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羁押场所总监察员西蒙诺任期将结束，监狱所见，超出理解

多米尼克·西蒙诺，法国被剥夺自由场所总监察员：“我在监狱里看到的一切，超出了人的理解范围”

如果不是父母把我养育在一种热爱生活的氛围里，我不会走到今天。他们很有趣，很不拘一格，出身于一个不把社会规矩太当回事的资产阶级家庭。父亲让-皮埃尔在银行工作，母亲玛丽-若泽做艺术拼贴，她穿迷你裙，开敞篷车。我们住在巴黎塞纳河边一套大公寓里，家里总有朋友来吃饭。

到了青春期，家里几乎成了我和朋友们的“据点”。我们会在凌晨3点把冰箱翻空，还会爬上没有护栏的屋顶。我很早就意识到，能高高兴兴回家，对很多人来说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每次接触囚犯时，我都会想到这一点。父母非常爱我和我的两个姐妹，这会给人一种非同寻常的力量。

为什么您出生在德国拉多尔夫采尔？我父亲年轻时作为士兵驻扎在战败后的德国。我1952年出生时，父母还住在那里。父亲会让一句德语都不会说的母亲去肉铺买“1公斤东西”，就为了看她回来时的表情。她空手而归，他就哈哈大笑。我8个月大时，全家回到法国。但在学校里，大家都要说自己出生在哪里，于是所有人都拿这件事取笑我：“你是德国人！”我就大喊：“不是！”

所以，您和德国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联系？我没有，但我父亲一直活在一种担忧里，总觉得那样的事可能还会重演。战争期间，他从13岁到17岁一直是“被藏起来的孩子”。他的家人在伊夫林省的维耶讷叙尔塞纳，以及法国中部安德尔省的阿让通叙尔克勒兹，多次遭人告发。是一位神父救了他们。

那位神父偶尔会来我祖父母家，我们几乎得去亲他的手，却不知道为什么。您是怎么知道这些的？有一天——那时我10岁——祖母把我和姐姐安顿在电视机前，让我们看《夜与雾》。那是阿兰·雷乃1956年拍的关于集中营的纪录片。她对我们说：“我有个秘密要告诉你们，我们是犹太人。”

此前我们一直被告知自己是天主教徒，而且他们还改过姓。我对姐姐说：“你看，我们是犹太人。”她回答：“也许你是，我可不是！你没看见他们是怎么对待犹太人的吗……”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后来我再问父母，得一点点把话从他们嘴里撬出来。父亲说：“我内心深处永远是犹太人，但别再提这些犹太人的事了，我们已经为此受够了苦。”10岁就意识到生命的脆弱，这会塑造一个人……我家里的生活总体上还是很快乐，所以我们并没有因此受到创伤。我拒绝一切宗教。最让我厌恶的，是种族主义、反犹主义、不平等和不公正。

您是如何从自由不羁的青春期，走到索邦大学学法律这一步的？在我们家，成绩单这件事一点都不能开玩笑。我想去读法律，读的是夜校。硕士口试时，我刑事诉讼法的考官是罗贝尔·巴丹戴尔。他问我：“小姐，您觉得自己配得上及格吗？”我支支吾吾。他接着说：“那我就不给你及格。”我心里很不满地说了一句：“真让人无语。”

后来，1978年，您又遇到另一位著名教授保罗·拉加德……那是国际公法口试。当时我怀着孕，整天都在吐。突然间，我说了句“对不起，先生”，就冲去洗手间了。他没等我，直接给了我一个零分。这意味着我得全部重来。

多年后，我为《解放报》采访他，主题是外国人法。采访结束时，我对他说：“您大概不记得我了，但当年我是为了不吐您一身才跑出去的……”他非常尴尬。我们后来都笑了。说到底，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没把法律读完。

我父母的一位朋友是法官，他帮我争取到南泰尔缓刑与刑满释放人员援助委员会的一次面试机会，对方录用了我。那是1979年，我已经快临盆了。我用非常宽大的裙子把肚子遮起来，大家都以为我只是很胖。后来我告诉另一家我正在工作的单位自己怀孕了，他们就把我解雇了。我把他们告上法庭，靠着一名诚实员工出庭作证，我赢了官司。一个人站在法官面前，举起手说“我发誓”，那种感觉非同小可。

我记得有个刚出狱的年轻人，我给他找了自行车、工作和住处。我还记得自己站在大区快铁站台上，心里很得意：“老姑娘，干得太漂亮了。”结果第二天，他没去上班，也没住进那间房，更没去拿自行车。我们总是把自己觉得合适的解决办法强加给别人，却看不到一个19岁、刚出狱的小伙子，最想做的很可能只是和朋友喝个烂醉。他后来都不敢再来见我。我把他叫来，对他说：“这不是什么大事，但现在你得自己去找办法了。”

