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的一个清晨,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的灯还亮着,青年教师谭志佳在显微镜下记录小鼠骨骼切片的荧光图像,身旁同事感叹道:“志佳,你又通宵了?”他只回了一句,“病孩子等不起,数据得赶紧跑完。”简短对话落地,白炽灯把他额角的汗珠照得闪亮,也把一条回乡路照得格外清晰。
1988年,佛山高明区的甘蔗林迎来了久违的涨水。农民谭伯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儿子,看着远处冒起的厂房烟囱,感到世界在翻新,却又担心自己这辈子缺失的学识会成为孩子的天花板。夫妇二人识字不多,却认定读书是惟一的上升通道,于是给儿子取名“志佳”,盼他志在四方,终成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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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娃的步子常常踩在泥里。种田、拉车、挑水,父母只身扛着所有粗重活,留给儿子的任务只有一个——念书。家里吃不起油肉,母亲总把唯一的鸡腿塞进饭碗,自己盛一碗稀粥就算饭。十几岁的少年眼眶红了,但他记住了父母“知识能改命”的叮咛。
到了2003年,谭志佳的中考成绩让全村沸腾,他拿到佛山市重点高中“橄榄枝”,却选择留在镇里。理由很简单:省钱,也能多帮家里干活。他依旧是教室里亮灯的那个人,早晨诵读到天蒙蒙亮,夜里批改练习到宿舍熄灯。数学老师私下说,这孩子怕是把钟表当敌人了。
2006年高考成绩放榜那天夜里,电话铃惊醒熟睡的父亲,听筒里传来县招办激动的声音:“贵子满分,全省第一!”那一刻,谭家老屋灯火通明,村口鞭炮接连响。记者第二天赶到,镜头对准少年,他却先说:“我只是拿到进入更大教室的门票,走得远不算本事,得看能带多少人一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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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四年,他选了不少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生命科学专业。专业艰深,实验室里经常整夜灯火通明,他却乐在其中。奖学金年年不落,还常把辅导同学当成巩固知识的机会。发宣传单、做家教、在实验室打杂,他把赚来的钱一半寄回家,一半贴补弟弟的学费。
毕业季来临,欧美多所高校抛来橄榄枝,雅思录取信厚得像一本小册子。可他把行李箱推到香港,选择港大生物化学硕博连读:理由只有一句,“中国还缺自己的原创药。”师友记得,他常说“科研不分昼夜,但绝不能没根。”这根,就是家乡和祖国。
2013年,博士毕业。他婉拒跨国药企的高薪,留校做研究助理,主攻先天性骨骼发育障碍。5.6%的新生儿畸形率摆在数据表格里,他咬着牙说:“要让更多孩子站起来。”团队后来锁定MCDS这一罕见侏儒症,通过调整蛋白折叠应激反应筛出ISRIB分子,动物实验结果亮眼,临床试验也已递交审批。媒体采访时,他一贯低调,“我只是扳动小齿轮,机器能转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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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之外,他在香港组织佛山籍学子义务补课;在高明,他当选政协委员,调研农村产业后提出“田园+研学+电商”的组合拳,帮助柑橘、贡梨打品牌。2020年,他拿着手写方案给镇干部,反复推演物流线路和冷链成本,乡亲们说“阿佳念书念出了花,还惦记咱一亩三分地。”
对教育,他更上心。目睹港府高学费,他建议家乡建立学前公益基金,减轻农民负担;对初中,他呼吁设立“优才培育班”,让偏远村的孩子不再为路费发愁。区里教育局汇报把他的建议单列一章,理由是“接地气,可操作”。
2022年,突如其来的疫情让科研物资紧缺,他在视频会上说:“难题跟病毒一样,堵住眼前这道缝,孩子们就多一线生机。”随后,他与同乡会筹款数十万元购买防护物资运回佛山。村里老人拉着他的手说:“当年你拿状元,如今还想着我们,这是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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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三十多年,人们看见的,是从甘蔗地走出的高材生,也是凌晨一点依然守着PCR机的科研工作者,更是肩扛家乡嘱托的基层委员。有人问他成功秘诀,他笑答:“自习室的灯、父母的汗、故乡的稻香——加起来,就是动力。”
如今谭志佳已是港大副研究员,实验室墙上贴着一张儿子用拼音写的小纸条:“爸爸,快点发明药救小朋友。”旁边则是他小时候在高明小学的毕业照,泛黄却醒目。照片里的孩子和如今的研究者隔着时空对望,仿佛在提醒:知识点亮未来,也照亮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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