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50万平台经纪人“找尊严”的56岁贝壳“老将”，提前退休了

56岁，正是“闯”的年纪，贝壳找房副总裁高军，突然宣布：提前退休。

贝壳的对外口径是主动退休、非协商离职，也不是“被离职”。

此时，距离贝壳董事长兼CEO彭永东在3月底发出公开信《贝壳的下一个阶段：以消费者为中心，重建组织》，开启贝壳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组织架构调整，刚刚过去两个月。

很巧，在官宣退休的同一天，一篇高军授权的文章《纪念左晖，不该只复刻办公室》发表，字里行间，是对平台的失望，以及为经纪人的据理力争，还有，遗憾与无奈。

这是高军对贝壳的“临别赠言”，也是向行业发出的警醒。看上去，他与贝壳管理层，存在理念不合。

他在文章中不停追问：“服务者，是否还拥有应有的尊严？”也不断强调，左晖提出的企业使命：“有尊严的服务者，更美好的居住”中，是“有尊严的服务者”在前！

甚至发出灵魂拷问：“平台究竟如何看待服务者？是成本，还是伙伴？是可替代劳动力，还是共同创造价值的人？”

当越来越多的经纪人抱怨生存困难，深陷离职劳动纠纷，甚至借薪上班时，高军的这句追问，在行业低谷时，可能是照亮万千经纪人前行道路的一束光。

一个月前的4月23日，由彭永东推动的“左晖办公室”复刻空间正式开放，左晖生前在北京酒仙桥办公室的全套家具、陈设、文件等“原封不动”，搬到了位于北京上地的现贝壳找房总部。同时开放的，还有“左晖图书馆”。

事实上，左晖生前并没有专属的独立办公室，而是与大家一起，共用开放工位。所谓的复刻，只是参照他生前的习惯性工作区域进行布置，旨在保留其工作痕迹与精神符号。

现下，正是贝壳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组织架构调整的大变革时期，此时重提“左晖精神”，恐怕不只是为了统一思想，更为了收复“民心”。

高军在《纪念左晖，不该只是复刻他的办公室》的潜台词早已不言自明：左晖精神的核心，是对人的尊重与投入，而不是这种形式上的致敬。

的确，对于贝壳平台上逾50万名的经纪人来说，有生之年真正能有机会走进“左晖办公室”的，廖廖无几。对他们而言，真实的感知，比难以触达的精神领袖，更有现实价值和意义。

高军，作为左晖引领的房产经纪变革的亲历者，是贝壳平台搭建的深度参与及执行者，从链家总裁，到贝壳找房副总裁，每一个重大历程，他都与左晖并肩而立。

（右一高军，右二单一刚，右三左晖）

1999年，高军的弟弟高民与贝壳联合创始人单一刚共同创建大连好旺角时，他还是一个货运代理，为了弟弟的“事业”，他半路出家，给好旺角做了兼职会计。2000年，他正式入职好旺角，2003年拿到房地产估价师资格证。

2005年，在清华大学的总裁班上，左晖当着他的面说：“大连市场太小，你们能力很强，我们应该联合在一起。”

2007年，高军来到北京，出任链家总裁。为了链家的科学管理，左晖和高军一起，去台湾考察信义房产，去东京研究三井不动产。之后，就有了楼盘字典，以及门店、考核、流程三大标准……

在这期间，左晖与高军，建立了一种战友式的信任关系。

2009年，因为分歧，高军离开北京，回到大连。单一刚留在北京，高军的弟弟高民退出。

高军事后曾说：“思绪复杂，遗憾地离开，但想着满血归来。”看得出来，此时他与左晖的分歧，更多在于共同目标下，实现路径上的意见不合。这也为高军之后的回归埋下伏笔。

高军离开后，链家开启了新一轮的扩张。2015年，链家启动全国化，大连好旺角被并购。时任好旺角董事长的高军以这种方式，再次入局，负责链家新房，后来去广州当了区首。

2018年4月，贝壳成立。他以链家华南战区区首的身份，参与搭建贝壳的早期架构。

高军对贝壳，大概是有精神洁癖的。

去年，他与贝壳研究院分析师罗忆宁合著的《再造平台》一书出版。他在书中以局内人的视角，用自我批判的立场，直面贝壳成为垄断性平台后的问题：一线经纪人被困在系统和算法里，成为平台高利润下的“牺牲品”。

左晖提出的企业使命：有尊严的服务者，更美好的居住，在贝壳体系的快速膨胀下，后半句确实正在变成现实，但前半句却渐行渐远。

高军在书中直指，贝壳通过平台的精确算法和数字化管控，将服务流程细分化和简单化，弱化了一线经纪人的专业能力，不仅让员工对平台的依赖度达到100%，也造成了严重的内卷，一线员工收入长期低于社会平均工资，更谈不上做一名有尊严的服务者。

作为贝壳的管理层，高军没有在书中把贝壳写成“成功学教材”，反而更像是一次“自黑式复盘”。《再造平台》的出版，是贝壳的气度和包容，更是高军对贝壳平台的批判和反思，以及对50万平台经纪人现状的关切。

为一线经纪人鼓与呼，是高军这几年一直在坚持的事情。2022年，他还和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做了一个《有尊严的服务者》的项目。

那一年，是左晖去世的第二年，也是房地产行业进入深度调整的第一年。同行们都在忙着优化财务报表，高军却忙着追问：经纪人凭什么有尊严？

贝壳面临的问题，复杂而多元：

• 一线经纪人生存困难，没有稳定的劳动权益保障，没有安全感，没有职业归属感；
• 平台扩张与一线经纪人专业能力不断被弱化之间的矛盾；
• 高管巨额薪酬，尤其是股权激励，不与任何业绩指标挂钩；
• 管理者失去对一线的感知……

这也是贝壳这轮大变革的背景。

有些问题已经或者正在解决，比如：

3月1日起，贝壳正式取消经纪人在时间、地域、品牌和费用等方面的人才流转限制；

50万经纪人的认证考试全面免费，贝壳每年为此承担超1500万元的运营成本；

部分老员工反映的劳务派遣导致工龄认定断档问题，链家公开回应已开具全段离职证明，并明确自2020年起已极少采用劳务派遣；

让500名核心管理者回到一线，管理层下场拍视频讲房，大区总监参与业主面访、常驻签约中心，直接介入交易场景；

上海链家总经理开放一线声音渠道、设立公开意见信箱；

彭永东和单一刚将两年的年薪股票共计8亿元全部捐出，用于设立“健康家贝守护金”、资助困难毕业生等公益项目……

对于一线经纪人来说，高管8亿元的捐赠和自己并没有太多关系。他们所期待的，是从制度层面，形成合理的薪酬结构、规范的社保缴纳以及清晰的劳动关系，这才是长久之计。

这些，在3月底的全员信中，彭永东并没有任何着墨。

难怪高军会说：“今天很多平台型组织，容易陷入一个误区：高喊消费者第一，却忽略了服务者也是平台生态中的主体。”

现在，那个一直为贝壳平台50万经纪人“找尊严”的高军，离开了贝壳。

那么，问题来了：当我们在纪念左晖时，我们到底在纪念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