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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德国吕贝克地区法院。
法官刚刚宣读完裁定——鉴于“精神病证据”，被告科伦斯很可能被从轻发落。
被告席上的男人嘴角还没来得及完全翘起，旁听席第三排，安娜的母亲玛瑞恩站起身来。
她从大衣内衬里抽出一把贝雷塔手枪，对准那个奸杀了自己七岁女儿的男人，扣动了八次扳机。
科伦斯身中六枪，当场毙命。
玛瑞恩没有逃跑，她把枪放在面前的椅背上，双手垂下，脸上是一种耗尽所有力气后才有的平静。
开枪前的那几天，她几乎没合过眼。
从警察在河边发现安娜尸体的那一刻起，她就把自己锁进了黑暗的卧室。
邻居后来告诉媒体，那几天整栋楼都能听见她的哭声——不是嚎啕大哭，而是被枕头死死捂住后，闷在喉咙里的呜咽，从天黑一直持续到天亮。
玛瑞恩的一生，似乎都在对抗某种残缺。
她的童年是一滩烂泥：父亲酗酒赌博，酒后便对她拳脚相加；母亲在她出生后不久便一走了之。
十六岁，她怀上第一个孩子，男友劝她打掉，她不肯；一年后怀上第二个，男友再次劝说，她依然坚持生下。
她觉得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带到这个世上。
但那段感情最终还是散了，两个孩子被判给男友，她再一次成了孤家寡人。
她没日没夜地打工，攒钱开了一家小酒吧，在异乡站稳了脚跟。
后来她再婚，生下了安娜，却又一次离婚。
这一次，她足够强大，在法庭上争取到了安娜的抚养权。
她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这个女儿身上。
她给安娜买最漂亮的裙子，做最可口的饭菜。
但因为酒吧的工作，她昼夜颠倒，安娜上学时她在补觉，安娜入睡时她才醉醺醺地回家。
七岁的安娜开始变得叛逆。
1980年5月那个早晨，玛瑞恩特意给自己放了一天假，想弥补女儿。
但安娜脾气出奇地暴躁，怎么叫都不起床。
积压的疲惫和焦虑瞬间引爆了玛瑞恩的暴脾气，她对着女儿劈头盖脸一顿骂。
安娜哭着抓起书包冲出家门，连早饭都没吃。
那是玛瑞恩最后一次看见活着的女儿。
下午，气消了的玛瑞恩去超市买了安娜最爱吃的零食，做了一桌子菜。
天黑了，菜凉透了，安娜没有回来。
电话打到班主任那里，对方说安娜今天根本没去学校。
她整个人从椅子上滑下去，手指颤抖着拨了三遍才接通报警电话。
警察找到安娜时，她被丢弃在几公里外的小河边。
身上布满虐待和侵犯的痕迹，脖颈有清晰的掐痕，死因是机械性窒息。
在停尸间看到女儿遗体的瞬间，玛瑞恩一句话没说，直接昏死过去。
凶手很快被锁定——40岁的科伦斯，有猥亵儿童的前科。
邻居作证，案发当天看见他用糖果诱骗了安娜，将她带上汽车。
面对审讯，科伦斯供认不讳，语气甚至带着一丝炫耀。
他曾靠“精神病”的幌子逃脱过一次制裁，这一次，他故技重施。
一份精心准备的精神病鉴定报告被甩在法庭上，法官面露难色，陪审团开始动摇。
在那几秒钟里，玛瑞恩脑海里那个盘旋了无数个日夜的念头，终于落地。
如果法律不能替安娜讨回公道，那就由她自己来。
枪响之后，法庭变成了另一处案发现场。
玛瑞恩因故意杀人受审，但德国舆论几乎一边倒地站在她这边。
她的律师使用了与科伦斯相同的辩护策略——当事人在开枪时处于无法控制的情绪失控状态。
最终，她被判处一年监禁，实际服刑时间更短。
但这并未给她带来解脱。
出狱后，她关闭了酒吧，搬离了那所承载太多痛苦的房子。
她试图重新开始，但身体已经垮了。
1996年，玛瑞恩因癌症去世，家人将她与安娜合葬在一起。
玛瑞恩的一生，仿佛被一根看不见的锁链拴在童年的废墟上。
无论她向前奔跑多远，那根链条总在最不经意的时刻将她拖回原地。
她拼命想成为自己从未拥有过的那种母亲，但原生家庭刻在她骨子里的暴烈与偏执，终究在一个清晨的争吵中，间接夺走了女儿的生命。
她用在法庭上的八声枪响，终结了一个恶魔，也终结了自己。
你们怎么看玛瑞恩的选择？
当法律无法守护正义时，以暴制暴是否值得被理解？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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