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文丨柯锦雄（刑辩律师）
全世界童话中“后妈”为什么都坏？
这是编剧宋方金在北京电影学院影视金融班上的一个问题。
这个班不得了。是北京电影学院专门为影视行业制片、出品、投资等企业负责人开设的商学课程，每期培训费26万8。
这些影视精英是如何思考这个问题的呢？
“符合日常生活期待”，算是“后妈”的刻板印象。
“有个幸福的家庭，希望别人保持家庭的幸福”，这算是文艺作品的教化作用。
“如果后妈是好的，那就没必要写后妈，主要是给人物压力，让她有所成长”，这是从剧本设计的角度思考的。
“编剧有个后妈”，这属于离谱的答案。
这些答案都被宋方金说“错了”。
这恰恰是很多人的思维惯性，我们很容易把自己陷入到剧情当中，希望从剧情里找到人物的动机和目的。
但是却忽视了，童话是谁在讲，又是谁在听。
“叙事主权”，宋方金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完美解释了为什么全世界的童话都不约而同地设计出一个“坏后妈”的形象。
因为童话基本上都是妈妈讲给孩子听的，妈妈掌握叙事的主权，她不可能会选择讲一个“后妈”特别好的童话。
所以童话里的母爱都是伟大的，“后妈”都是邪恶的，甚至有些老爹是糊涂的。
那这个跟我们刑事辩护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了！
叙事主权是什么？叙事主权就是谁有权讲，如何讲，讲给谁的权力。谁掌握了叙事，谁就掌握了定义善恶与价值的权力。
控方指控犯罪，辩护反驳指控，审判者居中裁判。归根结底，裁判是审判者更相信谁的故事。
在刑事案件中，控方会通过起诉书讲一个“犯罪”的故事，而辩方则需要解构这个故事，要么重新讲一个新的故事，要么按照自己的理解重讲这个故事。
在控方的视角中，控方只可能讲一个“犯罪”的故事，如果不是这个故事，这案子压根就不会起诉。而辩护律师如果是按照控方的故事逻辑去辩护，很可能就会陷入到对方的逻辑陷阱当中，就如同为什么童话里“后妈”都是坏人一样，大家都是拼命解释，而唯独忽略了讲故事的人只会讲这样的故事。
前检察官现刑辩律师的赵森律师，在公众号“赵森律师”上写过一篇文章，起诉书的制作流程，反向拆解起诉书的行文逻辑。
正确的读法是，把起诉书当成一份对手作品逆向解构。每一段叙述、每一个动词、每一处模糊、每一个被舍弃的细节，背后都有写作意图。把这些意图反推出来，才看得到真正的攻击点。 赵森律师，公众号：赵森律师
赵森律师提出审查起诉书的五大维度，从章节切分、事实排序、遣词造句、细节取舍以及省略，弄清楚字面下检察官的指控逻辑以及证据支持，等弄清楚了这样的逻辑，才知道逻辑薄弱的地方在哪里。
起诉书是控方的作品，不是事实的本身。赵森律师的金句与叙事主权的理念不谋而合。
辩护律师的辩护工作本质上就是叙事主权的争夺，辩护律师需要依靠证据讲一个比控方更符合实际的故事，如果仅仅只是被动地，按照控方的逻辑走，就很可能会忽略掉一些辩护的关键。
一个优秀的刑辩律师可能不是辩论的好手，但一定要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兼顾天理、国法、人情的辩护注定是流传永恒的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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