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城乡医疗资源分配失衡的问题，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里都是突出的民生痛点。一份常规的工作汇报，直接点破了深藏的矛盾，随之而来的调整，彻底改变了亿万农民的看病处境，这段往事直到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1965年6月26日，时任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向毛泽东汇报全国卫生事业的整体情况。汇报里列出了当时全国卫生资源的真实分配数据：全国一百四十多万卫生技术人员里，高级医务人员七成集中在大城市，两成分布在县城，仅有一成扎根广大农村；全国医疗经费的使用上，城市占用七成五，农村仅分到两成五。当时全国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大量农民常年面临缺医少药的困境，小病硬扛、重病没条件进城医治是普遍状态。
毛泽东听完这组数据，当场情绪激动，语气十分严厉，直接批评卫生部的工作方向出现了根本性偏差。他原话点明，卫生部的工作只为全国百分之十五的人口服务，这部分人里大多是城市的干部群体，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却得不到基础医疗保障，一无医生二无药品，这样的部门不配叫人民的卫生部，不如直接改名叫城市卫生部、老爷卫生部，或是城市老爷卫生部。批评过后，他明确提出核心要求：医疗卫生工作的重心必须转移到农村，还要大批量培养农村用得起、留得住的基层医护人员，专门服务农民群体。这次谈话，就是后来影响深远的“六二六指示”。
钱信忠早年长期从事卫生防疫工作，建国初期也参与过多地烈性传染病、血吸虫病的防控治理，清楚农村医疗落后的现状。只是在过往的卫生工作规划里，资源长期向城市医疗机构倾斜，优先完善城市医院建设、发展高端医疗、保障干部保健，农村的公社卫生院、大队卫生室建设速度慢，人员补给长期跟不上。此前卫生部也组织过城市医疗队下乡巡回义诊，但规模有限，停留时间短，只能临时解决少量病患的问题，没法从根源补上农村长期缺医少药的缺口，城乡医疗差距一直没有实质缩小。
大批赤脚医生扎根各个生产大队，随身带着简易药箱，日常一边参与农业生产，一边为村民处理常见病、简单外伤，承担接生、防疫的工作，还推广本地中草药来降低看病成本。各地依托县医院、公社卫生院、大队卫生室，搭起了三级农村医疗网络，不少农村陆续试点合作医疗制度，靠集体互助分摊看病费用，减轻农民单独就医的经济压力。到七十年代中后期，全国绝大多数生产大队都建起了卫生室，鼎盛时期赤脚医生队伍超过一百五十万，再加上基层卫生员、接生员，总计数百万人；到七十年代末，全国八成以上的生产大队都推行了合作医疗制度，基层传染病防控、常见病诊疗的覆盖范围大幅提升，农民看病难的局面得到了极大缓解。
钱信忠之后全程推动各项农村医疗改革落地，持续组织城市医疗力量下沉，完善农村基层卫生机构的配套。这套依托低成本基层医护、集体互助的医疗模式，后来还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被当作发展中国家普及基础医疗的参考范本。
时至今日，回看六二六指示出台的全过程，不同的人依旧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当年的批评直指资源分配的偏差，把医疗重心转向农村，真正站在了绝大多数普通群众的立场上；也有人提出，当时过度压缩城市高端医疗资源、简化医学培养流程，也造成了一段时期城市专科医疗发展放缓、部分基层医护专业水平有限的问题；还有观点认为，这段历史最核心的启示，是医疗资源均衡分配、兼顾城乡群众的基本健康需求，始终是卫生工作不能偏离的根本方向。不同角度的讨论直到今天也没有统一的结论，也让这段往事一直被人反复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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