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机构警告：反以叙事正在数字化，海外犹太群体持续承压

加沙战争或许已经结束，但“种族灭绝”这一诬指并未停止。所谓诬指，是指将以色列和海外犹太人错误地说成对他人实施种族灭绝。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借此颠倒大规模迫害叙事，抹去犹太人在大规模迫害中的受害者身份，并将这一身份赋予巴勒斯坦人。

鉴于这种说法已广泛传播，有必要理解它的来源、为何在2023年10月7日之后被迅速放大并扩散，以及为何在战事趋于停息时，一些加沙人在社交媒体上将自己称为“大规模迫害幸存者”。英国米德斯通国际事务中心运营总干事法兰·杰弗里说，这一诬指是“针对以色列的宣传战的核心支柱之一，而这场宣传战已成为现代地缘政治中组织最严密、手法最成熟的叙事运动之一”。其重点在于“把以色列塑造成道德上的异类”。

这场宣传战建立在数十年前苏联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基础上。战后西方社会对纳粹式反犹主义形成了强烈禁忌，但反犹太复国主义借助针对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隐蔽诬指，绕开了这一禁忌。利用这一漏洞，当代西方左翼重新使用了苏联时期的大量话术，其重点显然是传播效果，而非事实准确性。

印第安纳大学当代反犹主义研究所副所长、教授京特·伊凯利写道：“如果按照公认的种族灭绝法律定义来衡量，这一指控显然不成立——它构成了对一个国家的诽谤和妖魔化。它会直接影响美国及其他地区的犹太人：犹太人会不断被怀疑是在支持一个‘邪恶’国家。”

为了避免这种说法引发认知冲突，反犹太复国主义提供了一套预先准备好的解释。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创始人亚当·路易斯-克莱因说：“任何意识到敌视犹太人可能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人，都可能感到某种道德污染——从这个意义上说，自己仿佛‘像纳粹一样’。”在纳粹主义仍被普遍视为不可接受的情况下，“这种负罪感必须立刻被倒转，并投射到仇恨对象本身身上。

因此，反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把‘犹太复国主义者’描绘成‘种族主义者’和‘纳粹’，同时把巴勒斯坦人重新编码为‘犹太人’或‘大规模迫害中的幸存者’。”Z3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伊莎贝拉·塔巴罗夫斯基指出，“把犹太复国主义等同于纳粹主义、把以色列人等同于纳粹”，可能是“反犹太复国主义最重要的诬指”，因为许多说法都由此延伸而来。“这相当于宗教反犹主义把犹太人等同于魔鬼。”

她说，苏联曾指称“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二战期间与纳粹合作”。“如果你相信犹太复国主义者就是纳粹，那么你就很容易相信他们在实施种族灭绝；而如果一个民族被指控犯下种族灭绝，那么这个民族就再也无法被洗刷。”危险也正在于此。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者——更准确地说，是犹太人——被认为是实施种族灭绝的人，那么针对犹太人的暴力似乎就会显得合理。而上一次海外犹太人成为大规模暴力目标时，欧洲三分之二的犹太人被杀害。

大屠杀叙事的倒置正是这种怨恨的延伸结果。它淡化了大屠杀的特殊性，并把受害者改写成加害者。杰弗里指出，在反以色列活动中，大屠杀叙事的倒置也是“一种道德盗用”，“即把大屠杀所具有的道德清晰性工具化，用来对付历史上的受害者”。“其动机是从政治上重塑犹太人的记忆，或削弱以色列的道德地位。各种亲巴勒斯坦和左翼团体已经熟练掌握了这种做法。”

例如，德国反犹太复国主义者曾宣布，计划于4月在布痕瓦尔德举行守夜活动，抗议“当前正在巴勒斯坦发生的种族灭绝”，时间特意选在布痕瓦尔德解放81周年之际。德国当局后来否决了这一活动地点。在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日袭击以色列之后，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反复指控这个犹太国家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要维持这一指控，就必须无视并不存在种族灭绝的证据，同时重新定义这一概念，把它当作打击以色列的工具。

不过，把以色列说成实施种族灭绝，并不是新现象。在六日战争期间的一场联合国安理会辩论中，就有人指控以色列对阿拉伯人实施种族灭绝。戈达提到，亚西尔·阿拉法特1974年11月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时，曾提到巴勒斯坦人面临“迫在眉睫的驱逐威胁”，并提及以色列的“集中营”。塔巴罗夫斯基回忆说，苏联媒体在1982年黎巴嫩战争期间指控以色列“对黎巴嫩人实施种族灭绝”。戈达指出，这种模式在几次加沙战争中持续存在，只是现在被“极大强化”了。

戈达写道：“很容易找到战前把加沙比作华沙隔都、把以色列人比作纳粹的说法。更近一些，在这场战争之前，也出现过将加沙纹身艺术创作与奥斯维辛相提并论的作品。但在过去两年多围绕‘种族灭绝’的指控中，把加沙与那段历史悲剧相比较的说法已经全面盛行。”

