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律所里的律师

一个年轻律师的转所困境与行业之殇

2023年秋天，郑州的一家律所静悄悄地完成了转让。

没有锣鼓喧天，没有宾主尽欢。一份协议签下去，律所的主人换了，公章换了，主任换了。对于所里的大多数律师来说，这件事就像窗外的秋风，吹过了，也就吹过了。

没有人觉得这会与自己有关。

二十六岁的李明（化名）也不例外。他1998年出生，2022年实习结束，在这座城市刚刚扎下根。作为一名执业不满两年的年轻律师，他每天想的是怎么把案子办好，怎么在这个行业里活下去。律所转让这种事，在他看来是“上面的事”，与自己这个小律师无关。

实控人——也就是他父亲的朋友、律所真正的掌舵者——跟他说：“所转让了，但我们还是独立的团队，你接着跟我干就行了。”

他点点头，继续埋头办案。

他不知道的是，从这一刻起，他已经不知不觉地走进了一个死胡同。而这个死胡同，将用整整三年的时间，教会他一个残酷的道理：

在这个行业里，有时候，你连离开的资格都没有。

二

2024年，相安无事。

李明继续跟着实控人做案件。实控人谈下案子，开好公函，交给他去办，给他发报酬。对面的新团队搞银行不良资产业务，跟他们业务不交叉，从不开会，也不分案子给他们。大家各干各的，井水不犯河水。

日子就这么过着。李明觉得，虽然律所换了牌子，但活儿还是那些活儿，人还是那些人，没什么不一样。

他错了。

2025年3月，平静被打破了。

律所的现任主任突然发难，说有人伪造律所的公函办理案件，点了李明和另一位原所律师的名。话讲得很重——“伪造”“报警”“一查到底”。

李明懵了。

什么伪造？我办的案子都是实控人开的公函，怎么就成了伪造？

紧接着，主任话锋一转，抛出了一个条件：除非前任登记主任把这个所“接回去”，并且赔偿她的损失，否则这件事没完。

李明这才明白过来——所谓的“伪造公函”，从来就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是一场谈判的筹码。

是一个把人逼到墙角的工具。

三

李明要求转所。

主任不给开公函，不给办手续。理由翻来覆去就是那一句：这个所问题很大，伪造问题要一查到底。但如果“接回来+赔偿损失”，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翻译一下：你想走？可以。先让我满意。

李明去律协维权。2025年7月1日，律协组织调解。主任在会上说，2023年11月就把公章换了，不是从她这里开的公章她不认。

律协问：换公章，你通知涉事律师了吗？

答：没有。

李明当时就不愿意了——你换了公章不通知，我们怎么知道？这不是坑人吗？

调解不成。主任在律协办公室当场打了110。

事情开始变得荒诞。

四

2025年9月，李明接到经侦大队的电话：律所指控你们没经过律所接案件，涉嫌伪造印章罪和职务侵占罪。

李明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跟警官讲了一遍。说完他问：“警官你们怎么看？”

警官的回答很有意思：“我考虑这就不是我们管的事。私自收案收费，这不是律协和司法局管的吗？我们也有驻所律师，我们也研究了，就是个新旧公章的问题，没有犯罪事实。这完全是内部管理问题，不归公安管。”

顿了顿，警官又说：“我们当场就解释了原因，你们主任不依不饶，不认可我们的说法，那我们没有办法。”

不依不饶。

这四个字，精准地描摹出了李明这一年多来的处境。不是他有问题，是对方不让他没有问题。不是法律站不住脚，是有人拒绝让法律站住脚。

李明和实控人、另一位涉事律师一起去经侦大队做了笔录，交了转让协议。案件撤销。对方申请复议，被驳回。

刑事这条路，走不通。

五

刑事走不通，就走民事。

2025年12月，主任以个人名义起诉实控人和三名原所合伙人，要求解除《律所股份转让协议》，赔偿129万元损失。1月开庭，被告问：合同都履行完毕了，律所你都经营两年了，怎么解除？

对方支支吾吾，说律所有一堆问题，但说不出来到底是什么问题——没有任何处罚，没有任何投诉，没有任何纠纷。

开庭没几天，撤诉了。

2026年3月，换了个姿势再来。这次以律所名义起诉，案由是侵权，把李明也列为了被告。指控私自收案收费，要求返还律师费13万余元。

4月23日开庭。律所抱来一大堆案卷，2003年的流水账都翻了出来，说实控人控制的十年间转出了几十万资金。诉讼标的额当庭改到了80多万。

李明答辩：律协和司法局没说我违规，公安也说没事，年审你也把我审过去了，现在来起诉？

法庭说改诉讼请求了，重新指定举证期与答辩期。

五一过后，律所又撤诉了。

两场诉讼，两次撤诉。像两记打在水里的拳头，声势浩大，水花四溅，但什么都没击中。

然而对于李明来说，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这个过程里，他的时间被消耗了，他的执业被冻结了，他的生活被悬在半空中，两年了，落不了地。

