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涂华忠等：锡克民族如何在英国殖民统治下重建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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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海洋 刘欣宇 涂华忠

编辑|姜心宇

审核|单敏敏

内容摘要

19世纪中期，英国对印度次大陆的入侵达到高潮，锡克帝国在两次英锡战争后于1849年灭亡。在殖民者的打压和其他宗教的影响下，传统锡克社会日渐崩坏，锡克教信仰逐渐淡化，锡克民族面临着民族身份的认同危机。为重建民族身份，锡克民族采取了反抗与变革的双重策略，一方面，通过军事斗争和自组织反抗殖民统治，并开展辛格·沙巴运动重申独立身份，强化宗教认同；另一方面，对锡克社会的教育、经济技术和宗教文化进行变革，使之逐渐引入近代化元素，并加强民族意识凝聚。上述双重策略有效化解了认同危机，重新建构了锡克民族身份，但并未改变殖民主义导致锡克民族独立之路被打断的现实。分析锡克民族反殖民斗争的双重策略，阐释其独立运动的历程，对深化关于印度次大陆文化历史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锡克教 英属印度 殖民主义 宗教改革 反殖民运动

图源：网络

锡克帝国是1799—1849年存在于印度北部的一个地区强国，其开国皇帝兰吉特·辛格（Ranjit Singh）于1799年率军占领拉合尔并定都于此，随后正式建立了该帝国。锡克帝国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达到鼎盛，其疆域面积一度达到52万平方公里。19世纪早期，随着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扩张，英国殖民军队与锡克帝国的接触和冲突逐渐增多，最终演变为导致锡克帝国灭亡的两次英锡战争。第一次英锡战争发生在1845—1846年，由英国殖民军队发起的边境挑衅所引发，并以英国殖民军队的胜利结束，锡克帝国失去了部分领土并被迫支付赔款。第二次英锡战争发生在1848—1849年，这场战争中英国殖民军队彻底击败了锡克军队并占领了旁遮普，锡克帝国宣告灭亡。两次英锡战争结束后，锡克帝国被并入英属印度殖民地，印度次大陆上最后一个独立国家就此被英国殖民统治当局吞并。

在锡克帝国灭亡后，丧失主权的锡克民族面临来自殖民者的打压和印度本土其他宗教的同化，传统锡克社会逐渐崩坏，锡克教信仰日益淡化。在这种背景下，锡克民族如何维持其独立民族身份？本文基于民族身份建构的视角，对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锡克教进行了历史分析，发现为了重新建构日渐衰弱的独立民族身份，锡克民族对英国殖民统治作出了反抗和变革的双重应对，其中既有努力与英国殖民统治抗争的一面，也有不断变革自身，适应近代社会环境的一面。到20世纪前中期，锡克教内部的凝聚力和认同度显著提升。这种“双重策略”既体现了锡克民族面对外来侵略时的韧性，也是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印度社会及政治环境复杂性的产物。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锡克民族的建构历史及其身份危机的由来；第二部分阐述英国殖民统治下锡克社会的崩坏及其他宗教的侵蚀；第三部分阐述锡克民族的自组织以及对殖民统治的武力反抗；第四部分阐述近代化条件下锡克社会在教育、经济技术和宗教文化层面的变革及复兴。

一、殖民统治下锡克民族的身份危机

根据斯大林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拥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共同的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与民族概念相近的是“族群”概念，二者的区别在于，民族一词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民族的存在并不一定以主权国家的存在为条件，但民族必须主张这个共同体需要拥有自治甚至独立的政治身份。而族群不必主张独立，只需在文化特点上能够与其他人相区分即可。由此，民族主义可被定义为“一种为某个群体争取和维护自治、统一和认同的意识形态运动”。

要理解殖民统治下锡克民族的身份危机，需要先阐释锡克民族如何成为一个“民族”。锡克民族是建立在锡克教信仰之上的宗教民族。莫卧儿帝国时期，锡克教最初只是一种纯粹的精神信仰，不附带任何追求独立政治身份的意图。但其教义对信徒生活管制颇多，且强调服从宗教领袖，故而其影响力不可避免地会从精神世界溢出到现实世界中，对世俗社会的利益分配施加干预。主权是一种排他性的管理权力，但在旁遮普地区，由于锡克教徒众多，锡克教领袖已经能够影响旁遮普地区的社会政治活动，实际上形成了锡克教权和莫卧儿帝国皇权分庭抗礼的局面。尽管莫卧儿帝国地方自治权力较大，但这种局面仍然是莫卧儿帝国中央政府不能接受的。根据莫卧儿帝国第四代皇帝贾汉吉尔（Jehangir）的自传《贾汉吉尔纳玛》（Jahangir-nama）记载，锡克教第五代上师古鲁·阿尔让（Guru Arjan）的教义说服了北印度地区太多的人，以至于贾汉吉尔下令，如果古鲁·阿尔让没有改变信仰成为穆斯林，锡克教就必须被消灭。于是，莫卧儿帝国发起了对锡克教徒的大规模迫害。根据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这种共同的被迫害经历，成为将锡克教徒建构为锡克民族的“凝结核”。自1699年古鲁·戈宾德·辛格（Guru Gobind Singh）创立卡尔萨军事组织（Khalsa）以反抗莫卧儿帝国的暴政以来，这种以军事手段反抗莫卧儿帝国压迫的“宗教—军事民族主义”是锡克教能够维持民族身份认同，进而建立锡克帝国的意识形态支柱。

