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明对话拓展全球古典学新格局

6月9—10日，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行。作为全球古典学界的重要学术盛会，本届大会以“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为主题，围绕“德性与教化：古典教育的现代阐释”“友爱与共同体：古今之变中的伦理共同体”“和平与秩序：全球变局的文明方案”“技术与文明：数智时代的人文精神”四大议题设立平行分论坛。约200名来自不同文明传统和学术背景的中外学者围绕有关议题展开深入讨论。与会学者以古典智慧回应现代世界的精神、伦理、政治与技术难题，在跨文明对话中拓展全球古典学新格局。

分论坛一“德性与教化：古典教育的现代阐释”现场 本报记者 朱高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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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议题回应现代世界根本关切

本届大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没有将古典学理解为封闭的知识谱系，而是将古典智慧置于现代世界的深层语境中加以讨论。教育、伦理、政治秩序与技术进步，既是古典文明的长期核心议题，也是当代社会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课题。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谷继明表示，本次大会分论坛涉及的问题，指向人类文明最基础的四个维度。伦理和政治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横切面，而教育则关乎文明在时间中的传递。技术看似与古典相去甚远，但事实上，恰恰是技术把古典思想长期关切的问题重新推到人们面前。

对此，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马一浮书院副院长林志猛表示赞同：“这四项议题构成了一个从内到外、从个体到整体的完整价值结构，回应了当代最紧迫的精神困境。”

意大利罗马大学古典语文学教授萨尔瓦托雷·蒙达（Salvatore Monda）表示，四个主题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命题，即文明的未来，取决于我们能否借助古典智慧，清晰地思考人与人之间应该如何相处和共同生活。

从这一意义上看，本届大会的学术亮点之一，在于将各议题贯通为一个共同追问：当现代世界面临价值失序、共同体松动、冲突加剧和技术快速发展时，古典学如何重新进入现代人的思想生活，并为不同文明间的理解与互鉴提供可借鉴的思想资源。正如希腊帕特雷大学古希腊语文学与古代戏剧学副教授阿吉斯·马里尼斯（Agis Marinis）所说，综合来看，这些主题共同提醒人们，现代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培养能够负责任地行使权力的人。在这个社会碎片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数字化转型迅猛的时代，古典传统邀请人们重新审视教育、美德与共同利益间的关系。

分论坛二“友爱与共同体：古今之变中的伦理共同体”现场本报记者 朱高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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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人应当如何生活”的根本追问

本届大会对古典学现代意义的讨论，首先回到一个根本问题：人应当如何生活？多位学者认为，古典学之所以在今天仍具有生命力，正因为它始终关心“人如何成为更好的人”“什么是好的生活和秩序”等根本命题。

在古希腊、中国和其他古典文明传统中，教育关乎人格的塑造、德性的养成和公共责任的承担。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长春告诉本报记者，古人认为好社会、好政治、好生活都离不开好教育，而教育的本质正在于德性养成。重庆大学古典文明与政治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文涛认为，德性与教化在古典文明秩序中处于核心位置。从文明的建构和理想来看，德性与教化以及由此指向的和平与幸福，是人与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

马里尼斯也提到，古希腊的“教化”与儒家的“修身”都致力于培养出具有道德责任感的人，使人们能够运用判断力、保持自律并履行公民责任。他补充说，“德性”这一理念的重要意义，正在于将学习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

在林志猛看来，古典学对现代教育的启发，在于促使人们重新追问教育的根本目的。他告诉本报记者，柏拉图尤其注重人的德性与灵魂教化，其提出的四重德性说与灵魂三分法所指向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使人尽可能成为有德行且完善的人”。这在技术加速发展、价值日益多元的今天，依然是人们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现代教育往往侧重于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却很少追问“人应当如何生活”。林志猛说：“古典学提醒我们，真正的教育不是简单的知识填充，而是灵魂的转向。”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古典学荣休教授玛加利特·芬克尔伯格（Margalit Finkelberg）从价值体系的角度谈道，现代文明面临一个根本性困境：信息、技术和商品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通，人类却普遍缺乏共享的道德与文化价值。她认为答案或许藏在对古典教育的现代阐释中。“每个社会的价值系统都深深植根于教育体系，因此，研究不同文明的教育体系基础原则，至少有两点重要意义：第一，推动不同文明间更富有成效的对话；第二，在此基础上共同构建一个跨越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全球价值体系。”芬克尔伯格说。

