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四年,我学会了一个道理——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我为他学了一手好菜,他嫌腻。我深夜等他回家,他嫌烦。我把他的喜好当成自己的喜好活了四年,到头来发现,他对待公司实习生都比对我用心。后来我想通了。既然我的好在别人眼里一文不值,那我就把这些好留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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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份档案的事,”他开口,声音压得很低,“四年前我确实参与了评审。但当时的情况很复杂,红星实业那边自己也在调整销售系统,口径改了我不能不跟——”
“你没有通知我。”我看着他,“你改了规则,却不告诉我,让我拿着废掉的方案去送死。程砚,这不是疏忽,这是算计。”
他的下颌绷紧了。
“你当时在总部的位置不上不下,如果我的方案过了,我就能提前转正晋升,”我说,“那样我在公司的话语权会变大,你接不住。”
他没有反驳。
沉默就是默认。
银杏叶从树上飘下来,落在我们之间。我忽然觉得这个和我结婚四年的男人变得很陌生。也许他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只是我没有看清。
“还有什么想问的?”他说。
“有。你当年娶我,是不是因为看中了我爸的人脉?”我父亲在退休前是这座城市某个行业协会的副会长,人脉不算顶级,但在这个圈子里有分量。而程砚当年的竞争对手,恰好是另一个协会干部的女婿。
程砚的瞳孔缩了一下。这个反应足够说明一切了。
“看来我猜对了。”我笑了一下,说不清是心酸还是释然,“所以从一开始,我就不是你爱的人。我是一块跳板,一个工具。结婚之后你觉得够了,就开始把我往回按,怕我冒头。”
“林嘉——”
“你知道我为什么四年都没发现这些吗?”我打断他,“因为我一直在想怎么让你开心。一个人满脑子都是另一个人的时候,是看不清真相的。”
他沉默了很长时间。
“对不起。”他说。
这是他第一次对我说对不起,但我已经不需要了。
“对不起就算了,”我把被风吹乱的头发拢到耳后,语气平静得连自己都觉得意外,“但你欠我的,我会一点一点拿回来。从事业开始。你没毁掉的那个东西,我自己接回来。”
说完我转身走了。高跟鞋踩在银杏叶上,发出细碎的声响。身后他没有追上来,但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一直黏在我背上。
回到公司,小何在工位上等我,一脸兴奋地晃着手机:“嘉姐!团建的最终名单下来了,咱俩一个房间!”
温泉度假村就定在这个周末。我看了看日历,周五客户提案,周六团建出发。也好,提案结束不管成败,泡个温泉就当犒劳自己。
周五来得很快。
上午十点,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客户那边来了六个人,市场总监带着团队,每个人的表情都写着两个字——挑剔。
陆景坐在我旁边,低声说了句,“按你自己的节奏来,别慌。”
我站起来,打开第一页演示文稿。
整个提案讲了四十分钟。从市场洞察到品牌定位,从创意概念到落地执行计划,我甚至现场演示了一个临时增加的互动环节,把客户那边的年轻人们都逗笑了。
最后,我点开最后一页,上面写了一句话——“我们不仅要卖咖啡,我们要卖一种值得被等待的瞬间。”
会议室安静了三秒。客户市场总监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上,然后说了一句我永远都忘不掉的话。
“这是我这个季度听过的最好的提案。”
陆景在旁边不动声色地吐了口气。
散会的时候客户总监特意走过来和我握手,“林小姐,希望接下来合作愉快。你的思路很独特,不像那种套模板的东西。”
我说谢谢,心里翻涌的东西太多,反而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
送走客户,陆景把我叫到办公室。他靠在椅背上看了我一会儿,难得露出了一个不那么严肃的表情。
“林嘉,你这段时间的表现,说实话让我很意外。”他顿了顿,“但这个意外是好的。方案拿下只是第一步,后面执行才是重头戏。你准备好了吗?”
“随时都在准备。”我说。
“行。那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从下个月起,你升任高级策划经理,直接向我汇报。薪资和职级的调整通知下周发。”
我愣在原地,脑子里一片空白。
陆景挑了挑眉,“怎么,嫌小?”
“不是,”我深吸一口气,“只是太久没有听到这种话了。谢谢陆总。”
走出办公室的时候,走廊尽头有人靠着墙站着,像是在等人。
是程砚。
他看见我出来,目光落在我手里的项目确认函上,嘴角微微动了动,分不清是笑还是什么。
“恭喜。”他说。
“谢谢。”我点了点头,从他身边走过去,脚步没有停。
手机震了一下,是小何发来的消息:“嘉姐嘉姐听说咱们全案拿下了?!晚上聚餐庆祝!!”