1849年第二次英锡战争后，锡克帝国军队战败，东印度公司吞并了锡克帝国，卡尔萨军事组织也宣告解散。这场战争的失败标志着锡克帝国的正式灭亡，锡克教徒丧失了对国家的统治地位，锡克民族的身份危机也由此产生。锡克军队解散，大量锡克贵族财产被剥夺，锡克底层农民破产，殖民者的压制叠加其他宗教的传教同化活动，导致锡克教徒减少，锡克文化衰落。在传统锡克社会不断崩坏的情况下，锡克民族面临一个根本性问题：锡克民族是继续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还是会退化为一个“族群”？如果要维持“民族”的存在，需要怎么做？通过反抗与变革的双重策略，重建锡克民族的身份认同，是锡克民族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二、英国殖民统治下锡克社会的崩坏与改造

为了削弱原有锡克社会的组织度和凝聚力，英国殖民当局在军事、经济和文化层面对传统锡克社会进行打压。同时，锡克社会还面临着其他宗教在精神层面的侵入。由于殖民者的到来，锡克社会被动卷入近代化的潮流，加之殖民者的强行改造，锡克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教育方式都发生了较大改变。诚然，这些变化是对锡克教古老传统的破坏，但从进步主义的视角来看，锡克帝国的灭亡已经证明了封闭、保守的锡克民族具有落后性，从思想到物质的全面变革是这个古老民族维持存在的必由之路。

（一）

殖民统治下宗教环境的变化

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期间，为了避免引发激烈反抗，实行了一定程度的宗教宽容政策，试图减少印度地区复杂的宗教环境所引起的冲突，提高殖民地的治理效率。法律适用象征着征服和主权的确立，殖民者的“治外法权”更是殖民统治形成的重要标志。但出于信仰和社会规范差异巨大的原因，英国殖民当局统治印度之初并未立即以英国法取代印度本土法，而是允许印度教徒适用印度教法，穆斯林适用伊斯兰法。在当事人分属两个不同社会的案件中，则适用被告的法律和惯例。尤其在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后，维多利亚女王在一份公告草案中驳斥了“将我们的信仰强加于我们任何臣民身上的意愿”，并严禁干涉印度人民的习俗或信仰。对于锡克民族的尚武传统，殖民者甚至给予了宗教层面的“优待”。出于对锡克教是“一神教”的认可，殖民者认为锡克士兵要优于印度教士兵，认为锡克教徒如果皈依印度教并重新采纳迷信和恶劣的社会习俗，就会失去很多军事本能，并在作为士兵的能力上大大下降。所以殖民者不仅不干预锡克士兵的宗教习俗，反而在征募锡克士兵时，要求新兵必须接受锡克教洗礼，并且在军队中严格遵守锡克教的“5K”习俗，即蓄长发（kes）、用梳子（kangha）、穿短裤（kachha）、戴手镯（karha）和佩剑（kirpan）。

但在自尊心较强的锡克民族看来，这些措施不过是榨取锡克民族军事价值的手段，是对锡克教信仰的工具化，所以即使是英国殖民统治当局所谓的宽容政策亦是难以忍受的。锡克教是一个独特的宗教，在印度多种宗教融合的环境中吸收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部分元素，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独特的宗教身份和文化传统。加之锡克教从宗教独立到政治独立，经历了与莫卧儿帝国斗争并最终建立锡克帝国的历史，其在北印度地区长期保持独立身份，难以与其他宗教和民族完全融合。

殖民地背景下的宗教自由是有条件的，殖民当局为追求政治和经济利益而推行的部分宗教政策甚至导致了宗教身份的政治化，加剧了不同宗教团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此背景下，锡克社会中出现了旨在保护自己宗教身份和文化遗产的运动，如1851年发起的主张反对偶像崇拜、回归对无形神（Nirankar）的信仰、简化宗教仪式的“尼兰卡里运动”（Nirankari Movement），1857年发起的宣扬纯洁社会行为规范、主张通过不合作和非暴力抵制来对抗英国殖民当局的纳姆达里运动（Namdhari），以及1873年发起的旨在通过出版历史宗教书籍传播锡克教知识、推广旁遮普语、恢复锡克教传统价值观的辛格·沙巴运动（Singh Sabha Movement）。广义上甚至还包括20世纪初为了重塑锡克教纯粹作风，并夺回谒师所（Gurdwara）控制权的阿卡利运动（Akali Movement）。这些运动为恢复一度衰弱的锡克教的影响力起到了一定作用。得益于此，在锡克帝国灭亡以后，组织度日益松散的锡克社会中重新凝结起自我保护和抗击殖民的力量。

