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一张纸上十八个红手印，另一张纸上也按满了红手印。一个要分，一个不分。
两张纸背后，站着两位省委书记：安徽的万里，河北的李尔重。
一九七八年前后，安徽凤阳小岗村的茅草屋里，煤油灯火苗发抖。严宏昌等十八户农民围着一张纸，桌上没有酒菜，只有一份写着分田到户的契约。
手指蘸下红印泥，按上去。谁家出了事，别的人家帮着把孩子养大。
这不是豪言，是饿到尽头的办法。
前一年，万里到安徽任省委第一书记。车子开进乡下，他看见的不是“鱼米之乡”，是低矮土屋、空粮缸，还有农民身上补了又补的衣裳。
他心里明白，再讲大道理，锅里也变不出米。
安徽有二十八万个生产队，能维持温饱的只是少数。许多地方一年忙到头，人均收入只有几十元。
万里下乡回来，开会时把话撂得很重：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要什么政策和条件都行。
报纸上很快有了批评声音。有人怕，怕“包”字一出来，帽子也跟着扣下来。
万里没有退。他对基层干部说，秋后报纸若能给你们送粮，就照报纸办；若不能，就照能让农民吃饱的办法办。
这句话，像一根扁担，把压力挑到了自己肩上。
小岗村的消息传到省委后，村民等来的不是追究。万里支持了他们。
一九七九年，小岗粮食总产量达到十三万多斤，相当于过去几年总和。那一年，村里第一次向国家交售粮食和油料。
粮囤满了。
后来，人们说“要吃米，找万里”。这句民谣不是写在文件上的，是从农民饭碗里长出来的。
可同样在农村改革大潮里，河北晋州周家庄却走了另一条路。
一九八二年前后，全国许多生产队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周家庄的会议室里，桌上也摆着纸，屋里坐着各家代表。
但他们商量到最后，不是分田，而是不分家。
又是一张按满红手印的协议。
周家庄早年办合作社，后来建公社，土地、水利、农具、劳力长期统一安排。这里并不是吃“大锅饭”，从六十年代起就讲“三包一奖”，干多干少不一样。
社员怕的不是改革，怕的是把多年攒下的集体家底一下拆散。
雷金河拿着这份“不分家”意思往上跑。县里不好表态，市里也不好表态。
风向太大，谁都知道这不是小事。
最后，他走到河北省委书记、省长李尔重面前。
李尔重没有先问口号。他问的是实账：不分包到户，社员收入能不能增加，生产能不能上去。
雷金河把保证递上去，意思很硬：让周家庄再干一年，若搞不好，他负责。
李尔重留下了这个口子。
一九八三年前后，人民公社在全国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周家庄改成乡，外面的牌子换了，里面的办法没散：十个生产队，集中耕作，记工分，分口粮，收入统一核算。
最后一个“人民公社”，就这样留了下来。
万里推小岗，不是为了“分”而分；李尔重保周家庄，也不是为了“不分”而不分。
一个看见农民饿着肚子，便给他们松绑；一个看见社员愿意抱成团，便给他们留路。
一分一合，落点都是饭碗。
多年后，周家庄第八生产队的老人还按队长安排出工，手里拿着农具，工分本上记着一天的活；小岗村的纪念馆里，那张契约静静放着，十八个红手印还在纸上。
两张纸，一头连着饥饿年代，一头连着中国农村后来走出的路。
该记住的，不只是红手印，还有替红手印扛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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