加沙长期占据新闻头条，使这片地区及其象征意义在许多美国人心中格外突出。反犹太复国主义活动人士以及美国的对手利用了这种关注，放大那些容易引发共鸣的信息。而在美国社会，“纳粹”几乎被普遍理解为极端邪恶的象征，因此围绕这一点展开的传播格外有力。

路易斯-克莱因指出，大规模迫害及其叙事颠倒是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核心，它“把针对犹太人的种族主义，转化成对犹太人是种族主义者的指控”。在苏联这一套表述基础上，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爱德华·赛义德后来又赋予其后殖民理论上的正当性，他把巴勒斯坦人描述为“受害者的受害者”。在左翼语境中，这几乎是最高级别的道德身份。

“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后真相世界里，受害者身份不再建立在历史现实之上，而是建立在自我建构之上，所以很多人会试图让自己被看作种族灭绝的受害者。”停止反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创始人纳娅·莱赫特说，“‘大规模迫害受害者’可以被重新定义为任何自认为遭到种族灭绝针对的人。不难看出，别有用心者会多么轻易地利用这些被放松的定义。”

这种被修订的定义，反映的更多是叙事战争的需要，而不是语言本身的准确性。反犹宣传的传播速度也已经改变。杰弗里提到，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苏联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刻意把以色列描绘成一个‘纳粹国家’。巴勒斯坦教材和媒体也经常重复这类类比，使其嵌入公众意识”。而如今，互联网可以在瞬间把反犹毒素传播到全球。

伊凯利在电子邮件中写道：“在我们的研究实验室里，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反复看到这种模式：把受害者变成加害者，把加害者变成受害者，已经成为一种核心的反犹策略。它的目的，是制造混乱，侵蚀道德判断，并使针对犹太人的敌意正常化。”

另有17%的千禧一代和15%的Z世代同样不认为“用辱骂性称呼或蔑称来形容”犹太人有什么危害。蓝方联盟认为，这种正常化“改变了人们愿意容忍的东西”，而千禧一代和Z世代将仇犹视为问题的可能性，只有婴儿潮一代的一半不到。值得注意的是，千禧一代和Z世代正是社交媒体的活跃用户，而社交媒体仍是针对以色列这场舆论战的重要战场。2023年10月7日之后的战争趋于结束时，反以色列的诬指并未消失。

但它也是一种‘挪用大屠杀叙事’的努力，因为在这种看法中，大屠杀被视为一个本就不该属于犹太人的大规模苦难故事，是他们不正当地据为己有的。”换句话说，犹太人什么都不配拥有，甚至包括他们民族苦难的叙事。在这种有毒环境中，也有一些值得吸取的教训。以莱赫特为例，她认为历史正在重演。“反犹太复国主义带来的教训，将与此前一切反犹仇恨形式——无论是反犹教主义还是纳粹式反犹主义——的教训如出一辙：当针对犹太人的诬指得不到反驳时，它们就会助长骚扰和暴力。

正如世界最终认识到‘污染种族者’的诬指或‘弑基督者’的诬指，是危险的妖魔化工具一样，‘种族灭绝’这一诬指也属于反犹诬指的漫长历史。”路易斯-克莱因则认为，关键在于承认“反犹太复国主义本身就是一种仇恨意识形态”，正如“犹太人及其盟友最终不得不承认‘反犹主义’的性质一样”。在那场历史悲剧发生之前，反犹主义也曾被辩解为“某种似乎还算讲得通的政治立场”。

塔巴罗夫斯基说：“围绕犹太复国主义的妖魔化是持续不断的”，因此“这场战争的下一轮还会到来”。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会继续使用同样的诬指”，保留一切被证明有效的话术。美国犹太人必须像军事规划者那样做准备，用数年时间制定战略和战术。“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哪怕只是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对这些诬指形成某种免疫？”她认为，可以“以安全的方式让人们预先接触宣传”，从而形成一种认知免疫。美国犹太人还必须“在心理上做好准备”，以免“下次再被盟友抛弃时”感到彻底崩溃。

在评估当前局势时，伊凯利总结说：“我们不应害怕指出这种疯狂的本来面目，也应当以清晰的道德立场发声，即便这并不受欢迎。现在迫切需要那些立场明确、具有道德根基的声音。”杰弗里则就这种“经过数字化重新包装的反犹主义”提出了几项看法。首先，“犹太人的可见性与正当性永远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无论一个群体看上去多么融入社会、多么安全。”偏见可能“披着新的、道德化的语言出现”，因此，对那段历史惨剧的纪念“必须与警觉、清晰判断以及命名新型仇恨的勇气结合起来”。

“沉默和姑息只会招致歪曲”。重要的不只是辩护，更要界定当代仇犹的性质，并“毫不退缩地提出道德论证”。第三，“对抗仇恨”还应包括“以犹太人的方式生活，并为此感到自豪……对那些嘲弄或颠倒犹太人苦难的人，最有力的回应不是绝望，而是生命力”。最后，杰弗里还表示：“对于关心犹太人的非犹太人而言，这一时刻也是对道德一致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