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龙，高考与人生选择

本文是圆方的第1539篇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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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两天就高考了。

不算不知道，一算才发现，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现在，高考已经走过了49年的历程，再有一年就经历半个世纪了。

因为高考一头联系着中学，一头联系着大学，所以我们很多人下意识的会认为：

高考就是一次知识水平的检测

主要的目的是“检测”什么样的人，适合去学什么，这样能够筛选出人才，避免人才和教育资源的浪费。

然而，真的是这样的么？

大家好，我是圆方，今天我们一起聊聊：

张小龙，高考与人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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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如果我们把目光调回到1977年，就会清楚地认识到，高考最大的意义并不在于筛选人才，而在于改变身份。

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农业户口/非农户口（商品粮户口）两套体系：

农业户口:绑定人民公社，一辈子种地挣工分，没有粮油、布票、医疗、国企招工福利； 非农户口：国家统配粮食、副食、就业，毕业后分配国营工厂、机关工作，是体制内体面身份。

而想要农转非（农民变市民）在1977年前渠道是极少的。

只有当兵提干、极少数招工顶替、干部特批几个渠道。因为名额稀缺，普通人基本终身困在农村。

所以在1977年之前，绝大多数人是不相信读书能够改变命运的，因为读书改变不了命运(甚至可能更差)。

即便中学成绩很好，只要你出身不好，你连考大学的资格也都是没有的。大学名额往往由公社、单位领导掌握，流行“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而1977年的高考改革，最大的变化就是身份的变化：

只要考上，甭管什么学校，入学即迁户口，农业户口直接转为城市非农商品粮户口，这样就能跳出农村、脱离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

在阶层固化、身份世袭的年代，高考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面向全民、公平可落地的阶层上升通道，这就是它能改变出身身份的核心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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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快半个世纪过去，高考还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么？

今天有一个新闻，说的是国内一个知名的考公考编机构的创始人张小龙，在人大哲学系去分享职业规划时，跟学生对骂，上了热搜。

据说分享的时候，他吐槽人大的同学：

“你们对新兴事物毫无感知，找不到工作是理所应当，社会不该给你们工作；你们除了扎堆考公务员进体制混吃等死，没有别的本事，你们非常差。”

他认为考公考编其实并不是这些哲学系的学生的未来的主阵地，现在可以去炒股，尤其是炒科技股，炒美股。

怎么说呢，一个考编机构老板说去人大哲学系抨击考编，这应该也算是一种“魔幻现实主义”了。

我们先不讨论他这番言论的对与错，不如让我们开个脑洞。

如果张小龙穿越回40年前，对于那个时候的人大哲学系学生，说出今天的这些话，他会收到到什么样的反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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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可能并不了解，40年前其实也是一个科技大年。

在这一年，Intel 80386量产商用。

这是全球首款民用32位通用处理器，集成27.5万晶体管，向下兼容16位老软件，PC从16位迈入32位算力时代。

在这一年，全球第一款量产商用笔记本诞生（IBM Convertible）。他自重5.9公斤、自带软驱，便携计算机从实验室走向民用市场。

在这一年，康柏抢先推出全球首款386整机Deskpro386，打破IBM对PC高端市场垄断，兼容机生态全面爆发。

在这一年，微软发布Windows 2.0，首次支持窗口叠加、桌面图标，现代Windows桌面雏形诞生，图形系统从试验走向实用。

我们今天熟悉的Excel、Word最早出现，就是依托Win2.0首发落地。

在这一年，乔布斯1000万美元收购卢卡斯影业动画部门，皮克斯Pixar正式成立，计算机三维动画产业自此起步，日后电影CG、3D渲染全由此溯源。

也是在这一年，道琼斯工业指数全年大涨22.6%；

标普500：全年+14.6%（不含分红），含股息全收益约18.6%。

特别是纳斯达克科技股特别强势，全年涨幅超20%，3月13日，微软登陆纳斯达克IPO，上市首日股价翻倍，成为当年标杆科技新股。

所以把张小龙的今天的论断，放到40年前，似乎也十分应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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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如果有人在人大哲学系的教室里说，你们应该去炒股，去炒科技股，那些学生大概会愣住。

愣住首先大概率是因为不懂，是缺乏对于世界前沿进展的认知。

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人生早就有了清晰的路线图。

1986年的大学生，考上大学那一刻，户口迁到学校，粮油关系跟着走，毕业的时候，国家会根据专业和成绩，统一分配一个单位。

这个单位可能是机关，可能是大学，可能是国营工厂，不管是什么，它都意味着一个确定的位置。

一个哲学系的学生，大概率会进宣传部门、党校、出版社，从事一份体面的工作，按月领工资，分房子排队。

不过即便是在这样的确定性面前，如果那个时候，对于一个中国大学生，有一个能去美国炒美股的机会，相信那个时候90%的人也都会毫不犹豫地起身前往。

其实，我们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我们今天许多人，特别是大学生，对于科技进步的焦虑，其实是一个很奢侈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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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的中国大学生是不焦虑的，而1986年的美国，大学生是很焦虑的。

那时候美国个人电脑产业刚刚爆发，金融工具越来越复杂，传统的大公司开始裁员，很多人发现，读了四年大学，出来之后世界变了，没人保证你的前途。

那种40年前的焦虑

是我们今天才真正体会到的。

我们用了几十年，走到了产业的最前面，走到了创新的无人区。前面没有现成的路可以跟着走，身边也没有确定的位置等着你坐。

中国人今天焦虑，不是因为落后，恰恰是因为走到了第一排，需要自己找方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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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高考，依然是一场规模浩大的社会流动仪式，但是

它承诺的东西已经变了

四十多年前，一张录取通知书能直接置换一个城镇户口、一份分配工作。

今天这些外在的身份标签早已松动，大学毕业生要自己面对市场。

那种考上了就一劳永逸改变命运的确定性消失了，焦虑便由此滋生。

但这种焦虑恰恰说明，个体有了更多选择，社会不再只给一条路。

人们抱怨考公考编是混吃等死，可这抱怨本身，不也来自有退路吗。

真正的绝境是连抱怨的余地都没有。

四十年前的美国年轻人同样迷茫，科技爆炸、金融繁荣，旧饭碗被打破，新机会看起来美好却并不保证人人成功。

中国今天只不过进入了同样的阶段。

高考依旧在筛选，但它递出的东西，由确定性的长期饭票，变成了开放性竞技场的入场券。

这个竞技场没有地图，需要自己去判断风向。

有人留恋过去的确定性，有人沉迷于怀旧叙事，可世界不会倒回。焦虑是自由的副产品。

高考仅仅是起点，教育才真正回归它的本质：

让人拥有应对未知的能力

而这份能力

是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