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当了“终身大总统”，袁世凯为什么非要作死当那83天皇帝？

1912年2月，清帝退位，南北统一。那一刻的袁世凯，是整个中国最接近“国父”的人。
孙中山让位时说得诚恳：“袁君之力实多，举为公仆，必能尽忠民国。”黄兴更是直言，袁世凯有“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立宪派的张謇也认为，能整合旧王朝地方势力的，“非洹上不能统一全国”。就连严复也积极为袁氏奔走：“于新旧两派之中，求当元首之任，而胜项城者，谁乎？”
那时的袁世凯，拿着全中国最好的一副牌——北洋六镇精锐在手，列强普遍承认，革命党人主动让贤，威望如日中天。如果他老老实实当他的大总统，安安稳稳推动宪政改革，历史教科书上他的名字旁边，写的一定是“中国华盛顿”。
可他偏偏不。
1914年，他指使手下修改《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任期十年、连选连任无限制，继任人由现任大总统推荐候选人三名。这已经跟皇帝没什么区别了——终身制加指定继承人，就差换个称呼。可他还是不满足。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通电全国，正式宣布称皇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年号“洪宪”。结果呢？83天后，在一片骂声中取消帝制。又过了两个多月，这个曾经最接近权力顶峰的人，在病榻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从“中国华盛顿”到“窃国大盗”，只隔了一个皇帝梦的距离。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已经手握绝对权力的人，为什么非要跳进这个火坑？
袁世凯的帝王思想，从来不是什么“突然膨胀”。
早在他十三岁的时候，就写过一副对联：“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把自己比作志在逐鹿中原的“潜龙”。十四岁乡试落榜，又写了首《言志》诗：“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满脑子已经是“龙虎”“杀气”了。
他从小接受的是最传统的封建教育，骨子里信奉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曾国藩、李鸿章那一代汉人重臣，好歹还有“君臣大义”的道德包袱压着。可袁世凯不一样——他的学养和儒学功底远不如前辈，什么“君臣大义”根本拴不住他，而对共和、宪政、民主这些现代政治概念，他又是真不懂。
他做总统做得憋屈。共和制度讲究分权制衡，讲究跟国会商量着办事。可袁世凯一辈子习惯了乾纲独断——在朝鲜当总督时一言九鼎，在小站练兵时令行禁止，当直隶总督时说一不二。你让他跟一群议员磨嘴皮子，他能不烦吗？他私下里向外國顾问抱怨过：共和制的总统，“权力远不及他做总督年代的权力大”。
所以他需要一个更顺手的工具。皇帝——不用跟任何人商量，不用被任何法律约束，想杀谁杀谁，想赏谁赏谁。这才是他骨子里最想要的东西。
如果说袁世凯的帝王思想是“内因”，那身边那群各怀鬼胎的人，就是把他往火坑里推的“外因”。
排第一的，是他的长子袁克定。道理很简单：袁世凯现在权力再大，总统也不能世袭。可如果老爹当了皇帝，那太子就是自己。为了这个“太子梦”，袁克定什么谎都敢编。他甚至专门伪造了一份日文报纸，故意把风向做成“帝制大得人心”的模样，每天拿给袁世凯看，坚定他称帝的决心。
然后是杨度。1915年4月，杨度向袁世凯呈上那篇著名的《君宪救国论》，直言“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袁世凯读后大喜，亲自题写“旷代逸才”匾额相赠。随后杨度联合孙毓筠、严复等人组建“筹安会”，大张旗鼓地为帝制造势。