（二）

英国殖民当局对锡克教组织结构的破坏

由于原有的锡克帝国统治集团是一个由宗教发展而来的政教合一、组织严密的政治军事集团，锡克教身份自卡尔萨组织建立以来就表现出了显著的连续性。锡克帝国灭亡并不意味着锡克教完全丧失了重新形成抵抗组织的可能性。为了防止有组织抗击殖民的力量死灰复燃，英国殖民统治当局大肆破坏锡克帝国原有的统治基础和组织结构。在此后的几十年中，锡克教徒在印度社会中的地位逐渐下降，锡克社会的内部结构也不断遭到破坏，原本思想团结、组织紧密的锡克政治军事集团逐渐被打散，变为只能接受英国殖民统治的松散实体。总的来看，英国殖民统治当局主要通过军事、经济和文化三个层面的手段来破坏锡克民族原有的组织结构，以压制锡克教内部反殖民力量的发展。对于发源于宗教同时也因宗教而凝聚的锡克民族，殖民者尤其注重以传教等方式破坏锡克教对其在精神上的号召力。

在军事层面，由兰吉特·辛格创立的锡克军队曾经是锡克帝国的主要军事力量，但在帝国灭亡后被东印度公司强制解散。东印度公司要求锡克军队交出所有武器，并将锡克帝国军人强制遣返，限制他们从事农业或其他行业。这对锡克民族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武装自卫本就是锡克教历经莫卧儿帝国的残酷打压而始终存在的基础。锡克帝国的军队被强令解散之后，广大锡克民众在失去自卫能力的同时也失去了原有的职业和生计来源。在经济层面，农业经济经历短暂繁荣后，土地价格上涨而导致土地兼并。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旁遮普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农民债务问题。农民因无法支付税款而被迫借贷，导致他们陷入贫困，而放债人和律师则借此致富。除底层民众外，锡克上流阶层也遭到了打压，特别是那些拥有“采邑”的封建领主群体（jagirdars）—所有参与过英锡战争的领主都被没收了全部财产，甚至妇女的珠宝也被没收拍卖。而那些投靠殖民者的领主虽然没有被剥夺全部财产，只被削减少量收入，但这种“优待”只持续到他们去世为止，其后代不得继承。在文化层面，基督教传教士在原锡克帝国核心领土的旁遮普省中部增加传教活动，不断削弱锡克教独特的文化特征。基督教传教士通过提供教育和医疗服务，以及向锡克教徒灌输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吸引了不少皈依者。这些皈依者中不乏一些锡克教的知名人物，甚至包括原锡克帝国统治者杜利普·辛格（Duleep Singh）。对于锡克教这样一个强调尊重和服从领袖的宗教而言，相较于殖民者的入侵，上层人物在信仰上的叛逃是釜底抽薪式的打击，在锡克教内部产生了较大的思想混乱，使得锡克教的意识形态吸引力进一步衰弱。

（三）

来自其他宗教的侵蚀

除了英国殖民统治当局的破坏，锡克教还面临着其他宗教扩张的影响。锡克帝国灭亡后，英国殖民统治当局引入的基督教以及印度本土早就存在的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开始在旁遮普省加大传教力度，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来吸引流落的锡克教徒。如上文所述，有不少锡克教徒转变信仰，改信基督教。而随着基督徒在旁遮普省的活动日益频繁，印度教和伊斯兰教这两个古老的宗教也在发起自我改革运动，适应殖民者入侵后的新环境。

印度教内部发起了以雅利安社运动和梵社运动为代表的改革运动。这些运动试图祛除印度教内部诸多陈旧的、制约教徒群体发展的因素，推动印度教的现代化改革。其中，雅利安社运动主张回到本源和纯粹的印度教，剔除各种形式的迷信和无知，并恢复印度教原始的道德信仰。该运动在旁遮普省广泛发展，吸引了许多印度教徒的支持。其创始人达亚南达·萨拉斯瓦蒂（Dayanand Saraswati）是一位著名的印度教神职人员及哲学家，他的著作《真理之光》（Satyarth Prakash）对印度教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让印度人回归传统的印度教生活，他建立了吠陀学校（Gurukul，梵语意为“老师的住所”），这些学校根据古老的吠陀原则为男孩和女孩提供不同的教育，强调吠陀价值观、文化和“真理”（satya）。梵社运动强调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提倡摒弃繁文缛节，力求改善印度教传统中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阶级歧视和宗教歧视等问题。该运动的创始人拉姆·莫汉·罗伊（Ram Mohan Roy）是一位印度知识分子，他号召摆脱印度教中的迷信、偏见和不平等因素，废除寡妇自焚殉葬的“萨蒂”（sati）习俗。他的著作《耶稣的戒律》（The Precepts of Jesus）是印度教变革的重要历史文献。在这本书中，罗伊着重剖析基督教教义的道德核心，从中提炼出仁爱、宽容、公正等伦理价值，试图将基督教伦理引入印度社会，并与印度教的改革相结合。部分印度教改革运动甚至试图将锡克教看作是印度教的一个分支，希望将锡克教纳入印度教的管辖之下，这无疑给锡克教的独立地位带来了威胁。