后面跟了一串鞭炮和啤酒的表情包。
我回了一个“来”字,然后把手机揣回口袋。走廊尽头的落地窗外,城市的天空难得澄澈,有鸽子扑棱棱地飞过去。
我想起四年前收到方案被毙通知的那天,我躲进消防通道里哭,觉得天塌了。现在天没有塌,还亮得很。
周末的温泉度假村,我泡在热气氤氲的汤池里,看远山连绵起伏。小何裹着浴巾在旁边吃着温泉蛋,叽叽喳喳讲部门八卦。
“听说周念最近老往程总办公室跑,”她压低声音,“不过我觉得程总最近脸色不太好,开会老走神。”
我靠着池壁闭上眼,让温热的泉水没过肩膀。
“那是他的事,跟我没关系了。”我说。
小何看了我一眼,没再继续这个话题。她举起池边的果汁杯,“来,敬嘉姐升职!敬我们未来最漂亮的高级策划经理!”
我接过果汁和她碰杯,玻璃杯发出清脆的一声响。
从温泉度假村回来后的第二周,我搬出了主卧。
说是搬,其实就是把自己的东西挪到了客房。衣服、护肤品、床头读了三年还没读完的那本小说,一样一样搬过去,像是搬走一座小型博物馆,展品是一个女人四年的婚姻生活。
程砚站在客房门口看着我铺床,沉默了很久,最后问了一句:“一定要这样?”
“这样对你我都好。”我把新买的奶油色床单抚平,这是上次和小何逛商场买的,终于派上了用场,“我没提离婚,是因为还有一些事没弄清楚。等我弄清楚了,我们再谈。”
“什么事?”
我没回答。他大概以为我说的是情感上的事,比如他和周念到底什么关系。其实我想弄清楚的,远比这多得多。
周一上班,我直奔法务部。
法务部的老陈是公司的元老级人物,五十多岁,戴一副厚厚的黑框眼镜,对谁都客客气气,但嘴严得像焊死的保险柜。我拎着一盒他爱吃的蛋黄酥进去,聊了半小时闲天,才把话题拐到正事上。
“陈哥,我问您一个专业问题,”我把声音压得恰到好处,“如果A部门的人在评审前擅自修改了评审标准,却没有公示,导致B部门的方案被误判,这种情况,在法务层面上算什么?”
老陈推了推眼镜,看了我一眼。他大概猜到我在问什么,但没有点破。
“如果是故意的,算商业欺诈,严重的可以追刑事责任。”他慢悠悠地说,“但如果只是内部流程,没有造成实际的财产损失,一般就是内部处分。不过嘛——”
他顿了顿,从抽屉里翻出一份泛黄的文件递给我。
“如果你能找到这个评审标准修改后,给对方带来了直接商业利益,那性质就不一样了。”
我接过那份文件。是一份关于公司内部评审流程合规性的内部通告,落款日期是2017年。
“谢谢陈哥。”我把文件还给他,起身要走。
“林嘉,”老陈叫住我,声音放得很轻,“四年前红星那个案子,程砚签了字的评审报告,系统里查不到原件了。”
我的心猛地一跳。“查到哪一步?”