再来是洋顾问。美籍政治顾问古德诺写了一篇万言长文《共和与君主论》，精准地戳中了袁世凯的心思：中国人文化程度不高，没习惯自治，天生适合君主立宪。日本那边更“贴心”——首相大隈重信公开称赞袁世凯是“中国现代一大伟人”，说“其皇帝自为，任何人亦不至引以为怪”。袁世凯把这些话当成官方背书，放心大胆地启动了改制程序。
可他不知道的是，大隈重信的表态本来就是“无责任之密语”——说给你听，但不负责。日本真正的算盘，从来不是支持他当皇帝，而是利用帝制在中国制造动乱，好从中渔利。等到袁世凯真称帝了，日本在国际上第一个变脸，联合英法俄意四国一起“劝告”他延期改制。驻日公使陆宗舆早就发电报提醒过他，可惜没被当回事。
儿子挖坑、谋士点火、洋人递刀——袁世凯被一群人架着，一步一步走进了自己挖的坟墓。
还有一个更荒唐的原因。
史学界有一种说法：袁世凯心里有个解不开的结——他的前两辈人都没活过59岁。1916年，袁世凯虚岁58。他害怕自己也会在59岁之前死掉。袁克定看穿了父亲这个心理弱点，告诉他：登基做“真命天子”便能冲撞宿命，破解袁家长寿之关。
听起来像段子，但放在那个时代背景里，一点都不离谱。一个从小在封建迷信里泡大的人，一个一辈子都在“天命”“气运”这些话术里打转的人，在面对死亡焦虑时，什么荒唐事干不出来？
他甚至下意识地通过一幕历史的镜像来安慰自己——拿破仑称帝，是国民拥护的结果。既然拿破仑可以靠民意测验登上皇位，我袁某人为什么不行？
他忘了两件事。第一，拿破仑称帝的时候，法兰西已经经历了十几年的革命动荡，民众对共和制彻底失望；而中国，共和才刚搞了四年。第二，拿破仑是打出来的皇帝，而袁世凯的“民意”，是靠筹安会花钱买来的“推戴书”。
1915年12月11日，参政院举行解决国体总投票，各省代表1993人全票拥护君主制，“推戴”袁世凯为皇帝。注意这个“推戴”——不是选举，不是投票，是“推戴”。戏做得足足的，好像全国人民哭着喊着求他当皇帝似的。
可真实情况是什么？
登基大典那天，仪式仓促、草率到了极点。典礼过后，没有庆典，人们各自回去照常上班。大家表面上不说，心里都在看笑话。
云南的蔡锷率先举起了讨袁大旗，护国战争爆发。紧接着，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袁世凯最依赖的北洋系统也开始分裂——他的老部下冯国璋联合数省将军通电反对帝制。连他的亲弟弟、亲妹妹都在国外报纸上发表声明，宣布脱离一切关系。
更致命的是外交彻底崩盘。日本联合英法俄意四国，在12月14日又一次向袁世凯“劝告”。之前那些“支持”他称帝的列强，一夜之间全翻了脸。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从登基到取消，83天。可他已经回不去了——威信扫地，众叛亲离，身体也彻底垮了。6月6日，这个曾经最接近权力顶峰的人，在病床上病死。
死前他说了两句话。一句是指着袁克定：“终身威名，皆为汝所败。”另一句是：“杨度误我。”可说到底，最终做出抉择的，是他自己。
今天回过头看，袁世凯的悲剧其实早就注定了。
唐德刚在《袁氏当国》里说得透彻：袁世凯“纵想做个真正的民主大总统，不但他本人无此智能条件，他所处的时代也没有实行民治的社会基础”。可他“如要回头搞帝王专制，甚或搞君主立宪，这些形式在当时的中国也已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两千年帝制的惯性还在，可共和的大势已不可逆转。袁世凯夹在中间，进退失据。
他本可以成为中国的华盛顿。他手中的牌，足以完成一场真正的民主共和转型。可最终，他没能战胜内心那个活在两千年前的“皇帝幽灵”。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失败，是整个旧官僚阶层在面对现代转型时的集体迷失。
历史给他的教训极其残酷：在这个世界上，有些门一旦推开就再也关不上。共和的门已经推开了，你想把它关上，只能把自己夹死在那条门缝里。
袁世凯，就是那个被门缝夹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