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碰瓷”频现！拟IPO企业何以成为“软柿子”？

来源：证券时报

静默期不是沉默期，遏制黑流量亟须多方合力。

在看到那篇关于公司的不实报道时，李滢眼前浮现出无数个问号。

“公司实控人明明是中国国籍，文章却说他有境外身份，结果监管真的来核实了。”李滢是一家拟IPO企业的高管，说起IPO阶段遭遇的“碰瓷”，她表示，这种毫无根据的虚假信息，公司不仅得逐条核实，有时还得拉上保荐机构协查、发表意见，一番折腾下来，资源耗费不少，企业更是备受煎熬。

从启动IPO到最终敲钟，企业的上市之路关卡重重，稍有不慎就可能折戟。基于此，一些逐利之徒从中嗅到了“商机”，通过在自媒体平台放不实信息、写负面报道，以此为筹码向拟IPO企业索要“合作费”——说是监督，实则敲诈，俨然成了一条黑产链。雪上加霜的是，近年来随着AI工具的普及，针对招股书等披露信息撰写负面稿件、放大解读风险点的难度与成本大大降低，拟IPO企业遭恶意“碰瓷”的现象更加多发。

“碰瓷”拟IPO企业乱象已引起市场各方高度关注。5月29日，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 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明确打击在企业上市融资、财务报表公布、新品发布等重要时间节点炒作涉企负面信息的行为。业内人士认为，乱象治理窗口期已打开，平台与企业应主动作为，通过技术治理与依法维权，合力应对。

拟IPO企业频遭“碰瓷”

“我们去年进入发行上市阶段，内部统计过，2025年全年跟公司相关的主要舆情有700多条，比2024年涨了130%还多。”一家半导体拟IPO企业工作人员陈慧告诉记者，公司启动IPO后，就经常收到一些采访电话或邮件，“有的发来采访提纲，提的问题一看就带着负面倾向；有的更直接，稿子都写好了发过来，顺便告诉我们他们打算什么时候发，内容全是挑刺的。”

据李滢和陈慧观察，这类稿件套路相似：一是炮制不实信息，如错误描述实控人关系、户籍信息等；二是断章取义，专从招股书或问询回复里挑风险点往大了解读；三是主观臆断，诱导读者进行负面联想。

“比如我们正常分红，他们写成‘巨额分红’‘突击套现’，说我们拿投资者当‘韭菜’。”李滢说。李滢告诉记者，面对这类文章，公司大多数时候不搭理。“如果文章发布出来了，公司就会向平台举报申请删帖。但他们一看到我们删帖，立马换更多的平台、更多的账号再发。”一旦文章造成的负面影响太大，无奈之下，公司只好花钱消灾，以求息事宁人。

为什么拟IPO企业容易被盯上？一方面，拟IPO企业在特定窗口期具有高价值、低防御的特征。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科栋告诉记者，上市关键期，企业的关注度大幅提升，一点负面消息都可能节外生枝，带来变数，轻则估值缩水、审核延期，重则发行失败。

另一方面，撰写这类文章的门槛低、成本也低。天津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黄宏斌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拟IPO企业的招股说明书详尽披露了商业模式、财务数据、治理结构、IPO申报邮箱等高度敏感信息，而这些恰恰为逐利自媒体炮制负面素材并直达企业核心联系人提供了便利。再加上现在AI工具普及，写稿更不费劲。“直接将招股书‘喂’给AI，让它快速地提炼质疑点，不少文章一看就是AI生成的。”陈慧说，这也导致最近两年拟IPO企业遭恶意“碰瓷”的现象越来越泛滥。

拟IPO企业何以成为“软柿子”

在当前鱼龙混杂的媒体环境下，拟IPO企业作为被“紧盯”的对象，舆情压力日益加大。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包括监管机构在内的市场各方对舆情的容忍度趋低，对企业舆情管理的要求也水涨船高。

过去，曾有企业因舆情问题而暂停IPO，监管部门也明确规定，发行人及其保荐机构应当密切关注公共媒体关于发行人的重大报道、市场传闻，并规定针对重大舆情，保荐机构应当建立舆情管理工作机制。在上述背景之下，企业担心舆情导致IPO延后或终止，不得不谨防任何负面舆情发酵的可能。一些逐利之徒正是紧盯拟IPO企业的这个软肋，借机大做文章。

此外，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申请文件受理后至发行人发行申请经中国证监会注册、依法刊登招股意向书前，发行人及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当事人不得采取任何公开方式或变相公开方式进行与证券发行相关的推介活动，也不得通过其他利益关联方或委托他人等方式进行相关活动。这一规定也被业界俗称为静默期。

IPO静默期制度作为全球主要资本市场的一项通行规则，目的在于维护市场公平，避免招股书以外的新增信息干扰投资者判断，也为企业上市过程中的信息管理划定了行为边界。记者从业内人士处了解到，所谓静默期制度只是不允许企业在特定时期进行与股票发行相关的推介活动，并未限制企业在其他方面的正常发声。

在实践中，企业遭遇“找茬”甚至故意“碰瓷”时常常选择沉默，一方面是因为部分企业对静默期的理解有偏差，误以为从申报到发行上市期间均不能对外发声；另一方面是因为企业害怕主动发声会提供更多“素材”，进一步放大舆情。此外，企业往往拿不准回应内容是否会超出监管信息披露的尺度，基于审慎的原则，就选择一概不说。逐利自媒体正是抓住了拟IPO企业对外发声方面的顾虑和不敢有任何闪失的心理，将它们当做“软柿子”捏。

