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刘 丹
5月27日，加拿大总理卡尼在一场防务会议上表示，将购买瑞典萨博集团“全球眼”预警机，而非美国波音公司的E-7“楔尾鹰”预警机。同时，加拿大还在重新评估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署的88架F-35战斗机采购协议，寻求缩减规模或寻求替代。这被视为美国五角大楼宣布中止与加拿大之间的“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机制后，加拿大减少对美国防务企业依赖、强化北极自主防务能力的重要举措，标志着美加双边关系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期，也折射出加拿大在当代国际格局中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从表面看，美加防务领域的一系列“脱钩”动作，源于美方对加拿大防务投入的不满。加拿大长期未能达到北约设定的军费占GDP 2%的目标，这一状况引发美方多次公开批评。尽管加拿大现任总理卡尼于今年3月宣布将提前实现该目标，但美方显然认为这一承诺的兑现力度与可信度仍不足。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美国对其传统盟友体系正在进行整体性的重新评估，要求盟友在安全领域承担更大责任。
对于加拿大而言，美加防务渐行渐远的冲击不仅限于军事领域，更触及该国长期依赖的外部战略架构。加拿大地处北美大陆，与美国共享全球最长的非军事化边界，这一地理现实决定了其国家安全与美国深度绑定。在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中，加拿大构建了一套以“可控依赖”为核心的外交与安全战略：在防务上依托美国主导的集体安全机制，从而将国防开支保持在相对较低水平；在外交上则借助多边国际机制，在美欧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扮演中间角色，以此获取超出其综合国力的国际影响力。
然而，这套战略框架在当前的国际变局中正逐步失效。首先，美国对多边机制的承诺力度明显减弱，加拿大曾经赖以发挥影响力的联合国、北约等平台的功能受到制约，多边协作落地难度持续攀升。其次，美国对其盟友的政策趋于交易化，以往基于共同价值观和长期同盟关系的政策惯性正在消退，盟友需要不断证明自身对美国利益的“贡献度”。最后，大国战略竞争的加剧压缩了中等强国的战略回旋空间，加拿大在安全领域高度依赖美国的事实，使其在面对美国压力时缺乏有效的反制手段，外交自主选择空间愈发受限。
从历史视角观察，加拿大此次面临的困境并非偶然。冷战结束后，加拿大曾尝试通过推动“人类安全”议程、积极参与维和行动等方式塑造独立的国际角色，但这些努力在全球权力格局重组的过程中被逐渐边缘化。当国际秩序的核心矛盾重新回归大国地缘政治竞争时，加拿大的战略价值更多体现在其作为“美国北翼的防务节点和资源供应者”这两个维度，然而，这恰恰是其传统战略中最不具自主性的部分。
加拿大前自由党政府国家安全顾问里格比近期的一番言论，准确反映了该国决策层的焦虑。他指出，华盛顿的言论迫使加拿大政策制定者重新思考防务关系，美国的言行让加拿大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这种“困难”的核心在于：加拿大既无法改变与美国的地理毗邻和由此产生的安全依赖，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构建足以对冲这一依赖的外部经济与安全联系。展望未来，加拿大若想在新的国际格局中重新确立自身的战略位置，需要切实提升国防能力建设的自主性，跳出依附美国的安全捆绑定式，依托自身地缘与资源优势拓展多元化外交合作，减少单边政策裹挟，降低双边关系因美国政策变化而产生的波动性。同时，在其他地区寻求更为均衡的经济与安全布局，避免将所有战略资源集中于单一方向，不要在涉及他国底线原则的问题上无谓妄动。
美加防务合作机制的调整，表面上是两个盟友之间的技术性摩擦，实则揭示了中等强国在百年变局中的普遍困境：当大国不再提供传统意义上的公共产品时，曾经依赖大国庇护的国家必须重新学习如何在不确定的战略环境中独立行走。对于加拿大而言，这既是挑战，也可能成为其重塑国家战略、寻找真正可持续“支点”的契机。（作者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加拿大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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