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昌吉菅长厚一地两租权属混乱，谁来守护西北农民的权益？

我是菅长厚，那位在西北退耕还林的农民，在此我由衷感谢广大网友、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对我事件的持续关注与声援。正是这份来自公众的关注与支持，让我这位年近八旬、扎根荒漠半生的老人，更有信心、更有勇气依法理性陈情，也更加坚信：事实终将澄清，合法权益终将得到维护。我始终衷心拥护国家生态保护、法治建设与优化营商环境的各项政策，始终相信各级部门会尊重历史事实、尊重合法权证、尊重社会公平与契约精神。

过去十几年间，我响应号召开荒拓土、耕地植树、管护林木，始终守法经营、信守契约、依规履约，以实际行动践行生态保护责任，为地方生态改善尽己所能。

2005年3月1日，我与昌吉市北部荒漠管理站正式签订《昌吉市北部荒漠林地承包合同》，依法取得3032.04亩荒漠林地承包经营权。同年，相关部门为我核发了《林权证》，明确我对林地享有合法使用权、承包经营权和收益权，本案争议的1500亩地完整包含在登记范围内。林权证是国家对我合法权利的正式确认，也是我享有合法物权最坚实的权利依据。

2005年4月15日，我与李宗斗签订转让合同，将案涉1500亩退耕还林地经营权转包，约定转让费 70 万元分三期付清。后因李宗斗长期未按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只支付了不到一半的费用，合同难以继续履行，我被迫通过法定途径维护自身权益。我始终相信，依法成立的合同应当履行，合法取得的权利应当受到保护。

2015年，相关生效文书确认解除我与李宗斗之间的转让合同，判令返还1500亩林地及水井、线路等全部附属设施。拿到结果时，我以为多年争议即将了结。可在申请执行后我才得知，涉案林地早已被原国土部门为他们重复办理了相关租赁手续，执行标的无法返还，生效文书长期无法落地。我持合法林权证，却守不住自己的林地；我一生造林护林，却落得地收不回、补偿看不到的境地。

随着对事件的逐步梳理，一段历史审批情况始终让我难以释怀。2008年，在我与李宗斗已发生合同争议、我的权利早已登记公示的情况下，原昌吉市国土部门将案涉的1500亩地为李宗斗重复办理了相关土地租赁手续。我无意妄加评判，更不随意关联，但作为切身利益受损的当事人，我不得不提出理性疑问：我这片林地的审批事项，发生在某领导的分管时段、审批范围之内，是否与其被查处的违规审批行为相关联？当年的审批流程是否依法履行、权属是否审慎核查、职权是否清晰界定？由涉事领导审批形成的相关文件，其合法性、正当性与合规性是否经得起历史与法律的检验？我只希望，历史遗留问题能够被正视、被查清，不能让多年前的审批疏漏，让我一位守法老人付出近二十年的权利代价。

本案更核心、更需明确回应的，是职权管辖与职责边界问题。根据当时正式发布的相关文件，昌吉市北部荒漠林区的管理、保护、发包与监管职权，明确归属林业主管部门及北部荒漠管理站，并非土地管理部门的职责范围。在职权划分清晰、政策依据明确、我的林权证合法有效且已登记公示的前提下，原昌吉市国土部门仍启动审批程序，并为他人办理租赁手续，这是否符合权责一致的基本要求？宗地四至明确标注 “西至菅长厚农场”，相邻关系清晰可查，为何仍能快速办结？同一天完成申请、审核与签约的流程，是否符合规范工作程序？

此后，李宗斗未征得我同意、未履行合法转让程序，即将林地相关权益分至其子李江、李惠平，并再次办理相关手续。整个过程呈现 “先确定归属（过户）、后完善手续（转让）” 的状态，与“先有合法转让、再办过户”的常规顺序明显不符。正是多重手续的叠加，导致同一宗林地出现权利重叠、一地多主的局面，最终直接导致生效文书无法执行，我的合法权利被长期悬空。

2018年，涉案林地被纳入退耕还林及生态恢复范围，这本是国家的关怀与保障。但我作为合法林权权利人，却始终看不到补偿的去向。相关补偿合同由李宗斗之子签订，合同落款既无负责人签字，也无单位盖章，合同是否依法成立、是否具备法律效力，至今没有明确结论。补偿款是否发放、发放金额、发放对象及资金流向，我多次申请了解、多次询问，均得不到明确答复。生态补偿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理应公开、公平、公正，我作为持证权利人，却被排除在知情权之外。

我感恩国家的好政策，尊重各级部门的履职，更始终相信法治与公平。我年近八十，身体日渐衰老，我别无他求，只希望实现三个最朴素的诉求：一是明确林地管辖职权边界，尊重并维护我合法持有的林权证及在先物权；二是客观核查 2008年审批事项与历史相关情况，还原事实、厘清责任，给社会公众一个交代；三是全面公开 2018 年退耕还林补偿完整信息，让生效文书落到实处，归还我投入一生心血的合法林地。

再次向所有关心、支持我的网友与各界朋友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我始终相信，在社会关注与法治保障下，历史遗留问题会被认真对待，合法林权会得到有力保护，契约精神与公平正义终将照进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