这一时期的伊斯兰教同样在改革中焕发生机。穆斯林内部发起了强调通过教育振兴穆斯林社区，并与基督教等其他宗教和解的阿里格尔运动，以及试图改革伊斯兰教的艾哈迈迪亚运动。阿里格尔运动由赛义德·艾哈迈德·汗（Syed Ahmed Khan）发起，他将穆斯林社会的堕落归咎于现行的教育制度，主张以创办学校等方式提升穆斯林群体的文化水平，在该运动中创建的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Aligarh Muslim University）至今仍然存在。艾哈迈迪亚运动则主张通过恢复伊斯兰教原始戒律，清除外来宗教对伊斯兰教在信仰和实践上的影响。这些运动试图推进穆斯林群体的现代化改革，提高穆斯林的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在旁遮普省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众多宗教运动和改革运动的兴起，使得旁遮普省的宗教氛围从锡克教占统治地位变得更加多元化，不断有锡克教徒选择皈依其他宗教，引发了锡克教内部的危机感。曾任印度总督的第一代达尔豪斯侯爵詹姆斯·布朗·拉姆齐（James Broun-Ramsay,1st Marquess of Dalhousie）在旁遮普被吞并后曾两次访问当地，他就锡克教的衰落发表评论说：“锡克人正在逐渐回归印度教，即使他们继续是锡克人，他们每年也变得越来越印度教化。”上述危机促使锡克教内部出现了一些宗教改革运动，这些运动不仅意图重拾正在衰落的锡克教价值观，还希望通过自我改革实现现代化以吸引更多的信徒，推动锡克教在旁遮普省已趋多元化的宗教格局中实现复兴。

（四）

英国殖民统治当局对锡克社会的强制改造

19世纪中期以后的英国殖民统治重塑了锡克社会的政治、社会、文化和宗教面貌。在殖民者的主导下，锡克社会的内部结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造，逐渐融入了印度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同时，基督教的传入也使锡克社会的文化和宗教生活受到了英国文化和基督教教义的影响，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化现象，如年轻人接受英语教育、阅读印度报纸和杂志等。虽然这些变革是面对殖民掠夺的被动反应，但仅就现代化进程而言，英国殖民统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总的来说，英国殖民统治对锡克社会的强制改造主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和宗教自由两个方面。

在经济社会方面，英国殖民统治当局试图通过改革土地制度、建立现代教育系统和提供社会福利等手段来改善锡克民众的生活状况，并改变锡克社会的传统结构秩序。英国殖民当局在改革土地制度时采取了一系列激进措施，如征收农业税、废除土地所有权和土地纳税制度等。依靠相关举措，殖民当局增强了对锡克农业社会的控制,并使其逐渐融入了印度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但与此同时，这种激进的改革也引发了社会动荡。一方面，上述措施的强制推行加剧了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新的生产方式也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新旧利益集团间不断产生冲突。在锡克教信徒中，围绕改革措施有支持和反对两种声音。相对激进的锡克教徒支持改革，认为这是使整个锡克社会摆脱愚昧落后、走向进步的必要手段。而相对保守的教徒则反对改革，认为英国殖民统治当局强行施加的变革破坏了传统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是对锡克文化的入侵。

在宗教自由方面，英国殖民当局通过大规模传教和对非基督教的歧视政策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旁遮普省的宗教环境。英国殖民当局在锡克社会推行基督教传教活动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将基督教强加给锡克教徒，进而彻底破坏锡克教徒以宗教民族主义建国的传统；二是使殖民地的宗教信仰与宗主国相同，以减少殖民地的不稳定因素。如前所述，同为一神教的锡克教在殖民者看来更容易同化，在传教士眼里，锡克教徒被视为“被选中的人民，注定要得救”。英国殖民统治当局还采取各种形式的宗教歧视政策，试图迫使锡克教徒转变其信仰。其结果是基督教一度盛行，导致“在短时间内，旁遮普有变为基督教国度的危险”。

综上所述，锡克帝国灭亡后印度北部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东印度公司开始在锡克帝国原有的领土上实行殖民统治，对19世纪中期的锡克教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既有现代的成分，也有政治动荡、权利剥夺、文化入侵等负面因素。英国殖民当局为了压制反殖民力量的生成，对锡克教的原有组织结构进行破坏，并从宗教和思想领域对锡克教徒进行侵蚀。不过，这些举动并没有使锡克教徒的信仰消失。接下来，锡克民族再次回到了“宗教—军事民族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通过自组织和武力抵抗，打击殖民政权的统治，重建了锡克民族身份。

三、反抗：锡克教的反殖民生存之路

处于统治地位的民族始终有退化为族群的风险，因此，打击殖民者的统治，以各种形式重新夺回对社会的掌握，是重新建立锡克民族认同的必由之路。锡克教的反抗运动并非单指某一次运动，而是一系列发生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的反抗活动。面对英国殖民统治者对锡克民众经济社会权益和文化的剥夺、摧毁，锡克教徒曾试图通过发动武装起义以及建立自治组织等措施，来维护自身权益，争取共同体的独立与自由。然而，由于起义者与英国殖民统治当局之间存在巨大的实力差距，这些反殖民运动最终在殖民当局的暴力镇压下未能成功，部分自组织亦被迫解体。尽管如此，锡克教的反殖民运动仍是印度反殖民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农民阶层的大量破产

