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坠机前，杜月笙在电话中用暗语向他示警，杜的消息从何而来？

《杜维善口述历史》中有这样一段话：“能把戴笠杀死的，可不是一般的人，要做得非常好。戴笠自己就是做间谍、特务工作的人，他周围的人，那是千挑万选的，但也只有身边的人，有这个可能和机会。所以，有机会杀戴笠的人一定是他身边信任的人，而且，没有水平（的人），是无法接近戴笠，更杀不掉他的。”

杜维善是杜月笙第七子，大家可能更熟悉杜月笙的第三子杜维屏，因为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的时候想收拾他，结果杜聿明直接把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咬了出来，豺狼当道不可复问狐狸，小蒋连上海滩最大的老虎都打不得，最后打虎行动也只能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蒋经国在上海打虎的时候，戴笠已经死了两年，要是戴笠还活着，肯定会帮小蒋收拾老孔——戴笠跟孔祥熙是有仇的：“抗战的时候，国统区与沦陷区的物资抢购，当时由孔祥熙和戴笠共同负责，戴笠就曾经因为这个事情，得罪了孔祥熙，双方闹得不可开交，后来，连蒋都没有办法调和，最后戴笠不得不辞去这件事情的管理权。（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杜维善回忆）”

据杜维善回忆，戴笠从青岛起飞前，曾接到杜月笙的电话，杜月笙在电话里用暗语警告戴笠，让他不要起飞：“像戴笠这种人，已经有人关照他了，说天气不好，不要飞，等一两天后再飞，这是个暗语，就是说有人要谋杀你，就用天气不好来暗示。我父亲得到了这个消息，转告了戴笠，但是，戴笠过于自信，没有听这个暗示。我现在想想，为什么我父亲没有直截了当地告诉戴笠，要他不要再飞南京？”

杜月笙和戴笠是什么关系，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都知道，曾任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特区法租界情报组组长的沈醉、曾任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的文强，在回忆录中都讲述了杜月笙和戴笠交情极深。

沈醉被抓时的身份是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文强被俘时是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他们在戴笠手下混的时候，跟杜月笙也打过不少交道。

据沈醉回忆，他1934年在上海担任上海特区法租界组组长兼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行动组长的时候，有一天戴笠打电话让他到上海枫林桥寓所，两人一起陪唐生明吃饭时，吃饭的时候戴笠告诉沈醉：以后唐生明在上海有什么小麻烦事找你时，一定要尽全力去办，但不会有什么大事找你，因为有大事他就会找杜月笙帮忙。

杜月笙跟复兴社特务处以及后来的军统局各阶层都有来往，沈醉那辆风挡装了防弹玻璃的小汽车，就是杜月笙送给他的。

据文强回忆，杜月笙和戴笠属于“不打不相识”：杜月笙走私鸦片被戴笠查扣，杜月笙请吃饭，戴笠不赴宴，杜月笙送出一百万大洋，戴笠也不收，最后杜月笙无奈之下只好准备对戴笠进行刺杀，后来是抗战把两个对头变成了朋友。

文强在《口述自传》中描述，戴笠通过章士钊牵线搭桥，与杜月笙一笑泯恩仇，还成功劝说杜月笙停止贩卖鸦片，文强就在旁边听着呢：“戴笠说：‘我很对不住你，你送钱我没有收，请我吃饭我也没有来，得罪你啦。现在我们两个交个朋友。我们在南京成立了一个禁烟委员会，想请你当南京禁烟委员会委员，你卖鸦片把自己卖臭了，当上了禁烟委员会委员，你就变成了一个正当的人了。你为什么不走上这样一条光明大道呢，你又不是没有钱，何必卖鸦片呢，不要那样搞了。’杜月笙连连答应：‘这个禁烟委员会委员，我当，以后再也不卖鸦片了。’”

沈醉和文强从杜月笙家里出来，就开始筹备别动总队（全称为苏浙行动委员会淞沪别动总队，后改为“忠义救国军”，文强曾任该军少将政治部主任），总指挥和五个支队长中的三个都是杜月笙门人，兵员也主要来自杜月笙的帮会中人。

可能有读者不知道，杜月笙这个上海滩大佬，居然是有军衔的，杜维善的回忆录中有一张照片，杜月笙居中，戴笠居左，陆京士居右，那张照片太不清楚了，怎么处理都不行，只能遗憾地不展示了。

杜月笙在黑白两道都很吃得开，尤其是在暗杀这个“行当”，他的门人跟许多势力都说得上话，消息自然十分灵通，所以他得知有人要暗杀戴笠而事先通风报信，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杜维善回忆：“戴笠跟我父亲关系非常不一般，特别是抗战的时候，在上海和香港，戴笠常常来我们家。到了重庆，他也经常来汪山的家里看望我父亲，我和我大姐都见过他。不过，大姐对戴笠的印象不好，认为他很凶，杀气很重；我倒是没有那种感觉，就是觉得戴笠的眉毛很特别，与常人不同，透着一种威严。”