“查到删除记录。”他看着我,“有人手动删的,但没有清彻底。如果要恢复,需要走技术部那边,你知道,那边的人全是程砚带出来的。”
我懂了。他的意思是,证据确实存在,但拿不拿得到,各凭本事。
从法务部出来,我没有回工位,而是拐进了消防通道。这里安静,没人,可以让我好好想事情。我坐在楼梯上,把目前知道的信息一条一条在脑子里列出来。
第一,程砚在2019年Q4修改了评审口径,没有通知我的部门。第二,我的方案因此被毙,错失晋升。第三,程砚当年正在竞争部门副总监的位置,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另一个业绩突出的候选人。第四,红星实业是公司当年最大的客户,谁的方案通过,谁就能在晋升中占绝对优势。
所以我不是附带的牺牲品。我是被精心选中的靶子。
他为了一个副总监的位置,亲手毁了自己妻子的晋升机会。
我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消防通道里有灰尘的味道,还有某种金属的锈味。这种味道让我清醒。
接下来的两周,我开始暗中搜集资料。
我没有找技术部的人帮忙恢复档案,那等于打草惊蛇。我换了另一种更慢但更稳的方法——调阅所有围绕红星实业项目的纸质会议记录、邮件抄送存档、财务报销单据。
纸质文件是不会被删除的。它们散落在档案室、财务部、行政部这些看似无关的角落里,每一页都盖着时间戳,每一笔修改都有签字。
小何每天看我下班后还不走,以为我在忙全案项目的执行方案。我没有解释太多,只是跟她说最近项目紧。她没多问,反而每天给我带一份晚饭放在桌上。
这是我这段时间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有些人你对她好,她会记在心里;有些人对她好,她会当成理所当然。区别在于前者把你的付出当成心意,后者把你的付出当成空气。
程砚属于后者。
查到第三周,关键的拼图出现了。
财务部一个快要退休的老会计翻出了一叠费用审批表。其中一张日期是2019年10月28日,内容是程砚在评审会结束后三天,申请了一笔“特殊项目奖励”。金额可观,审批理由写着“红星项目评审顺利完成”。
我注意到这笔奖金到账的时间,恰好是有人手动删除电子评审记录的前一天。
继续往下翻,我又找到了一份更致命的文件——程砚在评审前一周提交的评审标准修改申请。申请单上清清楚楚写着他提议修改销售数据统计口径,理由是“与红星实业新系统保持一致”。
落款处,是他的亲笔签名。
我把这些文件一页一页拍下来,存在手机一个加密的文件夹里。手指很稳,心跳也稳。大概是因为做了最坏的打算,所以真正面对的时候,反而没有情绪波动。
做完这一切那天晚上,我回家很晚。程砚坐在客厅里,电视开着但没有声音,屏幕的光忽明忽暗地打在他脸上。
“你最近在查什么?”他开门见山。
看来他已经知道了。技术部的人看到了我的调阅记录。
“查你。”我把包放在玄关,换了拖鞋走进去,“查你四年前做了什么,以及你为什么做这些。”
他的表情没有太大变化,但握着遥控器的手指收紧了一下。
“林嘉,那是四年前的事了。现在你升职了,项目也拿下了,还不够吗?”
我站在茶几对面看着他,看着这个和我同床共枕四年的男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平淡得像在讨论天气。他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愧疚,只是觉得我在翻旧账,不懂事。
“不够。”我说,“你欠我的不只是那一次晋升。你欠我的是这四年的时间。是我为你退让的每一步,是我对自己说的每一句‘没关系’,是我以为婚姻需要牺牲的时候你心安理得接受的每一次牺牲。”
“那你想要什么?”他站起来,比我高出大半个头,但这一刻我觉得他比我矮,“你搜集这些东西,打算做什么?”
“不是打算,是已经做了。”
我打开手机,翻出几张最关键的照片,发给了陆景。附言只有一句话——“陆总,这是2019年红星项目评审过程中存在的重大违规证据,程砚利用职务之便篡改评审标准,导致我的方案被不公正淘汰。我请求公司将证据转交集团审计部。”
发完之后我把屏幕亮给他看。
程砚的脸色终于变了。那种变化不是愤怒,是一种从深处泛上来的、冰冷的恐慌。
“你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如果审计介入,我的位置——”
“你的位置,”我打断他,把手机收回口袋,“当年你为了一个副总监的位置毁了我的方案,现在你怕自己的位置不保。程砚,你有没有发现,从头到尾,你在乎的都是你自己的位置。”
他张了张嘴,说不出来话。
“但是我跟你想的不一样。我不是为了让你丢掉工作才做这些的。我只是想让真相被看见,让我自己知道,也让公司知道——四年前那个方案被毙掉,不是因为我不够好。”
我顿了顿。