您是怎么在1991

年进入新闻行业的？一位老朋友是记者，他帮我在《解放报》争取到3个月实习。第一天，在那张木桌旁开编前会时，一个满脸通红的记者冲进来，冲着谢尔日·朱利破口大骂。朱利是这家报纸的共同创办人。我当时都看呆了。在监狱系统里，我们也不把上级太当回事，但谁也不敢这样。结果最后，那两个人居然拥抱了。我心想，我这是进了疯人院了。

我马上又想：“我再也不离开这里了。”我没有上过新闻学院，却还是被录用了。那是个充满活力的年代，当然，艾滋病和毒品问题除外。那也是一种为边缘群体发声的新闻时代：无证移民、囚犯……

1996年8月，我为《解放报》报道了圣贝尔纳教堂无证移民运动。这场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社会声援。我睡在那座教堂里，那里收容了300名外国人。我至今还留着那天的头版，标题是“带着人性与良知”，那是内政部长在警方强制清场前说的话。

您后来也与“直接行动”组织活动人士埃莉耶特·贝斯走得很近……我是在1990年代末写“直接行动”组织女性成员报道时认识她的。在该组织实施杀人行动之前，她因“结伙犯罪”被监禁，1989年出狱。她是个无政府主义者，非常特别，不会拿一堆理论把你绕进去。我们后来成了朋友。

埃莉耶特80岁生日时，办过一个小聚会，我还邀请了一名当年逮捕她的警察。他来了以后说：“啊，女士，您当年可把我们追得够呛！”

2006年，谢尔日·朱利被迫离开《解放报》后，您也离开了，并去应聘《鸭鸣报》……我离开时心都像被拧住了。我们为这份报纸拼命工作，从不计较工时，那是一种热爱。离开《解放报》后，我无论如何都想继续写现行犯即决审判专栏。那些案子浓缩了社会所有失败，而那种超高速司法程序里，一切都很容易失控。

第一次见面时，《鸭鸣报》的负责人对我说：“看到年轻人加入我们，真让人高兴。”我简直愣住了，我那时都54岁了。我心想，他一看我的履历，肯定就不行了……但最后还是成了。我高兴得在街上跳舞。

您如今要监督法国各地的关押场所，这份工作给您留下了什么？这是我一生中做过最有意义的事。2020年，埃里克·迪蓬-莫雷蒂——当时的司法部长——打电话邀请我出任这一职务时，我回他说：“你是喝醉了吗？”我对他无比感激，虽然我们后来闹翻了。

2021年，我公开说过，像埃马纽埃尔·马克龙那样自称年轻、勇敢，却在监狱问题上如此胆怯，是没有意义的。我和司法部长曾在他办公室里大吵一架，顾问们都低着头不说话……但我每年还是会给他发一张小纸条：“尽管我们有分歧，还是谢谢你……”

您究竟看到了什么，才会这么快就指出公共权力机构的怯懦？我在监狱里看到的一切，超出了人的理解范围。这就像米尔格拉姆实验——那个研究人在权威面前如何一步步服从、甚至对他人施加痛苦的实验。你一次次跨过小小的界线，不知不觉就走到了不可名状的地步。我们所有人究竟变成了什么，才会容忍这一切？人们要求监狱去修补此前一切已经失败的东西。但把人挤在肮脏、屈辱的环境里，并不会让社会变得更好。

您对监狱还有没有更私人或家庭层面的体验？有一个姐妹在1980年代曾因她男友种植大麻，在希腊坐了几个月牢。虽然时间不长，但仅仅想到她在监狱里，想到我去探视她时，看着狱警一扇扇开门、关门，这件事就深深刺痛了我。这对我理解那些在会见室外等待的家属很有帮助。父亲去探望她时，还会悄悄把其他囚犯的信揣进自己口袋里带出来。

听说您从不哭。真是这样吗？在个人生活里，我不哭。母亲去世时我没哭，父亲也是，我就是哭不出来。我也不知道哭是不是就真有那么大作用。但我读瓦西里·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时哭过，也曾为一封1941年从隔都寄给儿子的信痛哭。那位母亲后来和乌克兰别尔季切夫的30000名犹太人一起被杀害。

我读让·哈茨费尔德的《在生命赤裸之处》时也哭过。这本书写的是卢旺达种族灭绝的恐怖。有时候，我会因为愤怒而流泪。什么事情会让您愤怒到落泪？我记得在塞纳-圣但尼省斯坦的一所学校，那所学校就在一片居民区中间。我做过一次报道，孩子们谈起自己的未来时说：“我会去当清洁工。”“我会失业。”我回到车里时，眼泪就下来了。

监狱里的孩子也有同样的宿命感：他们在犯罪环境中长大，最后就靠犯罪谋生。在马赛的拉瓦朗蒂讷少年监狱，这些孩子24小时里有23小时都在无所事事地打转，只能隔着窗户互相辱骂。而人们却声称，在这种机构里，教育应当被放在首位。

我们公共建筑门楣上的“平等”二字，到底意味着什么？对这些人视而不见是很容易的。对精神病患者、外国人、违法少年、囚犯不拿出政治勇气，也很容易。还有狱警，他们同样在这些封闭场所里受到伤害，就像所有在那里工作的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