为了征服印度这样一片极其庞大的地区，英国殖民当局迫切需要印度的土地税来支付各种行政和军事费用，而这些负担必须直接或间接地由印度农民承担。在这种背景下，英国政府对旁遮普省的农民征收了高额的农业税，直接导致了该省以小农为主的锡克农民阶层大量破产。1849年至1853年间，旁遮普省的土地税率一度高达农民总收入的25%，并且在某些时候，此项税款只得以现金而非农产品的形式缴纳，导致农民必须借贷缴税。高昂的税费使得许多锡克教小农家庭难以为继，他们被迫放弃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耕种方式，转而选择种植茶、咖啡、糖、黄麻和蓝草等更具盈利潜力的经济作物，而代价则是对土地的肥力造成破坏，无法种植其他作物。旁遮普省土地兼并的加剧更是使农业社会的稳定程度进一步下降。从1891年到1900年的十年间，小农拥有的耕地面积从约占全旁遮普耕地面积的54%降到45%。锡克传统社会以乡村为核心，重视社区间的相互帮助和资源共享。随着国家权力对乡村控制范围的扩大，城市文明与乡村传统开始发生碰撞并相互影响，使得原本处于较为独立地位的农村社会被强行推入资本主义的洪流中。而市场化的农业产品价格不稳定，风险较大，难以为农民带来足够的收益。脆弱的小农经济经不起市场风险的冲击，使得大量锡克教底层农民纷纷破产，加剧了社会的分层和阶级不平等现象。

（二）

辛格·沙巴运动的兴起

辛格·沙巴（Singh Sabha）运动是19世纪后期锡克教徒自发组织的一项反殖民运动，其名称源于18世纪早期将“辛格”（Singh，意为狮子）身份奉为圭臬的锡克教传统。该运动的宗旨是复兴锡克教，恢复锡克教上师和教义中的“纯洁信仰”，并抵御基督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对锡克教徒的传教活动。辛格·沙巴运动的发起者认为，锡克教在传统上具有强烈的民主和平等主义色彩，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这些价值观已经受到殖民统治当局和其他宗教的侵蚀。因此，他们建立了辛格·沙巴组织，希望以此恢复和弘扬传统的锡克教精神。同时，这场运动还以宣传旁遮普宗教文学作品的方式对普通锡克教徒开展了文化扫盲运动。

1873年，第一个辛格·沙巴运动组织在阿姆利则成立。其目标是“传播真正的锡克教，恢复锡克教的原始荣耀；编写和分发锡克教的历史书籍和宗教书籍；并通过杂志和媒体传播古鲁穆奇文（Gurmukhi）”,并试图改革锡克教，将皈依其他宗教的叛教者带回锡克教。辛格·沙巴运动在成立之初就明确宣称要避免干预其他宗教和政治事务，这与同一时期印度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运动中所展现出的强烈干预倾向有显著区别。辛格·沙巴运动领导人充分利用当时大规模普及的印刷技术传播锡克教历史文学作品，在主张学习用古鲁穆奇文编写的旁遮普语的同时，也明智地强调西方科学技术教育的重要性。辛格·沙巴运动的发起标志着锡克教徒开始重新发掘他们的文化遗产，为锡克教将来的改革发展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辛格·沙巴运动通过对锡克教教义的规范化和对宗教习俗的净化，有效地抵制了印度教与其他宗教对锡克教的同化，重申了锡克教的独立宗教身份。同时，它所推动的文化扫盲运动提高了锡克教徒的文化素养。集体宗教认同的强化为锡克教徒在英国殖民统治下争取社会、政治权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据统计，在辛格·沙巴运动的影响下，锡克教信徒的数量比运动前增长了超过一倍。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辛格·沙巴运动成为继卡尔萨军事组织之后团结锡克教社区的纽带，有效增强了日渐衰落的锡克教的影响力，至今仍是印度锡克社会内部一个重要的组织。

（三）

武力反抗及民众的自组织

由于拥有积极服兵役的传统，锡克民族具备军事经验的人数众多。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锡克士兵在英属印度军队中的数量超过10万，甚至多达“印度战斗力量的六分之一”。这给锡克民族的反抗力量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员。锡克民族通过暴力方式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行动主要有游击组织、公开集会和武装起义三种。游击组织由当地居民及退役军人自发组建而成，经常聚集于旁遮普省的村落之间进行以游击战为主的武装斗争。1920年，旁遮普省每14名成年男性锡克教徒中就有一名在服役，锡克民族悠久的尚武传统及社区内部自成一体的组织格局使得高度灵活的游击战争成为可能。1921年发起的巴巴尔·阿卡利运动（Babbar Akalis）是一个从主流的阿卡利运动中分离出来的激进运动，该运动同阿卡利运动最显著的区别就是主张通过暴力方式消灭旁遮普邦的殖民者。在发起后的3年时间里，该运动通过暗杀、设伏等方式消灭了大量英国线人、亲英分子以及英国官员。值得一提的是，该运动甚至得到了俄国共产主义革命力量的支持。1922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东方问题提纲》（Theses on the Eastern Question）中特别赞扬了旁遮普的锡克教抵抗运动，认为锡克教的斗争具有反帝反封建和民族主义革命的性质。印度共产主义领导人罗伊（Manabendra Nath Roy）也认为旁遮普是进行革命的理想之地，因为许多曾在英国殖民军服役的锡克教徒有可能被说服加入“无产阶级军队”（proletarian army）。随着旁遮普省反抗力量的聚集，当地锡克教反殖民组织不断发起公开的抗议和集会，通过各种方式向殖民政府进行斗争。其中，以古鲁拉姆·辛格（Guru Ram Singh）为代表的锡克教领袖发起纳姆达里（Namdhari）运动，主张以不合作和抵制英国商品作为政治武器与殖民者斗争。然而，由于存在巨大的实力差距，这些抵抗都难以对英国殖民当局的统治造成根本性撼动。

