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位文学院教授决定停招博士

5月26日，北京语言大学文学专业的博士论文答辩刚刚结束，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路文彬把他和学生的合影发到了社交媒体上，祝贺学生顺利毕业。

照片里，路教授穿着藏蓝色衬衣，留着一头“文艺范”的长发，站在刚刚通过答辩的博士生身边。对于长期担任博导的路文彬而言，这是每年都会发生的场景。

照片下面，路文彬写下了一段引人关注的话：“鉴于学术生态愈发恶劣，且难以毕业和就业。本人决定就此关门大吉，不再招收博士生。也奉劝各位硕士不必再读博士，远离伪学术。工作重于学位，好好看书过日子才是正道。”

很快，这段话被截图、转发，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开来。

面对突然涌来的关注，路文彬有些意外，这其实是他一年前就做出的决定。“发出来只是想告知那些准备报考我博士的学生，以后不再招生了。”

但在很多人看来，这不只是一个导师停招的消息。在博士招生规模不断扩张的今天，一位博士生导师主动关上招生的大门，似乎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继续招生是对学生不负责”

生活中的路文彬，是一个很有“文艺范”的人。他常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创作的诗歌、随笔。除了在大学教书、做研究，他还兼事文学创作与翻译，至今已发表小说、随笔、诗歌近千篇，累计达800余万字。

1966年，路文彬出生于黑龙江小城依兰。年轻时，他一度非常抵触教师这个职业。高考填报志愿时，老师建议他填报录取率更高的的师范学院，他坚决拒绝。他甚至和朋友放过一句狠话：“我宁可去当门卫，也不愿当老师。”

1989年，路文彬从安徽大学中文系毕业。毕业后的几年里，他做过警察，也在人事局当过秘书。工作的经历改变了他的心态，也让他确认了对文学的兴趣。

工作一年后，他突然觉得当老师有两个假期很自由，还有时间可以读书写作，便开始尝试转行。他先是申请调到老家的高中任教，但由于缺乏教师经验被拒绝，于是决定走学术道路。

1994年，28岁的路文彬考研进入南昌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此后一路读到北大。

2000年，路文彬北大博士毕业。那一年，全国博士招生人数2.51万人，在学博士生6.73万人。能够拿到博士学位的人，还是“凤毛麟角”。

告别北大后，路文彬顺理成章地进入北京语言大学任教。

他的教师生涯，恰好与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迅猛扩张重叠在一起。

1999年，全国高校开始大幅启动，当年的博士招生人数直接飙升了超32%。此后20多年里，博士培养规模一路攀升。到2024年，全国博士招生人数达到17.11万人，在学博士生67.63万人，毕业博士生9.72万人。

一端是博士规模的快速膨胀，另一端是就业市场的饱和。

进入高校任教，依然是多数博士毕业后的首选出路。2024年，全国高等教育专任教师总数约216.35万人，比起2014年的153.45万人，增长了约41%。

博士供给的增速，远高于高校教师职位数量的增速。2014年，全国博士生招生为7.26万人，在学博士生31.27万人，毕业博士生5.37万人。将2014年与2024年的数据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十年间，全国博士招生人数增长超135%，在学博士生数量增长116%，毕业博士生数量增长81%。

智联招聘数据显示，2024年，硕博学历应届毕业生offer获得率为44.4%，这一数字甚至低于本科生的45.4%。

对于博士毕业生就业环境的恶化，路文彬有着直观感受。他今年毕业的博士生，最终只在一所民办大学找到职位。

“按照现在的趋势，很多民办大学以后能不能办下去都不好说。”他说，“这种情况下继续招生，我觉得是对学生不负责。”

这些年，这位文学院的教授在面对那些带着赤诚或迷茫前来咨询读博的年轻人时，开始扮演一位“劝退者”的角色。

据他观察，很多学生选择读博，并不是因为热爱学术，而是把博士当作进入大城市、获得体面工作的路径，或仅仅是为了满足虚荣心。但现实已经发生了变化，曾经能够带来职业回报的学历红利，正在迅速减弱。

“他们读博士的出发点其实是找一个更好的工作。”路文彬说，“但现在已经不太可能了。”

“博士生都在发文章，而不是学习”

就业难，安心做学术同样举步维艰。与博士招生规模急剧膨胀相伴而生的，是日益残酷的“学术内卷”。

以路文彬任教的北语文学院为例，毕业前发表两篇核心期刊论文，已经成为博士毕业的硬门槛。于是，从入学第一天开始，论文发表就成为悬在所有人头顶的一把剑。

“现在的博士生，所有精力都在发文章，而不是学习。”路文彬说。

他理想中的博士培养，学生应该大量阅读、做读书笔记、寻找真正感兴趣的问题，在不断思考中培养学术能力。但现实是，导师和学生从一开始讨论的就是怎么发文章、怎么满足毕业要求。

这种变化让路文彬越来越失望，他表示，“这样一年一年招下去，没有意思。”

论文指标不断提高带来的后果，远不只是学生压力增大。当越来越多的人被要求发表论文，而核心期刊数量有限，期刊的版面就会变成一种稀缺资源。围绕着这块“香饽饽”，形形色色的人情往来、资源勾兑与权力运作便在暗处滋生。

一些高校邀请核心期刊的主编来办讲座，台下的掌声和台后的推杯换盏，本质上就是为了与主编攀上关系。年轻学者想要拿项目、评职称，就必须投入大把的时间和精力维系这些复杂的人情世故。

“期刊编辑本身也是学者，他们也要发论文。”路文彬说，“很多时候，大家都能看到里面的利益交换。”

在路文彬看来，现在的学术生态某种程度上是在“逼着人造假”。文科的造假主要为抄袭和文献造假，而理工科则更多是数据的编造。学术打假与学术造假事件频频发生，但目前被曝光出来的案例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在这样一张大网里，导师和学生的关系也开始变味。近年来，导师对学生的压榨和剥削，在社会上频频引发舆论。路文彬认为，这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圈子交易和学术指标倒逼出来的恶果。

学生想要顺利毕业，必须跨过发论文的门槛，而导师往往掌握着相应的发表渠道和学术资源；与此同时，导师为了帮学生牵线搭桥发表文章，也常常需要去“欠人情”。久而久之，双方之间本该教学相长的师生关系，便在无形中变质了。

路文彬反复提到“自由”这个词。他认为，“内卷“就是一种不自由的状态，所有人都被皮鞭抽着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至于这股内卷风潮的根源，路教授将其归结为人们内心的欲望过盛。

“我坚信，不失去比得到更重要。”路文彬说。

撰文 | 李俊浩

编辑 | 钱琪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