

地税改革及秩禄处分(减少对武士的俸禄)的结果，使鹿儿岛的武士阶层对明治政府的不满不断上升，内乱随时可能发生，鹿儿岛此种状况的存在本身就是明治政府的心腹大患。

1877年初，明治政府决定接收在鹿儿岛军火库的军火，并侦察西乡的军事部署，引起鹿儿岛武士的强烈反弹，西乡军袭击了明治政府的军火库和造船厂。

2月13日，在鹿儿岛市练兵场，反政府力量开始集结，并成立以西乡为“总帅”的反政府军，共5个步兵大队，每个大队2000人，相当于政府军的一个旅。加上2个炮兵队，共约1.3万余人。反政府军于2月14日从鹿儿岛出发，向东京进发，要推翻明治政府，沿路反政府武士呼应，发展到3万人。

政府于2月19日成立由有栖川宫为征讨总督的镇压部队，从东京、名古屋、大阪等向九州集结。反政府军首先于2月22日向熊本镇台(政府在九州地区的最大军事基地)发动进攻，由此西南战争爆发。据守熊本城(司令谷干城少将)的政府军两个联队(团)及炮兵等共2584人，处于明显劣势，他们采取了谨慎防守迎敌的策略，坚守城池，等待援兵。

在政府援军到达后战局逆转，西乡军被迫退却至田原坂抵抗，后又败走宫崎等地。8月17日西乡在失败中被迫解散叛军，9月1日西乡与仅剩的数百追随者返回鹿儿岛，24日清晨政府军开始进攻西乡最后阵地，西乡在战斗中大腿负伤，在武士协助下切腹自杀。这次战争的胜利对明治政府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西南战争的结果，即中央政府的胜利在日本全国实现了军事力量完全统一于中央政府的政治目标，大大巩固了明治政权的政治、军事地位，为建立中央统一集权国家打下重要基础。

第二，西南战争是对明治政府的一次政治、军事上的严峻考验，也是政府军经过实施兵役制度等近代改革之后能否有效运作的一次重要尝试。这次战争实际上也是新旧军事体制的一场较量，其结果是新军事体制下的政府军战胜了旧武士。

第三，西南战争的胜利使可能动摇明治政府的国内危机得到彻底化解，长期的内乱隐患基本消除，明治政府的主要军事任务也从对付国内反政府势力转变为对付国外的军备准备。这一军事力量发展方向上的转变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不久就开始实施对外扩张政策创造了条件。

1888年1月总理山县有朋在其向内阁成员提出的《外交政略论》中强调朝鲜半岛是日本“利益线的焦点”，把联合英德、通过缔结日清同盟“共同保护”朝鲜作为日本外交的重要政策。

这里山县的扩张侵略目标十分明确，但其把假设中的“日清同盟”的中国领土也划归日本所有的想法不能不说是别出心裁的。同年12月，山县在帝国议会的第一次施政演说中第一次提出，“国家独立自卫之道第一是保护主权线，第二是保护利益线(朝鲜)”。

在同本书中，还有为甲午战争创作的军歌，其大意是：

这里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让西洋各国高兴”和“日本的义务”等提法。在明治维新后20年的时间里，在日本全国出现的这种对外扩张战争意识，为其日后更大规模的对外扩张政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在整个日本社会中也形成一种支持战争体制的社会氛围。

早期扩张战争的思想脉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至今存在于日本社会的那种根深蒂固的错误的战争观——“解放亚洲”等是一脉相承的。

当然，也有少数反战思想家，如幸德秋水在1901年著的《帝国主义》一书中，痛斥并否定了日本主流社会宣扬的日清战争的“正义性”。

他认为：

然而这种反战呼声太小，幸德本人也因大逆事件被镇压。日本全国被国家主义扩张战争的狂热气氛所笼罩。

在体制上，早期的明治政权首先是巩固自身在国内政治、经济上的基础，建立一个尽可能适应近代化的全新政治、经济体制。从1868年的维新到1877年西南战争的结束，是明治政权的初创、巩固时期，也是一个向新体制的过渡时期，还是对外扩张的准备时期。

在明治政权巩固时期，一股新的势力在体制外逐渐形成，即自由民权运动，自由民权运动的产生是原体制内人物(板垣退助等)因对外扩张政策上的分歧而“出走”的结果，其核心人物较体制内人物在对外扩张思想上表现得更为激进。