分论坛三“和平与秩序：全球变局的文明方案”现场 本报记者 朱高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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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思想关乎个体成长与共同体构建

如果说德性与教化关乎人的成长与完善，那么友爱与共同体则进一步指向人与人、个体与群体间的伦理关系。多位学者认为，在社会原子化、竞争加剧和公共生活纽带日益松动的今天，古典思想中关于友爱与共同体的讨论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在林志猛看来，“友爱与共同体”是德性从个体走向群体的桥梁。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曾深入讨论友爱这一话题，他们认为真正的友爱不是建立在功利的基础上，而是基于对善的共同追求。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种“乐”来自同道者对共同理念的追求。从人与人之间的道义友情出发，可以进一步推及对乡里、邦国乃至天下的担当。在当代社会，古典友爱观提示人们，持久的精神纽带和对共同体的责任感，往往产生于对真理和善的共同追求。

蒙达对本报记者表示，本届大会鼓励学者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把人类联系在一起。对此，他认为“友爱与共同体”尤为关键，是整个架构的枢纽。友爱连通教育、社会秩序、伦理责任，也连通人文主义与技术世界。从古代思想家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友爱是共同体的最小单元，是美德的显现之处，也是政治生活的意义所在。“本届大会传递了一个判断：任何关于教育、政治或技术的思考，如果忽略了那根使人们在同一个世界中彼此承认互为伙伴的纽带，都难以真正成功。”蒙达说。

哥伦比亚国立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利利亚娜·卡罗琳娜·桑切斯·卡斯特罗（Liliana Carolina Sánchez Castro）则从更广泛的伦理关系出发，认为中国与哥伦比亚古典学者在关注点上高度契合：他们都关心下一代的教育，相信古典价值能在此发挥作用；都重视共同体建设，试图重建人与人、社群与国家间温暖而稳固的联系；都意识到人和自然环境间伦理关系的重要性，并主张对技术及其进步、应用和应用后果保持审慎反思。桑切斯同时呼吁人们关注前苏格拉底哲人，在她看来，他们对于自然的思考至今仍富有启发性，也提醒我们重新审视人与他人、人与万物、人与环境间的伦理关系。

分论坛四“技术与文明：数智时代的人文精神”现场 本报记者 朱高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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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秩序与技术间重申人的尺度

面对世界变局中的冲突与不确定性，“和平与秩序”是本届大会的重要议题。林志猛认为，“和平与秩序”是共同体的核心关切。古希腊哲人曾追问：立法的目的究竟是赢得战争，还是实现和平与德性。古典思想给出的回答是，真正好的立法应当使人尽可能获得完整的德性；对外好战最终会反噬自身，导致共同体内部的分裂和政治失衡。在战争依然存在、和平仍不稳定的世界里，古典学提供的是一种更高的判断标准：政治共同体真正的繁荣和有序，源于政治德性的贯彻，而非对外持续扩张和侵略。

“技术与文明”是本届大会最具时代紧迫感的议题之一。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深刻改变着知识生产、社会交往乃至人的自我理解。与会学者认为，古典学并不拒斥技术，而是要求人们重新思考技术在人类生活中的位置。

在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朱成明看来，科学只是知识的一种类别，技术也主要应用于解决外在问题。人之为人的核心在于内在实现。现代科学技术只是人自我实现的辅助手段，唯有由成熟而有智慧的人掌握和运用，才能真正造福人类。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兼历史系陈振传汉学研究教授顾史考（Scott Cook）认为，前所未有的技术创新正在改变世界，也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威胁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他借庄子“物物而不物于物”提出，人应善于主宰和运用外物，而不能被外物奴役。从古典思想中汲取应对时代难题的智慧，或许是当今社会重新寻回部分失落人性的一条可行路径。

技术时代的古典学价值，正在于它不断提醒人们：技术可以提升人的能力，却不能替代人对善、正义、责任和共同生活的判断。越是在技术加速进步的时代，越需要古典学提供关于限度、节制和人的完整性的思想参照。林志猛认为，古希腊哲学讲“节制”，先秦儒家讲“中庸”，道家讲“知足”“知止”，这些思想在今天仍是极具价值的宝贵精神资源。古典思想始终把“完整的德性”而非“过度自由”视作人的自然目的。一个灵魂和谐有序的人，才能在价值动荡的时代保持判断力和行动力。在林志猛看来，古典学有一种可以提供经过时间检验的“度”的智慧，在当下这个时代，这种智慧能发挥关键的参照与矫正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练志闲 刘雨微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姚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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