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恺案后，什么决定成立中央特科？

很多人都听过中央特科的名号，知道它是我党最早的专业情报保卫机构，却少有人清楚它诞生的直接导火索，是八十多年前广州那一声突如其来的枪响。1925年盛夏刚过，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的台阶上，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倒在了刺客的枪口下，没人想到这桩惊天刺杀，会彻底改写中国革命隐蔽斗争的走向。

当时年仅27岁的周恩来，以特别法庭检察委员的身份介入查办，很快摸清楚了整个刺杀的脉络。主犯朱卓文靠着内部通风报信，提前溜去了香港，直接指挥的林直勉就算被抓，审到一半也因层层阻力不了了之。这件事给当时的中共敲了个震天响的警钟，我们那时候没有自己的情报保卫力量，安全全靠国民党安排，等于把身家性命交到了别人手上。

廖案还在审理的时候，周恩来就从黄埔军校抽调了一批党员，凑出一支临时护卫队。带队的是24岁的黄埔一期生陈赓，这人天生机警身手利落，干这份工作再合适不过。之后又从广州工人纠察队挑了三十多人，编成了秘密警卫组。

这支没正式番号的小队伍，任务目标十分清晰，一边保护中共主要领导人安全，一边搜集国民党右派的活动情报。所有情报只靠口口相传不留文字，盯梢都是两人一组轮流换班，所有情报汇总后由周恩来亲自研判。情报搜集、人员筛选、应急护卫三块都搭起了雏形，后来中央特科的基本框架，就是从这儿发展来的。

1926年9月，陈赓和顾顺章从上海出发，前往苏联学习政治保卫技能，同行一共十来名党员。训练基地设在莫斯科，由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负责，课程排得满满当当。上午学化装，靠胡须、眼镜、帽子就能换一副样貌，下午练射击，手枪步枪都要练熟，晚上学爆破密写，还要学心理学判断他人的行为动机。

三个月的训练很快结束，陈赓在情报分析上成绩突出，顾顺章则练出了一手好枪法和过硬的格斗本领。1926年12月周恩来抵达上海，着手整合当地原本叫“打狗队”的秘密武装。这支队伍之前只有斧头匕首，活动范围也十分有限，周恩来重新编组后配发了短枪，正式命名为“红队”。

红队的任务是惩治叛徒和特务，直属周恩来指挥，从苏联受训回来的人，全都成了红队的骨干力量。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成型的专业情报机构，更多血淋淋的教训还在后面等着。1927年4月，张作霖带人强行闯入北平苏联大使馆，抓走了李大钊等六十多人。

李大钊事前其实收到过风声，说敌人要对他动手，可这份情报没有专业人员研判，没人能确认消息真假。没过多久，李大钊等二十位革命者就被处以绞刑，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重要的领导人。同一时间南方的形势也彻底恶化，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行动，大批共产党人和工人纠察队员遇难。

广州跟着动手，长沙武汉的形势急转直下，各地党组织因为情报滞后反应迟缓，直接遭受了灭顶之灾，成百上千的骨干倒在了血泊里。这么多同志的鲜血换来了所有人都认同的结论，党必须要有自己的专业情报保卫机构，这是生死存亡的最后一道防线。

1927年5月的一天，汉口余积里12号一座不起眼的小楼里，“特务工作处”悄悄挂牌。这是中共第一个有正式番号的情报保卫机构，周恩来直接负责，日常工作交给顾顺章主持。机构下设四个科，分工明确，总共约百名工作人员，陈赓从苏联学成回国后，就在情报科任职。

后来汪精卫在武汉准备发动政变，要和南京蒋介石合流，特处的情报人员提前探得消息，赶紧密报给周恩来。中央很快决定把人员从武汉向上海转移，大批文件和骨干都安全撤出，躲过了一次重创。特处存在的时间不长，可它的四科架构被完整继承了下来。

1927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到上海，藏在了英租界和法租界的弄堂深处。周恩来住进一处秘密联络点，随后向政治局常委会议建议，在特处的基础上成立一个更精干、更隐蔽的专职机构。1927年11月29日，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中央特科成立。

特科的特别委员会由三人组成，向忠发名义上负责，实际工作由周恩来主持，顾顺章分管行动工作。特科直接对政治局负责，不和其他部门发生横向联系，保密性拉满。周恩来在成立会议上明确了特科的三条核心任务，保卫中央机关安全，搜集情报，惩治叛徒，还定下一条铁律，党内不准搞侦察。

他借鉴了苏联“契卡”的做法，又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做了调整，特科成员必须政治可靠背景清楚，吸收新人需要两人以上介绍，还要经过三个月考察，所有行动必须经周恩来本人批准。从“处”到“科”，一字之变，标志着隐蔽战线从临时应对转为常设职能机构。

中央特科下设四个科，分工明确相互联动。总务科是一科，负责所有后勤保障，租房子、办证件、安排会议、转移人员，全都是它的工作。科长洪扬生手里掌握着几十处秘密房产，给中央机关打掩护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情报科是二科，由陈赓负责，相当于整个特科的眼睛。陈赓化名王庸，在上海广交朋友，成功打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他还把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安插进中统头子徐恩曾身边，这三个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龙潭三杰”。

行动科是三科，也就是之前的红队，由顾顺章分管。红队成员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神枪手，装备了手枪和手榴弹，下手干脆利落。1928年到1930年间，红队先后除掉了出卖罗亦农的何家兴，还有告密害死彭湃、杨殷的叛徒白鑫，1929年在上海霞飞路击毙白鑫那一次，直接震动了整个上海滩。

无线电通讯科是四科，科长李强是上海交大毕业生，靠着自学无线电机务，自己组装出了中共第一部秘密电台。1929年冬天，这部电台架设在上海一处隐蔽的阁楼上，成功和香港实现了远程联络。这就是中共远程无线电通讯的开端，意义非同一般。

周恩来给特科定的规矩十分严格，他反复强调，惩办叛徒要慎之又慎，只有危害大的才动手，绝对不能乱打。1929年他致信山东临委，明确写着“消灭叛徒是最后不得已的办法”。红队在上海租界前后消灭了约四十名特务和叛徒，每一次行动都经过周恩来亲自审批。

他不准红队杀死公开活动的特务，也不准搞绑票，说出来的道理至今都站得住脚。隐蔽战线是政治斗争的延伸，不能变成单纯的暴力行为，滥杀会失去各界的同情，更会暴露自己。这种恰到好处的分寸感，足以见得当时领导人的远见。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他知道太多核心机密，整个中央都面临暴露的风险。周恩来连夜布置转移，短短几天之内，中央机关数百人全部撤出原址，更换了新的联系方式。顾顺章虽知道大量机密，靠着提前预备的方案，核心损失被控制在了最小范围。

这次紧急疏散，成功检验了特科制度的优越性。中央特科在白色恐怖最严酷的年月里，撑开了一张隐秘的防护网，护住了党中央的安全。它存在的时间虽然只有几年，可留下的情报网络、无线通讯基础和隐蔽斗争经验，在此后漫长的革命年代里一直延续了下来。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中央特科：隐蔽战线的红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