得到戴笠坠机的消息，杜月笙放声大哭，其痛苦场景为杜维善平生仅见，杜月笙哭完后对杜维善的母亲姚玉兰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父亲认为天气不好，不是主要原因，在这背后一定是有人操纵指使干的，但是我父亲在没有拿到证据之前，不会把他的怀疑和判断说出来的。可是，他把他的疑虑讲给了我母亲听。”

说到杜月笙的疑虑，我们就得回头来再听一听杜月笙很戴笠最后通电话的内容了：“戴笠到了青岛以后，跟我父亲通了电话。我父亲这么跟他讲，天气不好，要他不要再飞了，过两天再飞！他讲不行，去南京要开会，一定要去。我父亲与唐生明私交也很好，我听到我父亲讲到过唐生明。最主要的事情是我父亲在电话里告诉戴笠，天气不好，不要飞了！就是要戴笠放弃飞行计划。”

据杜维善回忆，戴笠刚坠机那几天，杜家的气氛也十分紧张，万墨林和胡叙五等帮中重要人物都聚在杜家开会，杜维善年纪太小，只能记住片言只字，所以一直没有搞清楚杜月笙的情报来源，也不理解父亲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告诉戴笠那架飞机有问题。

杜维善经过好多年的资料汇总，排除了戴笠是被老蒋派人暗杀、美国特工动手、戴笠打死飞行员导致坠机、天气原因、美人计、马汉三下手等可能性，最后疑点就只剩下一个了：“我认为戴笠的死因一定和飞机师有关。给戴笠开飞机的人，不是普通的飞机师，是最好的飞机师，最好的飞机师也有可能被买通。只有飞机师预备死，是查不出来的。买通飞机师，只有这个可能。这里面的关键就是戴笠的飞机师，当中有没有换过？仔细想想看，从青岛过来，中间这一段时间是关键。”

杜维善怀疑是地下党策反了飞行员，那是毫无根据的，全国政协回忆录专刊《纵横》1997年第四期刊发了曾任戴笠专机飞行员的赵新所写的《戴笠摔死真相》，其中有一段文字很有意思：“特务头子戴笠乘坐的222号专机失事，是国民党空军史上的一件丑闻，这种事在旧社会是不可能披露的。今天，理应如实地公之于众，使人们了解其真相。”

赵新的回忆能证实戴笠的专机飞行员确实是被调换了，而且是慕名奇妙地紧急调换的——原本的飞行员就是赵新，他已经坐进驾驶舱准备起飞，从忽然被疾驰而来的吉普车拦住，然后就把飞行员换成了张远仁，而这个叫张远仁的飞行员一贯用飞机夹带私货做黄金美钞生意，有把柄攥在“航空委员会”手里。

张远仁是符合“死士”条件的，至于“航空委员会”的实际掌控者是谁，沈醉是十分清楚的，因为举报宋美龄：“一个小商人捐过几次航空救国捐，希望政府买飞机抵抗日本。听说买来的飞机破烂不堪已不能用，钱都是主要负责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进了腰包，以致弄得敌机天天来没有法子抵抗。他经营多年的一家小商店也被炸光，儿女也被炸死，非常痛恨，所以写这封信（骂宋）出出自己的怨气。”

据沈醉文强回忆，戴笠本人贪得很厉害，但查贪也同样下手很重，戴笠到北平和天津，没少抓人，这可能触动了一些高官的利益，也有些人会担心拔出萝卜带出泥，所以戴笠的焦尸刚运到南京，大特务们就大摆宴席开怀畅饮了：“我心里明白，戴笠一死，他们这些在南京、上海的负责人就可以大发横财，不用担心戴笠让他们交出接收的日伪财产了，所以各个心里都很高兴。”

戴笠坠机，文强、沈醉和杜月笙、胡宗南等人都十分伤心，胡宗南想去坠机现场勘察而被毛人凤阻止，文强替戴笠发给老蒋的最后一份电报被毛人凤截留，直到戴笠坠机也没转交老蒋，杜月笙在戴笠坠机前那通电话，也让人如坠云雾之中：杜维善在说消息的时候特意提到唐生明是不是大有深意？读者诸君看了相关人员的回忆，认为戴笠坠机如果不是意外，那么幕后操控者，会不会是“航空委员会”那位掌舵人？杜月笙之子回忆：戴笠坠机前接到杜月笙暗语警告，给杜月笙提供消息的人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