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在美国这个足球热度不及多项其他运动的国家，究竟是谁真正支撑着这项运动的生存与发展？这个问题的答案总是指向西班牙裔群体。这个比其他任何群体都更常踢球、看球的群体，却始终没有真正被纳入美国足球的制度结构之中。
如今，西班牙裔——即居住在美国、来自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语族裔——已是美国第二大族裔群体，人数约为6700万，占全国人口的20%。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到2060年，这一比例将升至28%。在美国这样一个竞争极其激烈的体育市场中，NBA、NFL、MLB、NHL和MLS都在争夺观众注意力，这一现实带来的经济影响十分巨大。
2025年，麦肯锡与西班牙语电视台特莱蒙多联合发布的一项研究估算了西班牙裔球迷对美国体育经济的影响：他们在门票、流媒体订阅、周边商品和体育博彩上的平均支出，比非西班牙裔高出15%。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群体的收入中位数仍明显低于美国白人。研究预计，到2035年，西班牙裔将占美国体育经济的25%。换言之，美国职业体育的经济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将由西班牙裔支撑。
拥有特莱蒙多的美国全国广播环球集团显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买下了2026年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的西班牙语转播权。另一个数字同样说明观念正在变化：在2022年世界杯期间，这些西班牙语频道的观众中，有38%并不讲西班牙语。正如《纽约》杂志当时所说：“没有什么比用西班牙语看足球更美国了。”
这个为足球投入更多金钱、也投入更多关注的群体，对美国男足国家队和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并没有太强认同。相比之下，他们更偏爱墨西哥足球甲级联赛，以及自己原籍国的国家队，比如墨西哥、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哥伦比亚。
在美国政治讨论中，这种偏好有时被视为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西班牙裔似乎没有完成同化，也没有对星条旗保持充分忠诚。类似质疑并非美国独有。早在1990年，英国就有过所谓“特比特测试”——这一说法来自撒切尔政府时期的保守党大臣诺曼·特比特。他当时向南亚裔群体提出的问题是：“你最支持哪支板球队？”如果答案是印度或巴基斯坦，就被认为说明当事人对英格兰缺乏认同，也意味着融入不足。
美国足球在历史上是沿着一种非常特殊的社会模式发展起来的。自1990年代起，它大规模扎根于白人中上阶层聚居的郊区社区，并由“足球妈妈”这一形象推动——也就是那种忙碌的中产阶层母亲，通常是白人，开着小型厢式车送孩子去训练。这个建立在私人俱乐部基础上的体系，费用往往高得令人却步，因此在结构上排斥了收入较低的西班牙裔家庭。
麦肯锡与美国足球协会联合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拉丁裔儿童——“拉丁裔”这一概念比“西班牙裔”更广，也包括来自巴西等非西语拉美国家的人——因为觉得自己在现有球队中不受欢迎，而放弃踢足球的可能性，是白人儿童的3倍。美国前国脚克林特·登普西曾直白地概括这一现实：“对一些西班牙裔、非洲裔美国人以及各种背景的球员来说，这都很难。对那些没有这种特权的人来说，钱会成为问题。”
这种排斥在职业层面同样存在。今年，美国男足为2026年世界杯征召的26人名单中，只有4名球员具有西班牙裔背景。MLS喜欢强调自己是美国最多元化的联赛，阵中超过30%的球员是拉丁裔。但这些球员大多是外籍球员，通常来自阿根廷或巴西，他们更多代表的是传统足球强国，而不是在美国出生的西班牙裔社区。
此外，美国拉丁裔在管理层中也明显缺位：在美国主要职业体育联盟中，他们只占高层管理岗位的5%。从竞技层面看，美国男足近年来表现平平，也无助于与本土球迷建立真正的情感联系。
2026年世界杯已经在墨西哥开赛。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一悖论显得格外醒目。所有人都想要西班牙裔社区的金钱、关注和热情。政界对此心知肚明：在2024年美洲杯、也就是总统竞选正酣之际，就曾有西班牙语广告专门瞄准西班牙裔选民。
转播商、赞助商和赛事组织者也是如此。他们有意选择了洛杉矶、旧金山、休斯敦、达拉斯和迈阿密等西班牙裔人口集中的城市。但组织这场盛会的，恰恰也是那些数十年来忽视这一群体体育实践的制度力量：它们让面向儿童的培养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对西班牙裔家庭难以进入，又把这一群体的代表排除在决策层边缘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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