“我受够了活在‘我不够好’这四个字里。现在我知道,我够好了,是你不够格。”
我转身要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下来。没有回头,只是背对着他说了一句。
“这件事之后,我们离婚。”
门在我身后关上。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一下又灭了。
我走进电梯,电梯缓缓下降,四面镜子映出我的身影。镜子里的女人穿着一件剪裁利落的西装外套,头发扎成低马尾,眼角有细纹,但眼睛很亮。
我低头看了一眼手机,陆景回了三个字:“收到了。”
我又发了一条:“我需要请几天假,处理一些私事。”
他回得很快:“批。不够再加。”
集团审计部的人是在一个周三的上午来的。
那天天气很冷,窗外的梧桐树落得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我正在会议室和客户开项目进度会,小何推门进来,在我耳边低声说了一句:“审计的人把程总叫走了。”
我点点头,继续讲方案。讲到第三部分的时候,余光透过会议室的玻璃墙,看见走廊里几个穿深色西装的人快步走过。程砚跟在他们身后,脸上没有表情,步子却比平时慢了许多。
会议结束后我回到工位,办公室里的气氛明显不对。几个同事聚在一起小声议论,看见我过来又散开了。我面不改色地坐下,打开电脑继续处理工作邮件。
这半个月来,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目光。从我搬出主卧、到审计介入的消息在公司传开,闲言碎语就没断过。有人说我狠心,有人说我蓄谋已久,也有人说程砚是活该。
对这些,我一概不回应。嘴巴长在别人身上,我管不了。但我的日子怎么过,我自己说了算。
下午三点,陆景把我叫进了办公室。他难得关上了门,表情严肃。
“审计结果出来了。”他示意我坐下,“程砚在2019年红星项目评审中违规修改评审标准,证据充分。另外还查出他利用职务之便,在近两年的采购审批中为关联供应商开过绿灯。”
这些我没有预料到。我以为只有评审那一件事,没想到他还做过别的。
“他之前不是也拿了几个大单子?”我问。
“功过分开算。”陆景靠在椅背上,目光里有一种我看不太懂的东西,“公司决定免去他的部门总监职务,降为普通员工,留岗观察六个月。至于红星项目这件事,最终处理要等审计部的正式报告出来。”
免职。降级。留岗观察。这些词语一个个落在我耳朵里,带着某种不真实的质感。四年前他为了往上爬不惜牺牲我,如今他被拉下来,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情绪,但其中没有愧疚。
“你还好吗?”陆景问。
“还好。”我说。这是真话。
“另外,”他顿了顿,“审计部查到当年评审记录被手动删除的痕迹时,发现了一个细节。删除记录的人不是你前夫本人,是他授意当时的技术部同事操作的。也就是说,这不是个人行为,是共谋。”
我沉默了几秒钟,脑海里浮起一个名字。四年前的技术部主管和程砚关系极好,两个人经常一起喝酒。后来那个主管跳槽去了外地,这件事大概就被永远封存了。如果不是我翻出了纸质档案,真相永远不会浮出水面。
“这些对你有用吗?”陆景问。
“有用。”我说,“至少证明我没有冤枉他。”
下班后我没有直接回家。我去了公司附近那条种满银杏的小巷,就是两个月前程砚在这里承认他毁了我方案的地方。叶子早落光了,光秃的枝条交错伸向灰白色的天空,像一幅线条分明的素描。
我坐在长椅上,把审计结果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然后打开手机,第无数次看到了程砚发来的消息。这些天他几乎每天都会发,有时是深夜,有时是凌晨,内容从“能谈谈吗”变成“我错了”,再到后来的长段文字。
最新的一条是今天下午发的,只有两行。
“林嘉,我知道说什么都没用了。但我还是想说,这四年,我不是一点真心都没有。”
我看着这条消息,想了很久,回了一句:“程砚,你的真心藏得太深了。我找了四年,没找到。”
发完我就关了手机。
小何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正走在回去的路上。她问我要不要一起吃晚饭,听声音就知道是想安慰我。我说好,随便吃什么都行。
我们在公司附近的小馆子里坐下,点上两个炒菜一盆汤,热气腾腾的白雾模糊了整个画面。小何埋头吃了半碗饭,才小心翼翼地抬起头:“嘉姐,公司里有人说你太狠了,好歹夫妻一场——”
“你觉得呢?”我打断她。
“我觉得你做得对。”她放下筷子,难得的严肃,“嘉姐,我以前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但这两个月我看着你从一个什么都小心翼翼的姐姐,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你变得敢说敢做了,眼睛里也不藏着委屈了。如果这就是他们说的‘狠’,那我觉得狠一点挺好的。”
