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
1917年，胡适在美国写了《文学改良刍议》，寄给《新青年》。
鲁迅读完，跟身边人说了一句：“这人的话，全说在我心坎上了。”
那几年，周树人和胡适之间还没有后来的刀笔相见，只有彼此欣赏。
鲁迅写《狂人日记》，胡适在北大课堂上拿来当范文讲；
胡适提倡白话文被旧派围攻，鲁迅拍案而起，连写《估学衡》《答KS君》，火力全开替他挡回去。
有回鲁迅请胡适吃饭，桌上几道菜都搁了辣椒。
胡适奇怪：“你们浙江人不是不吃辣吗？”
鲁迅哈哈大笑：“晚上熬夜写东西容易犯困，吃几口辣椒，人就精神了。”
这些细碎的日常，搁在后来两个人的决裂史里，像一枚被压扁在书页间的干花，早就褪了色，但痕迹还在。
裂痕是从一个电话开始的。
1922年，胡适书房里的电话响了。
他接起来，那头没报名号，只说：“你是胡博士？这是极好的。”
胡适对这种张嘴就叫“博士”的称谓不太耐烦，催他报名字。
那头慢悠悠地说：“我是溥仪。”
这位被赶下龙椅的少年皇帝，在紫禁城里闷得发慌，想请胡适进宫聊聊天。
胡适去了，事后还专门写文章解释：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关在宫里寂寞无聊，找他说话而已，犯不着上纲上线。
他管溥仪叫“皇上”，溥仪管他叫“先生”，两人聊了些新诗和白话文，气氛还算融洽。
鲁迅忍了。
甚至有人拿这事做文章时，他还替胡适挡了几刀。
但1924年，冯玉祥把溥仪彻底赶出紫禁城，胡适的反应让鲁迅彻底失望了。
胡适公开发文，指责这是违背契约精神，是“堂堂民国政府，到处欺负人”。
鲁迅读到那篇文章，大概是一字一字读完的。
他比谁都清楚“封建制度”这四个字意味着什么——满纸的仁义道德背后，是吃人的历史。
可胡适竟然在替那个吃人制度的最后一位皇帝打抱不平。
鲁迅提笔开始痛斥，从那天起，两个人正式决裂。
此后他们走向了截然相反的方向。
胡适说文人应该做当权者的“诤友”，频繁出入政界高层的客厅，成了蒋介石的座上宾。
鲁迅在政府里待过十年，亲眼见过权力是怎么腐蚀人性的，他对政治深恶痛绝，文字像一把淬了毒的刀，每出手都扎在权贵最痛的地方。
1933年，有记者调查监狱中是否存在虐待犯人的问题，胡适以向导身份陪同，拍着胸脯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存在这些行为，还当场和一名囚犯用英文交谈。
鲁迅火冒三丈，写了篇《“光明所到……”》，嘲讽说监狱本来不准用外国话和犯人交谈，胡博士一到就有了特权，“他就是光明”。
同样是1933年，记者问胡适对日军侵华的看法，他说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征服中国，就是悬崖勒马，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这句话像一颗炸弹在舆论场上炸开，鲁迅借瞿秋白的《出卖灵魂的秘诀》劈头盖脸地骂胡适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
但有意思的是，胡适从来没有回骂过鲁迅。
即使被骂得体无完肤，他依然在鲁迅去世之后，公开站出来替昔日的老友说话：
“他都去世了，就不要再讨论他的对错了，专心研究他的思想不好吗？”
这两个人从蜜月到决裂，从彼此欣赏到分道扬镳，中间隔着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撕裂。
鲁迅曾经说过，他对胡适的斥责“此乃公仇，绝非私怨”。
一个把希望寄托于当权者的理性，试图在旧框架内一砖一瓦地修补；
另一个看透了制度的腐朽，认为只有把旧房子彻底推倒，底层百姓才有活路。
他们之间的分歧不是个人恩怨，而是两种价值观在最动荡的时代里，结结实实撞在了一起。
你们怎么看鲁迅和胡适的这种“公仇私谊”？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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