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刑事案件的办理，关乎人的自由和生命。所以身处其中的人，无论是当事人、家属，还是辩护律师，一直以来都像在悬崖上走钢丝：行事、思考，无不谨小慎微。
近些年，由于认罪认罚制度的大力宣传和压指标适用，认罪认罚率在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达到90%以上，个别地区甚至达到了100%。
种种因素的叠加，看起来像是进一步压缩了刑事案件的辩护空间。这也让越来越多的当事人，甚至律师选择了流于形式的辩护。在笔者看来，这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案件，仅因为选择不当，最终得到的结果不但不尽如人意，甚至谈不上法律意义上的公平、正义。
有时候，看到或者听到类似情况，刑辩律师们会在小范围里无奈调侃：这也是没有运气的一种啊，没有运气遇到负责任的律师，没有运气遇到负责担当的家属。。。。。。
在笔者看来，大部分的非重大敏感刑事案件，在国内的体制下，都或多或少的具有辩护空间。当然这里说的辩护空间，又分为无罪空间和罪轻辩护空间。正常来讲，只要家属和辩护律师足够耐心和认真，都可以从案件中找到一些抓手。然而，要找到抓手，最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没错，最需要先做的就是：要先“敢想”。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是做好刑事案件的必要前提。作为辩护律师，拿到一个刑事案件，最先思考的就应该是有无无罪的空间，并在此基础上，去发散思维思考并寻找有关联的证据。只有全力以赴努力过了，无法走通了，才可以去做罪轻辩护的第二选择。
事实上，在大部分案件处理中，律师和当事人在大胆做无罪辩护的求证过程中，即便无法走通无罪这条路，那也是可能拓宽罪轻辩护道路的。
上个月，笔者刚刚承办了一个强奸案。在笔者介入前，当事人就已经聘请了一个律师，但律师会见后给出的结论是，当事人已经认可发生性关系，受害人经鉴定属于精神病患者，这个案件肯定能定，没有搞头了。
而当事人家属出于对其哥哥人品的信任，认为这个案件应该是有隐情的，最起码家属想试试看有无无罪的空间，于是家属通过其他同行找到笔者介入本案。
笔者基于当事人家属对当事人的人品介绍，感觉这个案件或许有机会，于是就接受本案并第一时间前往看守所会见。通过会见，笔者拿到了第一手信息，也找到了本案无罪辩护的曙光——受害人的精神病认定是双相情感障碍躁狂症。有了这个线索，笔者就第一时间找了相关专家求证该疾病的临床表现，同时也搜集了相关科普文章。经过深入研究，笔者发现，该精神病的临床表现，对于普通人来讲，最多会认为患者比较积极主动，性格开放，通常不会倾向认为患者属于精神病。有了这个发现，笔者又通过走访现场等方式，查实了更多当事人认定受害人属于正常人的证据。在此基础上，笔者完成了无罪的辩护意见。
由于本案件在笔者介入后一周就被移送审查批捕，时间极短紧张。于是，笔者在拿到检察官联系方式后，第一时间就与之联系，并交流了笔者就本案的辩护观点。
初步交流时，检察官的态度与第一个律师认知一样：这个案件定性没有任何问题。然而，当笔者将双向情感障碍的相关研究结果和相关证据展现给检察官后，检察官立马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交流最后，检察官明确：他会谨慎处理这个案件，并且会向领导汇报最终决定是否逮捕。
最终结果是，这个案件的当事人因为未被批捕而获释。
看到了吗？这个理想结果的取得，最重要的起点是什么呢？对，就是当事人家属的敢想。
假如，当事人家属放弃了努力，接受了第一个律师的意见，那这个案件走向会是什么呢？我想，大部分人都能想得到——释放无望。
其实像类似的例子有很多，比如笔者今年3月办理结案的职务侵占案件，最刚开始介入案件时，当事人及家属的心理预期是金额大几百万，刑期7、8年。然而，在笔者的分析下，家属和当事人无条件配合，先从无罪打起。最终案件金额从近千万一路降到了30万，最终，案件刑期是一年且适用缓刑。
当然，笔者并不是说，对每一个案件，家属和律师都要始终坚持无罪辩护。笔者意思是，对待每一个案件，先要有最理想结果作为目标，并付诸努力，全力以赴。只要这样做了，结果不一定是无罪，但相对理想的概率会更高。
所以，行文最后，笔者还是呼吁，想把事情干好，首先让我们做第一件事：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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