我夹了一筷子小炒肉放进她碗里,“吃饭。”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起来,“行,吃饭。”
晚上回到家,客厅的灯亮着。程砚坐在沙发上,脚边放着一个小型的行李箱。他看见我进来,站了起来。
“我东西收拾得差不多了,明天搬走。”他说。声音很平静,比我想象中平静得多。
“好。”
“你交给审计的那些材料,我都看到了。”他把手插进口袋里,目光落在地板上,“做得挺周全的,纸质档案、会议记录、财务单据,一样不落。你以前不会做这些。”
“以前是不需要。因为没想过要对付你。”
他沉默了很久。客厅里的钟滴答滴答地走,每一声都像是某种倒数。
“对不起。”他说。这是他第二次说这句话。
“程砚,我已经不恨你了。”我看着他说,“恨一个人需要感情,我对你没有多余的感情可以浪费了。那份离婚协议书我放在餐桌上了,你看完签字,我们去办手续。”
他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那个点头的幅度很小,但足以说明一切。
第二天一早,程砚搬走了他在这个家里最后的东西。他走的时候我正在厨房煮咖啡,听见脚步声在门口停了一下,然后门锁咔嗒一声,合上了。
屋子里安静下来。这是一种全新的安静,不压抑,不做作,像是某种结束之后的留白。
我端着咖啡走到阳台上,晨光正从楼群的缝隙间涌过来,带着十一月的清冽与光亮。楼下的街道上,程砚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转角处。
这天去上班,我是在全公司的注视下走进办公室的。审计的最终结果今早全员通报了,程砚免职降级,处分记入档案。我成了全公司最热的话题人物,每个人看我的眼神都掺杂着好奇、同情、敬佩或者其他什么说不清的东西。
但我不在乎。因为几分钟后,陆景给了我一份正式的任命通知——高级策划经理,直接向他汇报。
“咖啡品牌的全案执行交给你全权负责,”他说,“预算批下来了,团队你组建,方案你定。三个月之内我要看到落地。”
“三个月够了。”我说。
“另外,这个给你。”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推到我面前。
我打开一看,是公司年度优秀员工的提名函。提名理由写着:“在复杂情况下依然保持专业水准,为公司拿下年度最大品牌全案。”
“这是你们部门小何写的提名理由,”陆景难得带了一点笑意,“她说必须让你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在议论你。有人看到的是你的能力。”
我攥着那封信,眼眶有点酸,但我没让它掉下来。
下班后我去了趟律师事务所。律师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姓方,干练利落,看完我的离婚协议书,在几个条款上用笔圈了一下。
“财产分割这部分,他的公司股份你有权主张一半。还有这套房子,虽然是婚前他买的,但婚后共同还贷的部分你有权要求补偿。”
我考虑了几秒钟,“股份我不要,太麻烦了。房子我只要我应得的那部分补偿,其他的我自己挣。”
方律师看了我一眼,嘴角微微扬起,“你知道大多数来找我的人都会说‘能多拿一点是一点’吗?”
“知道。但我不想再跟他有任何牵连。”
“行,那就这么办。”
走出律师事务所的时候天色已晚。街道两侧的店铺亮起了暖黄色的灯光,烘焙坊里飘出面包刚出炉的香气,路边卖红薯的大爷正用铁钳翻动着炉里的红薯,甜香弥漫了半条街。
我买了一个红薯,剥开焦焦的外皮咬了一口。烫,但甜。
手机震了一下。是方律师发来的消息:“协议我明早发给他,快的话这周就能办完手续。”
我回了个“谢谢方律师”,正要把手机收起来,屏幕上又弹出一条消息。
是陆景发来的:“林嘉,听说你离婚手续快办完了。办完之后,请你吃顿饭,庆祝新生。别多想,只是吃饭。”
我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握着手机看了这条消息很久。
离婚手续办完那天,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星期三。
从民政局出来,程砚站在台阶上,手里捏着那个暗红色的离婚证,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他看起来瘦了一些,西装肩线没有以前那么挺括了。降职之后他被调去了后勤部门,不再带团队,不再有助理,不再有实习生围着他转。
听说周念在上个月申请调去了隔壁城市的分公司,走得很干脆。
“保重。”他最后只说了这两个字。
