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业》里的田本昌,盯着李家的百年徽墨生意很久,明的抢不过,就来阴的。他凭空捏造了一整套走私证据,一纸诉状把整个李家告上公堂。在那个年代,走私是重罪,一旦定罪,不是坐几年牢那么简单,是全族连坐,百年家业直接连根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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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祸临头,族人乱作一团,有人哭有人慌,只有六叔李景东站了出来,做了一个最残忍也最清醒的决定:六房、七房所有族人,全部主动认罪,扛下所有罪名。
很多人看到这会问:凭什么?都是李家的子孙,凭什么让两房人去坐牢,保另一房?这不是偏心吗?
我告诉你,这真不是偏心,这是绝境里唯一能让李家活下去的最优解。六叔算得很清楚:全族一起扛,结果就是所有人都进去,李家彻底绝后,田本昌顺理成章吞掉所有产业。但如果牺牲两房,保住最懂制墨、最有能力翻盘的李祯,只要李祯还在,只要李墨的手艺还在,李家就还有洗清冤屈、东山再起的那天。
这份“断尾求生”的魄力,这份舍己护族的担当,才是真正的家风。长辈的爱从来不是挂在嘴上,是在天塌下来的时候,他们会默默站到最前面,把生的机会留给晚辈。
紧接着就是全剧张力最足的公堂戏。李景东抱着族谱,跟知府一字一句讲道理:八房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正式脱离宗族,族谱除名,经济独立,老死不相往来。于情于理于法,李家犯的任何错,都牵连不到八房头上。
这话逻辑缜密,无懈可击,换个讲道理的官,当场就得放了李祯。可偏偏这个知府,根本不想讲道理。
他心里比谁都清楚,李祯是李墨的掌事,是整个李家的灵魂。放了李祯,就等于放虎归山,他就再也拿捏不住李家了。所以不管李景东说什么,他就咬死一句话:李祯必须留下,一起接受调查。
眼看六叔的所有努力都要白费,所有人都觉得李家这次彻底完了的时候,一直没说话的李祯站了出来。
她没有哭,也没有闹,更没有求知府开恩。她只是平静地提出一个请求:给我十天时间,我会找到证据,证明李家的清白。如果十天后我拿不出证据,我自愿和全族一起领罪。
知府沉吟片刻,只给了她七天。
七天。
这七个字一出来,我瞬间感觉喘不过气。一边是田本昌精心布置了几个月的死局,人证物证全是假的,天衣无缝;一边是只有七天时间,人手不足,处处受限,稍有差池,不仅救不了族人,连李祯自己也要搭进去。
更重要的是,这七天不是李祯一个人的战斗,是六房七房几十口人,用自己的自由和名誉,给她换来的唯一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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