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对张廷玉百般凌辱，但要是比起鄂尔泰来，他的结局又要好很多

1735年十月的一个清晨，新登大宝的乾隆端坐案前，翻阅雍正遗留下来的顾命名单。纸上两个名字最为醒目：一个是“大学士鄂尔泰”，一个是“大学士张廷玉”。青年天子略一沉吟，自言自语：“此二人，当用而慎之。”这句话被近侍听见，低头答了声“是”，语调里满是敬畏。

回到那时的紫禁城，朝堂分裂肉眼可见。鄂尔泰领着满洲勋旧、边陲将帅，手握军功与财赋；张廷玉则树立起一群循规蹈矩的汉人文臣。两股势力彼此提防，你推我挡，火星子四处飞。乾隆在潜邸多年，并未深度插手政务，如今手中握有帝王大权，却临着这一团麻，心里怎会没有疙瘩？

他很清楚，自己的软肋在于资历不足。先帝雍正在位十三年，雷霆手段固然遏制住了权臣，但也让“顾命”二字显得分量格外沉重。乾隆必须借二老的经验稳住朝政，同时又要想办法削弱他们的根系，否则将来日子不会好过。

首当其冲的，便是鄂党。满洲贵胄、边帅宿将与诸王府之间的那条无形纽带，天子岂能坐视？然而雍正旧臣威望正盛，动之不易。于是乾隆决定先拿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卒做试刀石。乾隆六年，翰林检讨仲永檀密奏“吴家驹纳贿”，并暗指张廷玉包庇。奏疏呈上，乾隆表面凝神细看，实则心里雪亮——这封折子分明写给鄂尔泰看的。

调查展开不久，线索指向两江总督鄂容安。乾隆低声问军机大臣：“区区七品，哪来宫闱机密？”“必有人通风报信。”伴随这句揣测，仲永檀身陷囹圄，鄂容安被降三级，鄂尔泰背上“举士不慎”之责。表面小惩，实则警戒。乾隆第一次出手，即让满朝文武读懂了皇权的分量。

有意思的是，张廷玉并未趁势敲打对手。他反倒在上疏时只字未提个人恩怨，而是客气称鄂尔泰“老成持重，愿陛下多珍重”。这份不动声色，给乾隆留下了“城府虽深，然能自敛”的印象，也为他后来多争得几分周旋空间。

鄂尔泰却不肯就此收敛。雍正朝以“一体霑恩”自比诸葛的他，始终觉得自己才是新帝的柱石。乾隆十年，西南用兵不利，大将张广泗折兵数千。乾隆顺势问责：谁推荐的将领？朝中目光齐刷刷看向已患病在家的鄂尔泰。半年后，老大学士抱憾而逝，却仍留下庞大的门生网络。

鄂老去世，乾隆手脚反而好施展。广西学政胡中藻的诗句“一把心肠论浊清”成为导火索，“浊清”被扣上大逆不道的帽子。胡中藻伏法，鄂家的族人、宾客、僚佐接连遭黜。贤良祠中原本悬挂的鄂公神主牌位，被官员奉旨摘下贬入冷宫库房。自此，鄂党瓦解。

再看张廷玉。乾隆对他先礼后兵，前期宠遇有加：入值军机、钦赐御书“勤于邦、慎于位”，还特别允其百岁后配享太庙。这份殊荣，连康熙辅臣遏必隆、生前无出其右的张英都未曾得过。可越是显赫，越像悬在空中的灯笼，风一吹，摇摇欲坠。

争议在乾隆十九年集中爆发。那年夏天，张廷玉因旧疾频繁告假，乾隆下旨“可在家调养”。宫闱传言四起：有人说老臣倚病邀宠，有人说老臣拒不跪拜，意在示威。乾隆看在眼里，三番五次敲打。一次朝会，他忽而冷冷道：“朕待卿不浅，莫负朕所期。”短短十二字，殿上群臣噤若寒蝉。

张廷玉终究没能扛住风声。乾隆二十四年，他被命“开缺回籍”。荣国府高墙深院仍在，门前却添了两座石狮，背后却是被停俸的冷清。更痛苦的，是那道收回配享太庙的谕旨——皇帝竟亲笔写道：“若其身后，即照例入祠即可。”意味不言自明。

然而事情到此却留有转机。张廷玉并未因此结党亦未发怨言，只在家乡默默修志、编书。乾隆四十三年，乾隆南巡，途径桐城，特派内廷太监持诏安抚，回赐《四库全书》样张数卷。又在廷臣进言下恢复其谥号“文和”，但配享太庙的承诺最终未被翻案。相比鄂尔泰被从祠堂中“翻牌拔祀”，张廷玉的精神奖励虽缩水，却仍保住了文臣应有的体面。

究其差别，原因并不玄妙：一来，鄂党背后牵连旗营武将与王公大臣，存在威胁皇权的可能；二来，鄂尔泰屡借军功自矜，与帝王权威出现摩擦；三来，张廷玉是典型文臣，虽精于谋略却不握兵权，且性情谦抑，给乾隆留下“可用可弃，无碍江山”的印象。

史料显示，乾隆末年谈及先朝重臣，仍给张廷玉保留了“老成练达”的正面评价。相较之下，鄂尔泰的名讳则常与“年羹尧式骄横”并陈。两相对照，一个被贬而不废家族，一个身后尚能蒙召受赏；一个牌位被撤，一个谥号依旧。乾隆对张、鄂的不同处置，从根本上说，是“权衡”二字在作祟。

试想，如果鄂尔泰再多活十年，必与皇帝翻脸；若张廷玉早早身居兵权，也难保不步鄂氏后尘。帝王心术从不凭好恶，而是凭权柄轻重。当年养心殿那一声“当用而慎之”，其实已经写下二人命运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