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延安城外的枣林坡灯火通明，刚刚结束整风的中央机关通宵达旦总结战争经验。灯下摊开的一份《军委高级将领名册》里，叶挺、左权的名字被郑重圈起，却被悄然划上浅浅的横线——他们已先后陨落。多年后，人们反复追问：假如两人活到1955年，能否跻身元帅行列？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看当年授衔的六条硬杠杠。
第一道杠，是解放战争期间担任总前委或野战军主要负责人的经历；第二道杠，创建或领导主要革命根据地；第三道杠，建国后出任全军核心领导；第四道杠，抗战时期主导重要抗日武装；第五道杠，直接领导重大武装起义；第六道杠，红军主要部队的创建或统帅。十位元帅，无一不在这些环节里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先看叶挺。百年前的1924年，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求学，旋即归国。次年北伐，叶挺独立团“铁流滚滚”，一战成名。北伐军里，林彪、聂荣臻等后来成为元帅的大将，那时多还未成名，而叶挺已是全国瞩目的“北伐名将”。1927年南昌城头的枪声拉开了人民军队的序幕，他是总指挥之一，名义上的首任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光环耀眼。但命运同样写着伏笔。九一八后，他流落海外十年，错失中央苏区的血与火。抗战爆发，他受命出任新四军军长，却因皖南事变被囚五年。1946年3月获释，半月后搭乘C-47机赴延安途中遇难。临行前有人劝他改乘民航，他只淡淡一句：“误不了公事。”此去竟成诀别。
客观而论，叶挺在六条标准中的光环主要集中在“起义领导者”与“早期红军创建者”两项。解放战争与建国后的核心岗位，他无缘参与；对各大根据地的创建、野战军统帅也无从谈起。以1955年授衔办法衡量，叶挺担任元帅的可行性并不充分，极可能与粟裕、徐海东等人同列大将。倘若中央有意破格，确有政治情感的理由；然而制度设计之严谨，决定了他拿到元帅星的概率并不高。
再说左权。1905年，他出生在湘乡一个山坳里，读书靠乞讨换纸笔。1924年春，黄埔一期新生名单里写了他的名字。“我得去广州闯一闯。”他对堂兄说。这一年，他十八岁。此后是长达十八年的浴血：北伐、中央苏区、长征、抗战。左权和陈赓并称“黄埔双璧”，但他选择了更寂寞的道路——埋头于军需、侦察、火力配置、交通破袭这些不见硝烟的细节。同行的人都认可他的冷静与算计，称他“用兵如织网”。
华北抗战最紧张的1940年夏天，八路军总部计划发起“百团大战”。部分干部拿不准：兵力不足，补给匮乏，硬拼行吗？夜半，左权在窑洞里摊开地图，只一句话：“慢慢磨，咱有时间，鬼子没补给。”他提出“打铁路、掐交通、先小后大”的思路，说服了大伙。战役三个月，摧毁铁路线940公里，沉重震撼敌人，也把“华北永远太平”的日本神话撕碎。
1942年5月裂变到来。日军对太行根据地实施“铁壁合围”，目标直指八路军总部。突围前，左权留下著名的指示：“档案要带走，百姓不能落单。”炮火中，他亲自断后。十字岭的山风呜咽，敌机低空扫射，弹片划破长空。警卫员郭树宝回忆：“参谋长喊我去找文件员，我不肯走，他瞪我：‘党的秘密比命大！’”不多时，一枚迫击炮弹在山腰炸裂，左权倒下，年仅37岁。那一夜，太行山的松涛似在低泣。
把左权的履历套进六条标准，他在红军时期做过师长、军团参谋长，抗战中任副总参谋长，指挥过百团大战，同样符合“抗日武装领导者”与“重要战役统帅”两条。然而，他缺少的是解放战争中枢指挥的经历，也没有独立主持一方根据地建制。若他到了1955年，普遍看法是授予大将更妥当，毕竟那一套军衔制度强调横向比较与纵向资历。
值得一提的是，1956年军委内部曾秘密讨论给牺牲将领追授军衔，名单里确有叶挺、左权之名，拟列大将。出于“生者为重”的原则，此议未获通过，却从侧面说明组织对二人的综合评估。这一点，1989年确立的“33位军事家”名单已作实证：二人与十元帅、十大大将并列，同被写进史册，无分轩轾。
因此，若问叶挺、左权假若不殒于烽火，能否进入元帅班列？从情感说，许多人愿意看到十二枚元帅三星闪耀；从制度说，六条红线并不足以支撑。更为合理的情形，是在第一批授衔的十大大将中出现他们的名字。可惜历史没有如果，留下的只有那份在1945年枣林坡灯火下被划掉的两道浅痕，以及后人无尽的感喟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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