“你也是。”
我转身走下台阶,没有回头。十一月末的风从街对面吹过来,裹着初冬的寒意,但这寒意是清爽的,不刺骨。我深深吸了一口气,觉得胸腔里有什么东西被连根拔起,空出来的地方被新鲜的空气填满。
我打开手机,给所有需要通知的人发了同一条消息:“手续办完了,从今天起正式恢复单身。”
小何秒回了十几个放烟花的表情包。我妈打了电话过来,声音里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问我要不要搬回去住几天。我说不用,妈,我现在挺好的,真的好。
挂了电话我才发现,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没有勉强,也没有假装。我是真的觉得好。
离婚后的第一件大事,是搬家。
我租了一套一室一厅的小公寓,离公司三站地铁,带一个朝南的小阳台。房子不大,但采光极好,阳光从早上九点一直晒到下午三点,整个屋子都是暖融融的。
搬家那天小何和部门两个男同事来帮忙。小何一边拆纸箱一边对我的审美赞不绝口——奶油色的亚麻窗帘、墨绿色的绒面沙发毯、阳台上那盆刚买的琴叶榕。她里里外外转了一圈,最后站在客厅中央,双手叉腰,郑重其事地宣布:“我宣布,这是咱们公司最有品位单身女性的家。”
“少来。”我把一卷胶带扔过去,她笑着接住。
晚上我一个人把书一本一本摆进书架。书架不大,只放了三分之一就满了。以前的家里有一整面墙的书柜,塞得密密麻麻,但没有几本是我的。程砚喜欢收藏精装书,那种硬壳烫金、摆在书架上很气派的版本,至于读没读过,只有他自己知道。
现在这个小小的书架上全是我的书。小说、专业书、两本翻了无数遍的旧散文集,每一本都带着翻动过的痕迹,每一本都真实地属于我。
我退后两步看着摆满的书架,忽然觉得它比那整面书柜都要好看。
十二月初,咖啡品牌的全案正式落地。
第一场线下活动选在市中心的创意园区里,整个空间被布置成一个巨大的“醒着的梦境”——这是我最得意的创意概念。天花板上悬挂着数千个咖啡色的纸飞机,地面的投影循环播放不同人喝咖啡的瞬间,有赶早班地铁的上班族,有哄完孩子独坐窗前的主妇,有凌晨加班的学生。每一个画面都在讲同一句话:你值得停下来,喝杯好的。
活动当天来了将近一千人,社交媒体上的话题阅读量在三个小时内破了百万。客户市场总监站在人群中看着那些纸飞机说:“林嘉,你把我要卖的东西变成了一种情绪。这就是我为什么选你的方案。”
庆功宴上,陆景端了杯酒走到我面前。他今天难得没穿西装,一件深灰色的高领毛衣,看起来年轻了好几岁。
“我在这行做了十年,见过不少策划人。”他说,“但说实话,你是我见过反弹力最强的一个。”
“反弹力?”我接过他递来的果汁。
“就是别人往下摁的力越大,你弹得越高。”他碰了碰我的杯子,“这一点很厉害。”
我没有接这个话,只是笑了笑。顺势把话题拐到了下一阶段的合作计划上。他也很自然地接了过去,这个分寸让我觉得很舒服。
如果换成以前的林嘉,大概已经开始患得患失地分析这句话背后有没有别的意思了。但现在的我知道,有些事不用着急,该来的会来,该走的会走。顺其自然是成年人最宝贵的松弛感。
元旦过后的第一个周末,小何拉着我去逛街。我们在商场里从一楼逛到四楼,试了无数件衣服,最后我买了一条砖红色的长裙。
“这个颜色正!”小何夸张地鼓掌,“配你新染的那个发色,绝了。”
从试衣间出来,我路过一面落地镜,停下来多看了两眼。镜子里的女人穿着那条砖红色的裙子,头发比两个月前长了一点,散在肩膀两侧。她的脸还是那张脸,但眉眼之间有一种松弛的、笃定的神情。
我认识这个人。
很久以前她就存在,但在婚姻里被封存了四年。现在她又回来了。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我拿起来一看,是一封新邮件。发件人是猎头,邮件标题写着“诚邀您加入——国内头部新消费品牌 市场策划总监岗位”。
我的心脏用力跳了一下。薪资翻倍,带独立团队,工作地点在上海。
我站在人来人往的商场里,捏着手机看了整整三遍。然后截图发给了陆景,附了一句:“陆总,我可能要被挖走了。”
三秒钟后他回了一条:“那个猎头去年挖过我,我没去。”
紧跟第二条:“不过你还年轻,该去的地方就去。”
我嘴角扬起来,没有立刻做决定。上海也好,这里也好,重要的是——这一次,去或留的选择权在我自己手里。
晚上我回到那个朝南的小公寓,把红裙子挂进衣柜。泡了杯热茶,端着走到阳台上。
手机响了一声。是陆景发来的消息:“上次说请你吃饭庆祝新生,这周末有空吗?”
我靠在阳台栏杆上,喝了一口热茶。茶是桂花乌龙,清甜中带着微苦,是我最近的新欢。
然后我拿起手机,打了两个字。
“有空。”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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