除了军事斗争，锡克人还建立了宗教性自治组织，以实质性地行使锡克社会的公共权力，并在广大农村地区赢得了农民的支持。到1910年左右，这些锡克教自治组织的规模达到了顶峰，其控制的村落中有超过半数的居民参与了自治组织的活动。尤其在阿姆利则惨案后，部分地区建立“锡克教最高谒师所管理委员会”（Shiromani Gurdwara Parbandhak Committee），接管了包括阿姆利则金庙在内的许多谒师所，以此对抗英国殖民当局的统治。1920年11月15日，象征锡克教最高权威的阿卡尔·塔克特（Akal Takht）发布了一道谕令（hukumnama），召集锡克教徒集会，选举出最能代表旁遮普地区锡克教徒社会政治利益的委员会成员。同年12月，作为锡克教一个政治派别的阿卡利党成立，并发起阿卡利运动。阿卡利运动是针对英国殖民统治当局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群众抗议活动。1925年，殖民统治当局通过《锡克教谒师所法案》（Sikh Gurdwaras Act），同意将锡克教谒师所置于正统锡克教徒选举产生的团体的控制之下。这代表着锡克教徒通过自组织和武装斗争的方式，从殖民者手中夺回了部分社会权利。

正如马克·康多斯（Mark Condos）所言：“对英属印度新西北边境最近被占领的人民所谓的‘好战’性质的担忧，驱使旁遮普省的行政人员寻求与被视为‘尚武种族’的土著群体（如锡克教徒）建立一种居高临下和父权制的关系……行政人员一直担心这些‘驯化’的军事团体有朝一日仍可能反抗他们的殖民主人。”面对锡克民族的反抗，在反殖民力量最为活跃的旁遮普省，英国殖民当局以暴力手段镇压锡克教徒发起的反殖民起义。例如，早在1872年英国殖民当局就对“库卡起义”（Kooka，意为哭泣）进行了暴力镇压，用大炮处决了49名锡克教徒。即使是相对平和的阿卡利运动同样受到了殖民者的打击，1920—1925年，据估计有3万名锡克教徒被捕，400人被杀，2000人受伤；此外，殖民统治当局还向锡克教徒征收了150万卢比的罚款，并暂时停止招募他们从事文职和军事工作。较为激进的巴巴尔·阿卡利运动也未能坚持下去，到1924年6月中旬，殖民统治当局共逮捕了186名该运动的参与者，其关键成员要么被捕，要么在抵抗过程中牺牲。至此，该运动在英国殖民当局的镇压下逐渐停息。除了军事打击，英国殖民当局还通过包括限制集会自由、审查出版物等法律手段以镇压抵抗。1919年实施的《罗拉特法案》（Rowlatt Act）授权政府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将英属印度范围内包括恐怖分子在内的所有疑犯逮捕入狱。《罗拉特法案》与随后在旁遮普省发生的阿姆利则惨案有着密切关系，而阿姆利则惨案的发生则导致全印度范围内掀起了大规模反英殖民运动，从根本上动摇了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

可以看到，锡克教的一系列反殖民活动并非单纯通过军事行动来推翻英国的统治，他们还在社会内部寻求建立独立的管理体系和社会秩序，通过自组织的方式与殖民者争夺社会空间，将殖民力量“排挤”出去。虽然这些运动未能直接结束英国在旁遮普省的统治，但它们锡克社会内部乃至全印度激发了更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促使更多的印度人反思其在殖民体系中的地位，并探索寻求更大自治权和自由的可能性，从而为印度从殖民统治中争取独立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四、革新：锡克教的发展之路

抵抗运动可以削弱殖民者的入侵程度，但要从根本上改变锡克民族的落后状态，在已经近代化的世界中重建锡克民族身份，必须对锡克社会本身进行改革。在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当局的同时，锡克民族也在内部推动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摆脱那些不合时宜的教义对锡克教徒的束缚，试图跟上世界发展的潮流。锡克民族的改革不仅促进了锡克社会的近代化进程，也推动了锡克宗教文化的复兴，从文艺层面凝聚起了锡克民族认同。

