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曾任国军51军军长的他在上海起义，按投诚政策受到优待，如今他的结局如何？
1941年初夏，豫北山区一场突如其来的枪声把日军前哨炸得人仰马翻，率部佯装“归顺”后又回头开火的正是时任游击总队司令的刘昌义。信号弹升空，他淡淡一句：“开始吧。”从此，这位出身西北军的骁将，被日方悬赏通缉。
这场假投敌的背后，是刘昌义长期以来对“阳奉阴违”战略的熟稔。他要的不是一时之勇，而是用缴来的子弹去换胜算。600多名日伪军被歼、十几名军官毙命，冀中平原的铁路瘫痪多日，冯玉祥闻讯连夸“干得漂亮”。
若将时间拨回更早，1905年，河北任丘农家诞生的刘家长子，自幼习武；1930年随冯玉祥参加蒋冯大战后，受命加入西北军高级班深造。九一八后，他与冯氏在察哈尔组建同盟军，刀口舔血，抢时间练兵。
然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让不少前线军官心寒。刘昌义一连数次请缨北上抗战，被以“编制不合”推回后方。心灰意冷之余，他看透南京政府已无意继续抗战，只得自寻道路。
抗战胜利后，山河未宁，内战阴云升腾。1946年冬夜，上海北四川路一间茶馆里，民革成员刘云昭递上一张写着“耐心等待”的纸条。刘昌义沉思片刻，轻声答道：“明白，时机成熟必有动作。”
“军长，您真打算调头？”刘云昭压低声音。“打了八年鬼子，总不能再替人拆台。”刘昌义把茶盖扣在杯口，算是定下了暗线。
计画刚有眉目，却因王葆真被捕而完全断联。整整一年，上海的灯火与海风见证他左右为难——再守下去，不只是丢官，还可能连累三万将士。
1948年深秋，苏州河北岸寒意袭人。51军驻地灯火通明，作战科长万泽仁主张死守。刘昌义只是挥手：“这城池，老百姓才是真正的主人。”次日拂晓，他命人打开仓库，向解放军移交武器和地形图。
“长官，要不要关桥闸？”副官犹豫。“关闸，水只能堵住自己；开闸，路才通向未来。”一句话敲定全局，51军没有一枪对外，便把防线交了出去。
或许因为那封未送到的密电，战后档案只写下四个字：“自动投诚”。于是在随后的人事安置中，他被划入“接受改编”，没有独立番号，也没有起义将领的特殊待遇。
上海解放后，他协助解放军劝降残部；之后进入华东军政大学学习，再被安排担任市级政协委员。看似风平浪静，却难掩心底的落差——同时期起义的几位友军已挂将星，他却终日奔忙于民政救济。
1985年春，中央复查档案，认定“苏州河北岸行动”属事先策划的起义。颁证那天，已白发苍苍的刘昌义穿上熨得笔挺的中山装。昔日部下敬礼：“总算等到了这一天。”他点点头，只说一句：“总算讲清楚。”
1994年，他在上海溘然离世，享年90岁。家中书架最显眼的位置，摆着那枚迟到多年的起义纪念章，与一叠发黄的作战图并列——岁月翻篇，纸上依旧留着当年枪声的硝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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