原体制内人物在政治体制外所发挥的作用较“纯民间人士”有很大不同。自由民权运动恰恰是以这种原体制内人物为核心，组织、发展起来的。它既可以作为体制外势力影响明治政权的政策运作，又可以充当政治体制内与政治体制外相互合作的重要角色，发挥着政府及政治体制内人物所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自由民权运动的主流势力无论是自由党系统，还是立宪改进党系统都是以争取实现英国式的立宪君主制为目标的，即在天皇制体制下的自由民权。在早期(1870、1880年代前期)自由民权运动中，绝对主义天皇制尚未建立之前，自由民权运动也曾反对过以官僚专制为基础建立天皇绝对权力体制，他们提出实现以国民主权为基础的立宪君主制问题，被认为是“天皇制之下的民主主义实体”。

自由民权派从减轻国民负担出发，批判政府的军备扩充计划，也提倡强化国权时以内治优先的原则。然而1884年，在政府压力下自由党被迫解散，立宪改进党也处于解体状态。后期的自由民权派在明治政府的分化、瓦解下，反而成为确立帝国主义权力的帮凶。

板垣退助等人是自由民权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但包括板垣在内，自由民权论的代表人物大多是因明治政权没有接受其政治主张，特别是对外扩张的政治要求后才退出政权的。

因此，在对外政策上，这些自由民权运动的核心人物尽管在体制外，甚至是比体制内当权者更为激进的对外扩张战争的鼓吹者和推动者。从对外政策来看，民权者的政治诉求只有典型的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叫嚣。在民权论者的对外政策主张中无法看到有“自由和民权”的基本特征。

特别是其对亚洲政策，只能使人感到这些民权论者是地道的帝国主义者、狭隘的大日本主义者。民权运动以“民意”为基础，推动明治体制内外在对外扩张问题上建立高度的一致和广泛共识。如果说有什么分歧，也不过表现在扩张侵略运用的手法或时机等策略性问题上。这个时期日本国内，无论“征韩”，还是争夺中国东北“利益线”，都没有真正的反对势力。

借此机会，明治政府经过天皇睦仁的授权，特别赦免了维新前后因反乱罪被治罪的人员，甚至授勋叙爵，其中西乡隆盛被授予正三位，被判死刑的吉田松阴被追授予正四位官职。这些措施是明治政府安抚反对派、整合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建立“举国体制”的一个重要策略。

民权者在对外事务中表现出积极配合政府，并对一系列对外事件进行猛烈炒作，为国家对外扩张政策推波助澜。

以1882年6月朝鲜发生的“壬午之变”为例，用福泽谕吉的话说，当时日本社会舆论是“天下人心皆集中于此点，而几乎不顾及其他”。以强大社会舆论为背景，日本走向扩充军备道路。两年后，即1884年朝鲜甲申事变发生后，当时日本最大的民权势力——自由党(1881年成立、1884年10月一度解散，后又改建。板垣退助任总理)机关报《自由新报》，连续发表社论，要求对中国开战，要“向世界展示我邦之武力，如能如此，诸如修改(不平等)条约之类的事便唾手可得”。

对于强迫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济物浦条约，自由党更是大加赞赏，称之为“我当局者恪尽职守的功勋”，而逼朝鲜就范的公使花房是“再现了外国使节对我德川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的景象”，向朝鲜宣示日本的国权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福泽谕吉是军事侵略朝鲜论的积极推动者，他提出“为了防止日本本国的颓废，对朝鲜要显示我武威，压倒其人心”主张干涉朝鲜国事。福泽谕吉的民族扩张主义言论是日本式民族主义的代表作。

在日本与朝鲜签订不平等的修好条规之后，去朝鲜的日本商人很多是破落户和无业的武士，不少人到朝鲜后往往以掠夺、欺诈的手段谋取“贸易”上的暴利，朝鲜民众对日本商人的霸道行为日益不满。在朝鲜制造经济困难和社会动乱成为这个时期在朝日本商人等的重要工作，也成为日后日本对朝鲜进行侵略的辅助力量。

1884年以后自由党机关报《自由新报》改变内事优先论，主张扩张国权的必要性，主动把本党可能出现的下级党员的国内起义的视线转移到对外扩张上去。9月加波山事件3之后，《自由新报》要把“壮年有志者的热心从内事转移向外事，政府应利用这一点，策划扩张国权的方法，对内以安定社会，对外以获得国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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