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冬天,夏慕尼,冰天雪地。我不想再吃瑞士火锅,踩着雪,咯吱咯吱,满镇找亚洲馆子。镇不大,房子又规划地整齐,便找到了一家印度馆。进门,见几张餐桌临着面墙,桌上隔着一排酱料供顾客自取;墙上开个洞,见得到里面是厨房;一个人正在里面忙;我问了一声,那人便回头,弯腰从厨房洞里望我:“稍等啊!”
老板正忙着做咖喱黄姜米饭,就问我要不要。“好的。”老板又盯了我一会儿:“你是亚洲人吧,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我说,“中国人。”老板又追问了一句:
“那你能吃辣吗?我的米饭有点辣。”
“能吃。”
店里没别人,于是我们坐一桌,面对面,吃咖喱黄姜米饭。老板边吃边观察我的反应,我点着头:咖喱辣甜又香,香茅和黄姜粉很入味。我不知道这些词用英语或法语怎么说,只好一股脑说,“好”,“不算辣”。老板挺高兴。
晚饭时我再去,店主说有“阿鲁颇哈”。我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只好盯着他做:似乎是香料腌过的米饭配土豆、酸奶和咖喱炒。端上来吃,觉得米饭很像意大利和西班牙人做的烩饭,没熟;味道也很妖,说不出是香、臭、辣还是酸,但咬着牙吃顺了之后,意外觉得还挺好吃;猛可间一股酸辣冲了鼻子,一个喷嚏。老板递过杯水,满脸的小得意之情。
过了两天,我又去吃早饭,老板还是备了“阿鲁颇哈”,外加一种米饼,配两种辣酱——一红一绿,红的辣,绿的是蔬菜腌酱。我吃时很天真,总觉得红酱很辣,绿酱大概还清新,不料入了口才知道:绿酱辣得更冲,火烧火燎半晌,背上发热,太阳穴发紧,咕嘟嘟喝水。老板给自己烤了个蔬菜煎饼,问我要不要。我看那煎饼,香料和蔬菜混在一起,烘得半熟不生,不太敢尝试,“您请您请。”
吃多了之后,彼此熟了,也能开玩笑了。我跟老板说,你们印度人,每次吃饭,除了咖喱肉类,就是各类主食——脆米饼、蔬菜烙饼、米饭、蔬菜炒饭——配各类酱,中国有些店还带印度飞饼呢,也没见你们会这手。该老板神色凝重,说这黄姜米饭,是用自家熬榨的姜汁腌过的米,再用自己调配的香料炒的;这两份蔬菜烙饼,这份烙时加了AAAA酱和BBBB菜,那份是CCCC酱和DDDD菜(这里用ABCD代称,是因为他说的那些材料,我一样都不懂得),很难得的
我也隔着那墙洞,观察过厨房:墙壁上挂满各类锅盆等不提,有个极大的印度石锅,远看像个石头做的洗衣机;老板在里面烤土鸡,鸡香扑鼻;老板也在内炉壁上贴饼子。我没吃,只觉得香味闻上去,有些像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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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出发去瑞士马蒂尼前一晚,过来吃饭,顺便跟老板辞行,还是要黄姜米饭。老板正在整理桌子,给每张桌子上换酱料的玻璃瓶;听我说要走了,就睁大一双印度人水汪汪的眼睛,看去有些抑郁。他让助手(一个胖乎乎的印度人)整备咖喱饭,自己把酱料都推过来。
“你平时都不吃这个,今天你吃吃看!”
我挨个试了一小口。第一碟咖喱酱,半固态,嚼一口,像奶酪;咂一下味,辣劲直冲脑门;第二碟酱,刚吃时不辣,但时候略长,就觉得是冷辣:舌头口腔,包括吸气的鼻子,都被小针微刺,耳朵慢慢就热了起来;第三碟酱,咸辣,咸过之后,有鱼的香味;第四碟酱,一点都不辣,但像怪味:满嘴里一会儿甜一会儿香一会儿泛起八角一会儿涌起陈皮。最后一碟,老板让我先别急,舀一勺刚端上来的咖喱饭——帮厨的那位忙完了,正摸着大肚子前的围裙微笑——就着最后一碟酱,一起下肚。刚进嘴,我就觉得耳朵嗡的一声,眼泪立刻流下来,紧闭着嘴,怕出来,只嫌鼻孔不够大,脑袋上没洞,不能喷气;又过了一会儿,满嘴劈里啪啦的爆炸开香味。我长舒一口气,把嘴张开了,呼哧呼哧喘。老板喜笑颜开,给我递水,问我够不够劲,我说好,好极了。
我吃完饭要走了,老板就从厨房里拿出五个小瓶,盛着那些咖喱酱,让我带走吃。我推辞,老板摇摇手,用大舌头印度英语跟我白话了半天,大意是:来这里滑雪的亚洲人已经很少,肯来连着吃他馆子的亚洲人更是少,东亚人里能吃辣的人更是少得可怜——他们只能吃一些淡而甜的日式咖喱。
结束这一串夸张的排比后,他接着道:这些酱也很普通,给你吃,这是命运啊!
他用这么句话结尾:
“good taste meets good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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