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美女作家丁玲究竟有多美？与两位男性共同生活，狱中怀孕，毛主席曾题诗为她！
1933年5月15日拂晓，南京老虎桥监狱的铁门嘎吱一声合拢，空气里混着潮湿和铁锈味。守卫递来一碗稀粥，“吃吧，丁小姐。”她端碗，低头看见自己微微隆起的腹部，心里却在默背《离骚》的句子。没人知道，这个年轻孕妇曾是上海文坛的明星，更不知道她是怎样一步步走到这座高墙之内。
她叫丁玲，1904年出生在湖南常德一个殷实人家。父亲早逝后，母亲带着几个孩子搬回外祖家，以刺绣换米。家境天翻地覆，却挡不住书卷气在屋里飘。镇上私塾只收男童，母亲硬是求来半张长凳，让女儿坐在角落听课。后来，她考北平艺专失手，却在旅店随手写下《梦珂》。手稿寄到上海，叶圣陶只改了几个错字便付梓，还附信一句：“字里行间，有火。”那一年，她才二十来岁，名字一夜传遍报端。
名气带来的不只是掌声，还有滔滔人情。1928年秋天，她与胡也频住进杭州孤山下一处两层小楼。一个写小说，一个写杂文，日夜对坐，灯芯烧到碗底也舍不得停笔。胡也频的好友沈从文来访时，悄悄拉他到湖边：“小胡，你受得了吗？”胡也频苦笑：“她的路，我拦不住。”原来，屋里还常有冯雪峰出入，三人端茶下棋，才情如剑花乱溅，情感的边界却日渐模糊。这种“尝试”，在当时的社会风气里如惊雷，但对丁玲而言，只是寻找一种平等相处的可能。
1931年冬，上海街口突然起了枪声。胡也频没能回来，国民党在报纸角落的讣告里用冷冰冰三个字盖棺：“就地正法”。那晚，丁玲独坐灯下，把与胡也频未竟的书稿整整齐齐码好，塞进木箱。第二天清晨，她带着襁褓里的儿子赴北平，心里却留下一个缺口，谁也补不上。
两年后，冯达出现。德国面孔，中文流利，自称记者，实则特务。大都市的舞会上，他总能准确引述鲁迅的句子，举杯时眼神骄傲。丁玲急需一根救命稻草，更想借助外界的渠道寻访胡也频之死真相，两人便登记结婚。可没多久，白色恐怖逼近。1933年5月14日晚上，冯达临出门前低声说：“如果我今夜不回，你立刻走。”她没动，第二天清晨就被捕。牢里，她挺着身孕，拒绝在口供上签字。审讯官摔碎了茶杯：“孩子是谁的？”她抬眼，“你们该问的是，我为什么在这儿。”
外面并没静默。宋庆龄通电谴责逮捕，鲁迅写公开信，左翼作家联盟四处奔走。逃到井冈山的战友告诉毛泽东：“丁玲被捕了。”不久后，一首寄往狱中的《临江仙》横空而来：昨日文小姐，今朝武状元。在阴冷的囚室里，她用指甲划在墙上，默记那两句，像握住一把冰中火。
出狱后，丁玲没有回到租界，而是绕道西北。公路尽头的窑洞里，她第一次见到延安清晨的炊烟。缺纸少墨，作家们把旧报纸反面裁成小方格当稿纸；夜里点着松明，土炕边讨论小说结构与革命策略。那时的延安，男女界限虽已松动，但大锅饭、背土挖窖仍是女同志的分内事。她在妇女大会上说：“要活得健康、活得会想、活得能吃苦。”话音刚落，掌声像谷仓的麦潮，一浪推一浪。
1942年冬，一位名叫陈明的青年翻译走进编辑部，递上一叠稿纸。寒风把门帘掀得啪啪作响，他说：“丁老师，麻烦您看看。”岁月早已在她额头刻下细纹，却挡不住眼底光亮。两人相差13岁，却能就莎士比亚译法争得面红耳赤，也能在黄土坡上挖野菜时笑作一团。枪炮声渐远，他们换来一段相濡以沫的后半生。
1950年代，丁玲主持《文艺报》，再提女性写作的独立价值；1960年代风云翻覆，她沉得住气，把积压多年的笔记暗暗收拢。一位年轻编辑请教：“丁老，什么是作家的底线？”她放下茶杯，“写真话，别怕疼。”这句回答，后来写进了对方的日记。
步入暮年，她常在北京什刹海冰面上推着陈明散步，披一件旧呢大衣，袖口磨得发亮。有人认出她，想上前搭话，终究没忍心打扰。风吹过灰白发梢，她却仍会情不自禁哼起当年狱中背诵的《临江仙》。词里那句“壮志饥餐胡虏肉”已成历史，但“从头收拾旧山河”的豪情，她始终放在胸口。
丁玲的一生，被文学、爱情与政治三股洪流交叉改写。她在动荡里求索，用小说刻下女性的觉醒，也用沉默对抗审讯。有人说她任性，有人骂她大胆，可翻开那一页页手稿，依旧能够嗅到一股决绝的墨香——那是时代留给后人的证词，也是一个中国女性作家的独到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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