（一）

教育改革

正如前文所述，英国殖民当局在改造锡克社会时积极地促进西方文化融入锡克社会之中，以“同化”南亚次大陆殖民统治环境下的民众。而以统一的英语取代印度次大陆上复杂的语言体系同样是英国殖民统治当局的目标之一。在旁遮普省，英国殖民当局创建了若干教育机构专门为锡克教民众提供英语教育。根据1901年的统计数据，旁遮普省有2883所小学、351所中学和15所职业学校提供西式教育，部分中学甚至直接实行英语教学。这批新式学校在政府的定期资助下，不仅传授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还有力地推动了英语的普及，而旧式的宗教学校虽仍然存在，但由于得不到政府的资助而逐渐衰败。

锡克社会也深受教育体系变化的影响，许多锡克年轻人开始接触西方语言、文化和科学知识，也因西式教育的广泛推广而孕育出了新的知识阶层，并开始寻求改变锡克教保守落后状况的途径。这批锡克教改革者欢迎英语教育，重视西方科学和技术。为了保持锡克民族的独立性，他们不赞成在传教士学校中进行基督教教育，但由于锡克教文化和历史中存在诸多为人处世的道德规范，他们也不赞成完全不进行宗教教育。他们希望教授锡克教义和锡克教历史的同时传授西方科学和文学。这批改革者甚至于1892年在费罗兹普尔（Ferozpore）创建了一所不收学费的专门女子学校。

受过现代化教育的锡克年轻人在社会和政治方面逐步展现出强大的影响力，他们通过参与地方自治政策制定、推动民族民主改革等方式影响着锡克社会，不只是引入了新的科学知识，同时推动锡克民族获取政治权利。他们还要求在市政会、地方委员会、省议会和帝国立法机构中为锡克教徒提供代表席位。这一时期，年轻一代锡克教知识分子在各种会议、论坛等场合积极宣传自己的观点，以撰写文章、进行公开演讲，以及加入政治团体等方式为锡克民族的政治自觉和社会转型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一系列新式教育措施不仅变革了锡克社会的教育体系，还为其在将来的全印度反殖民运动中发挥作用做出了人才储备。

（二）

经济和技术改革

锡克社会在农业经济发展方面同样经历了深入的近代化过程。扶植殖民地农业生产是英国从当地榨取经济利益的主要手段，英国殖民当局积极地在旁遮普省推行新的农业生产技术，以更有效地攫取殖民地的农业资源。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旁遮普省大力推广先进的农耕方法和灌溉技术，显著地增加了农作物的产出。殖民者在当地引进了小麦、烟草、甘蔗、棉花等新的经济作物。20世纪20年代，旁遮普省的棉花产量占英属印度总产量的十分之一，小麦产量占其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同时，当地农民还引进了化肥和农药等先进农业生产手段，使农作物的品质和产量都得到了提升。此外，现代化的农业生产不仅增加了农作物的产出，同时也使得农作物的生产比例发生了调整，由传统农业中以口粮作物为主转变为口粮与经济作物并重，导致锡克农民对市场经济的依赖增加，其脆弱性也因此产生。

除了农业方面的技术进步，以铁路和通信系统为代表的工业发展在锡克社会也引发了变革。英国殖民当局建设了广泛的铁路网和通信系统，以便更有效地控制印度的资源，维护其在印度的统治。1920年，旁遮普省的铁路网络已经连接了主要的城镇和市场，大大促进了商业活动和物资交流，以前每逢丰收便会腐烂的大量小麦，现在得以通过新的铁路网及时出口。当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等其他地区正在经历日益严重的农业危机时，旁遮普省已经成为印度农业发展的排头兵。从1891年到1921年，其所有作物的人均产量增长了近45%。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加强了锡克社会与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也使锡克商人能够将其产品销售到更远的市场。但如前文所述，锡克社会被动卷入市场化是一把双刃剑，与其他地方经济联系加深的同时也意味着锡克社会的经济更容易被外部风险所波及，从而增加了经济上的不确定性。

（三）

宗教文化复兴

同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一样，这一时期的锡克社会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宗教改革和身份认同的转变。一些有影响力的锡克领袖和知识分子开始对传统的宗教实践进行深入反思，他们以释教的名义将锡克教的教义与当时兴起的现代价值观及科学知识相融合。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锡克社会中出现了一些按照强调理性和科学方法来重释教义的主张，宗教改革者制作了许多宣传宗教改革的传单和小册子，呼吁反对偶像崇拜，遵守斋戒、吉日和凶日观念等。

两次世界大战前后，锡克文化经历了一次显著的复兴，在语言、文学、音乐方面尤其突出。作为对印度教徒长期宣称“锡克教是印度教一部分”的还击，巴伊卡恩·辛格（Bhai Kahn Singh）出版了他著名的作品《我们不是印度教徒》（Ham Hindu Nahin）以阐述锡克教区别于印度教的身份认同。维尔·辛格（Bhai Vir Singh）被认为是迄今为止锡克教改革者中最重要的文学人物。为重建锡克教，他创作了一系列描述卡尔萨的英雄时代的艺术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三部以锡克教女性的传奇经历为主题的作品《Sundari》《Bijay Singh》《Satwant Kaur》，以及一首由旁遮普语写成的、一万四千多行的诗《Rana Surat Singh》。当时的人们认为他创作的历史小说“甚至比历史本身更具吸引力”。