律所和律师的年审全部暂停。他想转所，转不了。他想执业，执业不了。他像一只被关在透明玻璃罩里的鸟，看得见外面的天空，却怎么也飞不出去。

六

2026年1月，市局律管处领导亲自出面调解。领导很直接，对律所主任说：“给个面子，先恢复律师的执业。该提留提留，按律所的规矩来，得让律师吃饭。”

律所没答应。

面子不给。规矩不认。饭不让吃。

2026年5月，李明和另外三名同样被困的律师，一起起诉了律所。诉求很简单：配合转所，赔偿停业损失。

案子交到法院，立案庭研究了十天。最终答复说，他们也没见过这种案件，不过还是考虑调解，把这个案子流转到综治中心去调。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石沉大海，没人联系他们。

李明说：“法院都没见过这种案子。那我们算什么？被困在律所里的人，连一个案件类型都算不上。”

最近一次调解，在区律管办。更抽象了。律所主任压根不说转所的事，一张嘴就是：“我要从严治所，要求交十万元保证金。”

敲竹杠可以敲得这么清新脱俗，李明也是服了。

律协惩戒委调解的时候，再三强调：“投诉是把双刃剑，要罚都得罚。”话里话外还是和稀泥，希望他们能调。但“十万保证金”一出口，李明就知道调解无望了。

律协还说，要给他一个处分，理由是没从所里拿公函。李明喊冤枉，但也无奈。

“真罚我也认了，但还是解决不了吃饭问题。依旧遥遥无期。”

七

写到这里，我想起李明在深夜发给我的最后几条消息。

他说：“要不是我是郑州本地人，家里还有点钱，这两年无法执业、转所，我早饿死了。”

他说：“走不了也执业不了，杀人的心都有。”

他说：“我只是个初出茅庐、人微言轻的小人物。”

我对着屏幕沉默了很久。

一个小人物。一个2022年才执业的年轻律师。一个认认真真办案子、老老实实跟着实控人干的年轻人。他没有做错任何事，却要为一场与他无关的律所转让、一次他没有参与的权力交接、一个他毫不知情的公章更换，付出三年青春作为代价。

而那个困住他的人，可以在刑事、民事、行政各个领域之间来回切换，可以报警、起诉、撤诉、再起诉，可以在调解桌上狮子大开口，可以把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当作谈判的筹码，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出“交十万保证金”这样的话。

因为在这个游戏里，主动权和规则解释权，从来就不在李明的口袋里。

八

李明的遭遇，不是一个孤例。

它是一种行业生态的缩影。在这种生态里，律所主任掌握了律师的“转所审批权”，而这个权力的边界在哪里，没有人说得清楚。它可以被用来解决纠纷，也可以被用来制造纠纷；可以被用来维护规则，也可以被用来绑架规则。

当一个律师连离开的自由都没有的时候，这个行业的健康，是需要打一个问号的。

转所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为了管理的规范、秩序的稳定。但当它被异化为一种要挟的工具、一种报复的手段、一种敲诈的筹码时，它就从一个制度变成了一堵墙——一堵困住律师的墙。

李明的案子，公安说不归他们管，律协调解不成，司法局推不动，法院诉讼被反复撤诉又重来，连综治中心也石沉大海。每一个机构都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做了该做的事，但没有一个机构能够真正解决他的问题。

因为他的问题，从来就不是“法律问题”。

是一个人的恶意，披上了制度的外衣。

九

夜深了，李明问我：能不能把这些经历写成文章？

我说可以。

他又问：有风险吗？

我说，用化名吧。但故事本身，值得被记住。

值得被记住，不是为了控诉谁，而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在这个行业的某个角落，有一个年轻律师，因为一场与他无关的纷争，被剥夺了执业的权利，被困在了一个他不想待的地方。

也为了让那些制定规则、执行规则、维护规则的人知道：当一个律师连转所都成了奢望的时候，这个规则的齿轮，一定是哪里卡住了。

李明说他想过去学个别的技术养活自己。

语气里有疲惫，有无奈，有心灰意冷。

但我知道，他不会真的走。

因为他是一个1998年出生的年轻人。他还有大把的时间，还有满腔的热血，还有一个法律人对公平正义最朴素的信仰。

他不会让一个烂人，毁掉他的一生。

只是，在他重新出发之前，这个行业欠他一个交代。

欠所有像他一样被困住的年轻律师，一个体面的、自由的、不需要看任何人脸色的出口。

（本文根据昨晚一位律师跟我讲述的真实经历整理，文中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