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市肥东县行政区划变迁

1949年的那个早春，当江淮区委决定析合肥县为合肥市、肥东县和肥西县时，恐怕没有人能预料到，这个以“位于合肥之东”而得名的新生县域，将在此后七十多年里经历一场波澜壮阔的行政区划演变——从政治版图上的被动分割，到发展动能上的主动选择，再到城市空间上的自觉优化。这不仅是边界线的进退与增减，更是一部县域如何在大城市扩张中寻找自身坐标的生动样本。

一、从“分家”到“漂泊”：行政归属的七年之痒

1949年2月3日，肥东县正式建立，辖原合肥县东部地区。然而令人深思的是，它的行政隶属关系并没有就此尘埃落定，反而走上了一条近乎“漂泊”的路径。

建国伊始，肥东县属皖北行署巢湖专区；1952年3月改隶滁县专区；1956年1月又划入蚌埠专区；1958年7月短暂隶属于合肥市；1961年4月后再属滁县和巢湖专区。短短十余年间，肥东在四五个不同“婆家”之间几经辗转，直至1983年7月正式复归合肥市管辖。

细察这段历史，表面上是行政区划的频繁调整，深层次揭示的却是肥东作为“合肥东大门”的战略尴尬：它离合肥太近，近到合肥市区的扩张必然触及它；但它又不够“城市”，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期只能作为普通县域在各专区之间流转。这种“近而不亲”的矛盾，为后来几十年的调整埋下了伏笔。

二、割让与重组：合肥扩张时代的被动“让渡”

进入21世纪，随着合肥城市规模的急剧扩张，肥东县的行政区划开始进入以“割让”为特征的调整周期。2002年，国务院批复同意将肥东县的磨店乡及龙岗镇8个村、2个居委会划归新成立的瑶海区管辖，这无异于肥东向合肥市区递出的第一份“见面礼”。

此后的十年间，这种“割让”几乎成为常态。2010年10月，肥东县将店埠镇和平村及众兴乡沿河、漕坊、八联3个村委托给新站试验区进行合作开发；2012年，安徽省民政厅正式请示将这些区域划归瑶海区。调整的理由写得极为直白：一是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的需要，二是拓展瑶海区发展空间的需要，三是理顺社会管理体制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调整并非完全是行政指令的结果。实际上，合肥市对肥东县采取了项目倾斜、基础设施建设补助等支持政策，所涉及的乡镇和村也均表示同意。这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在合肥从“大城市”迈向“大都市”的进程中，肥东不仅是被动的“贡献者”，更是主动的“参与方”——舍小利以谋大局，让局部以换整体。

三、从“瘦身”到“提质”：乡镇合并的内生逻辑

如果说向合肥市区的“割让”是肥东行政边界的外向收缩，那么境内乡镇的大规模合并则是其空间结构的内向重构。

1996年，肥东县辖11镇24乡，乡镇总数高达35个。这种“小而散”的格局在城乡二元时代有其合理性——便于农业管理、贴近农村治理，但到了工业化、城镇化的浪潮扑面而来时，就显得力不从心了。2006年，肥东县实施了一轮大规模行政区划调整，路口乡与护城乡合并并入梁园镇。此后，类似合并持续进行，乡镇数量从高峰时期的35个锐减到如今的12个镇、6个乡（另加3个街道）。

每个被裁撤的建制背后，都意味着基层行政成本的降低和公共资源配置的集约。一个仅48.5平方公里的路口乡，维持着一套完整的乡级政权机构，其行政效率和经济性难免打折扣。合并之后，梁园镇一跃成为肥东人口近4.2万、涵盖15个村委会和4个居委会的“大镇”，规模效应和治理能力显著提升。乡镇合并表面是“减法”，实则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乘法”。

四、从“设街道”到“向心发展”：治理现代化的最新探索

2026年初，肥东县再次进行行政区划调整，从店埠镇分出唐杨、燎原、和睦湖3个街道，同时小幅调整撮镇镇、牌坊回族满族乡的部分行政区域界线。

这次调整值得细品之处有三：其一，这是肥东建县以来首次设立街道建制，标志着其城镇化水平迈过了从“乡镇管理”向“城市治理”转变的临界点——截至2024年末肥东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75.87%，三个新设街道恰恰顺应了这一客观趋势；其二，调整以店埠镇为核心，旨在“优化区域管理体系”，落实国土空间规划中“和睦湖中心作为肥东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定位；其三，将撮镇镇和牌坊乡部分社区纳入街道管辖，明确了城区以店埠、撮镇、桥头集、牌坊为重点、加快融入合肥市中心城区的发展路径。

从“管乡”到“治城”，从“各自为政”到“中心集聚”，三个街道的设立浓缩了肥东从农业县向现代化新城转型的全部密码。它不是一次简单的机构更名，而是一场治理理念的根本升级。

回望肥东县行政区划七十多年的变迁史，一条清晰的逻辑红线贯穿始终：从建国初期因“分家”而生的身份焦虑，到城乡二元时代“小而全”的乡镇格局，再到新时代主动融入合肥都市圈、自觉优化内部空间结构的战略转型，每一步调整都与时代命题紧密呼应。

当前，肥东县正锚定打造“合肥东向发展引擎区、全省科产城人融合发展示范区、长三角绿色转型发展先行区、全国城乡融合发展样板区”的“四个区”目标，冲刺千亿GDP。行政区划的持续优化，正是这盘大棋中不可或缺的制度供给。从这个意义上说，肥东行政区划的“变”，最终指向的是发展质量的“不变”和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更优”。一部区划变迁史，就是一部肥东发展演进史。而今天的行政区划新格局，正在为明天“合肥东大门”的崛起铺就更为坚实的制度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