作为锡克教的传统语言，旁遮普语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以旁遮普语书写的文学作品数量显著增加，一些有影响力的诗人和作家，如巴尔万特·辛格（Balwant Singh）和塔拉·辛格（Tara Singh）的作品在锡克社会中广受欢迎。此外，这一时期出版了许多以旁遮普语描写锡克教古鲁生活、卡尔萨制度，以及锡克教徒对抗莫卧儿帝国和阿富汗人的斗争的作品，反映出锡克社会借助其共同历史建立内部认同的趋势正在加强，民众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度正在逐渐上升。另外，锡克音乐艺术也得到了发展，传统的锡克音乐形式如“虔诚赞歌”（gurbani kirtan）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传承，新的艺术形式也开始融入锡克文化之中。

随着改革的推进，锡克教内部逐渐出现了多种流派，对锡克教的核心教义各自进行解释和传播。不同的锡克教流派虽在具体的宗教实践上存在差异，但他们都致力于强化锡克民族的宗教身份认同，增强了锡克教对民众的凝聚力。20世纪中期，锡克社会的内部凝聚力和民族身份意识已经显著提升，成为印度社会中一个具有特殊文化和宗教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未来印度独立后锡克人的社会和政治活动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

五、总结：殖民主义的遗毒仍在继续

作为一个命运多舛的民族，凝聚在宗教旗帜下的锡克人先后历经了莫卧儿帝国与英国殖民统治当局的打压。在英属印度时期，殖民统治当局出于削弱反殖民力量的目的，对锡克教原有的组织结构和社会力量进行了严酷打压，并对锡克教传统社会进行了强制改造。加之基督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的侵蚀，锡克教在旁遮普省的影响力不断下降，锡克民族的身份认同危机也愈演愈烈。

面对这种不利的局面，锡克民族走上了依循反抗与变革的双重策略重建锡克民族身份认同的道路：既以武力打击英国殖民统治当局的统治力量，又通过社区内的自组织和对殖民统治力量的排挤达到实质性行使社会权利的目的。与此同时，锡克民族通过一系列旨在加强锡克教内部凝聚力和认同度的锡克教复兴运动，重新提升了锡克社会衰弱的思想认同。在反殖民运动之外，大量锡克教徒也认识到锡克社会本身的落后和保守是阻碍锡克民族独立的障碍。因此，他们着手对锡克教和锡克社会进行变革，在教育和经济技术上引入现代元素，并推动宗教文化复兴，重新拾起锡克文化的吸引力。

总的来说，锡克民族反抗与变革的双重策略是成功的，锡克民族没有在殖民者的统治下退化为非政治性的“族群”，而是重新构建起了追求独立的锡克民族身份，在政治上实现了“新生”。但从长历史的视角看，英国殖民者入侵的最恶劣的后果不是对锡克教的压迫，而是打断了锡克教追求独立建国的进程，为将来一系列暴力事件埋下了种子。

自1699年戈宾德·辛格创立卡尔萨军事组织反抗莫卧儿帝国的暴政起，历经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锡克民族伴随着锡克帝国的灭亡又回到了莫卧儿帝国时期被迫奉行“宗教—军事民族主义”、追求独立建国以自保的起点。相比于伊斯兰教和印度教，锡克教始终难以形成足够的影响力与其他宗教分庭抗礼。在这片土地上，不论何种宗教取得统治地位，锡克教只能成为被统治的一部分。在民族意识已经建构完成的情况下，锡克教无法融入印度教或伊斯兰教，不得不在夹缝中寻求生存。在印巴分治引起的大规模教派仇杀中，大量锡克教徒身处旁遮普这一分裂的地区，不能获得印度教徒或者穆斯林任意一方力的庇护，因而承受了无妄之灾。即使是在印巴分治之后，锡克教徒仍然发起了“卡利斯坦运动”（Khalistan Movement），渴望统一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甚至在1966年建立旁遮普语言邦之后，还有部分极端锡克教信众频频发动恐怖袭击以追求锡克教的独立，最终导致印度政府发动“蓝星行动”（Operation Blue Star），消灭了大量锡克教极端武装分子。而这一行动又引发了时任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被锡克族警卫暗杀的悲剧，以及随后发生的全印度范围内针对锡克教徒的大规模报复。一系列相互关联、互为因果的流血事件给印度社会带来严重撕裂，而问题的根源则应当追溯至殖民者的入侵活动。

时至今日，锡克教仍然是印度次大陆上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其曲折的发展历史在向世人展示民族凝聚力和信仰力量的同时，也同今天巴勒斯坦熊熊燃烧的战火一起，不断向人们提示殖民主义给人类带来的深重灾难，以及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造成的至今难以磨平的沟壑。

作者简介：

何海洋，吉林大学国家发展与安全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西南政法大学白昃战略研究院研究助理，本文第一作者。

刘欣宇，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通讯作者。

涂华忠，西南政法大学白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巴基斯坦研究中心主任，本文通讯作者。

本文整理自《区域国别学刊》2025年第1期文章，原标题为 《 反抗与变革：论英属印度时期锡克民族身份的再建构》。

本期编辑：姜心宇

本期审核：单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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