“企业都不是完美的。只要相关事项企业已公开披露，不存在虚假陈述、财务造假等影响其上市条件的行为，对于那些见仁见智、主观发挥的文章，市场各方还是应当理性看待，对企业多一些包容。”一名资深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正在提高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适应性，IPO环节更是设置多套特色标准，鼓励科创企业上市，更好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业内人士担忧，如果企业上市融资过程被带有情绪性、诱导性的“找茬”和“碰瓷”类文章裹挟，让企业不胜其扰，有可能导致企业远赴包容性更好、对舆情容忍度更高的境外市场上市，最终会使得资本市场流失好苗子。

正确区分正常批评监督与“碰瓷”逐利

“需要强调的是，市场始终欢迎专业、扎实、高质量的媒体监督，这能为审核与监管工作提供有力抓手。”前述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整治恶意炒作涉拟IPO企业信息绝非拒绝媒体监督，而是要打击那些以逐利为目的，以负面报道赚取黑流量或威胁敲诈企业、影响正常上市进程的违法行为。

严肃公正的媒体监督，有助于企业发现问题，及时改正，提高质量，夯实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基石。受访的拟上市企业对待这样的批评监督，虽然有压力，但都能接受。对于那些以“碰瓷”逐利为目的的负面报道，又是另一番感受。那些文章大多打着“监督”的旗号，事实虽然没说错，但夹带了很多主观猜测，企业很难证明它哪儿不对。“大多数稿件不直接捏造虚假事实，而是大量援引招股说明书中真实披露的数据，通过选择性呈现、负面暗示等方式，拼凑出整体上具有严重误导性的结论，整体上偏离真相。”黄宏斌表示。

因此，企业维权的关键，在于区分正常批评监督与故意“碰瓷”逐利。其标准，一要看内容属性，二要看行为动机。

内容属性上，公正监督应当是基于对客观事实的审慎核实，信息来源清晰可追溯；故意“碰瓷”则往往是对信息断章取义、引申解读而成的负面内容。例如，有的文章质疑拟IPO企业两名实控人的持股比例相当，引申到公司未来或遇重大决策僵局，将这种控制权安排描述为“定时炸弹”；有的文章，以企业股权穿透后有外籍股东为“靶子”，上升解读至企业政治立场问题。这类带有“找茬”性质的内容，常常让企业陷入有理说不清的困境。

行为动机上，王科栋告诉记者，正常批评监督与故意“碰瓷”逐利在法律上的清晰红线是：行为人主观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还是为了非法占有财物。“在司法实践中，我们通常这样向办案机关论证：一看事实基础，是经过扎实调查的真相还是虚假内容、主观臆测；二看行为模式，是客观报道并给予回应时间，还是先写负面文章再发‘求证函’、索要‘合作费’，形成索财闭环；三看索财性质，是真实的广告合作还是以删稿为条件的‘封口费’。”他说。

平台与企业应合力破局

逐利自媒体以炮制负面舆情为抓手，威胁敲诈拟IPO企业，不只是侵犯企业名誉权那么简单。王科栋表示，它实质上架空了企业获得公平审核的程序性权利，还可能破坏证券市场秩序。

怎么破局？受访者们认为应从两个方面下手：一方面，平台应履行内容管理职责，强化技术治理，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另一方面，企业也要摒弃三缄其口、花钱消灾的消极态度，更积极主动地维权。

平台监管层面，一是要以技术手段加强账号识别，建立跨平台的“碰瓷”拟IPO企业账号黑名单。受访对象普遍指出，有的账号是专门做“碰瓷”拟IPO企业的黑灰产生意的，大部分文章都是针对近期拟IPO企业的负面稿件，内容多以企业的招股书为主，选择企业IPO受理或上会前夕等关键节点发布，不少文章AI生成痕迹明显，辨识度较高。“建议平台以算法阻断恶意传播，对断章取义、拼接捏造的内容进行精准识别和限流，并建立跨平台黑名单，实现联动封禁。”黄宏斌说。

二是要强化财经领域资质认证，对涉拟IPO企业的内容在有效甄别前审慎推流，对大量注册财经类账号的行为进行识别与限制。当前，互联网平台存在一些低质量的报道，以哗众取宠的标题、煽动情绪的表达博取平台推流。此外，逐利之徒可以免费注册许多自媒体账号，在几十个账号上“矩阵式”发布，企业逐一举报申诉将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受访对象普遍认为，对于财经领域的专业化内容，平台应借鉴专业资质认证或备案机制，提高账号注册门槛。同时平台要摒弃流量思维，对疑似“碰瓷”拟IPO企业类稿件限流或审慎推流。

企业维权层面，面对虚假信息、具有明显误导性的报道，企业应当在信息披露规范以内进行公开、透明的回应。对于以监督之名行敲诈之实的行为，则应依法维权。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姜传舜告诉记者，恶意“碰瓷”拟IPO企业，涉嫌多重违法，甚至可能触犯刑法。根据两高《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在信息网络上发布、删除等方式处理网络信息为由，威胁、要挟他人，索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实施的，按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刑事控告是企业维权的最强武器，“建议企业采取刑事为主、民事为辅、行政联动的立体化应对策略。”姜传舜说。

因此，拟IPO企业应重点固定黑产团伙的主观非法占有目的、胁迫要挟行为、对价交易关系，构建完整敲诈勒索证据链。“必存证据清单包括自媒体求证函，负面稿件全文及发布链路，对方报价单据，微信、邮件、通话沟通记录，付费暗示，删稿对价承诺等。”姜传舜强调，企业作为敲诈勒索潜在被害人，依法享有拒绝非法交易、抵制不法胁迫的权利，主动拒绝付费可彻底规避“自愿公关合作”的伪合规抗辩，固定对方非法牟利的主观恶意。

（应受访者要求，李滢与陈慧为化名）

本文原载于《证券时报》6月11日A1版，原标题为《拟IPO企业何以成为“软柿子”》

责编：万健祎

校对：李凌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