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国翔：人文学思是一种生活方式——答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大一同学问

2026年4月28日，应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大一新生廖若伊等同学的邀请，哲学学院彭国翔教授在线上与同学们进行了一场答问。问题由廖若伊等同学现场提出，彭国翔教授现场作答。谈论的内容涉及很多方面，包括阅读与理解、工作与兴趣，学术与生活、文科大学生能力的培养、研究课题的选择、学术考核与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学术与社会以及人文学科与AI等，可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以下是答问的完整记录。

彭国翔 |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 作者授权发布

廖若伊：彭老师好，大家好，我们都是哲学专业的大一同学，对学术工作非常感兴趣，但是没有什么头绪。彭老师是一位备受学界推崇的、学术经验非常丰富的中国哲学的学者，从您的视角来看，学术工作是怎样的？您在学术之路上有哪些感悟？您对我们大一学生有何建议？正式的访谈结束之后，大家如果还有问题可以向彭老师提问。

彭国翔：好，没问题，咱们就当聊天吧！

廖若伊：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想问彭老师，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哲学作为您的专业？您在读大学的时候应该是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哲学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冷门的选择吧，您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彭国翔：我大学并不是念哲学专业的。我的专业是政治学，当然也是我自己的选择。不过，因为从高中开始就对文史哲有兴趣，所以到大学以后，我的阅读就慢慢集中到了哲学、历史、宗教这些“人文学科”的方面。

就像你提到的，当时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时期。80年代末国内叫“文化热”。一方面，传统文化逐渐受到肯定，逐渐复兴。尽管还是一个过程，但苗头已经开始出来了。另一方面，国门打开了。打开之后，就重新接触到了很多西方的思想。之所以是“重新”，因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其实已经是非常开放的了。

20 世纪初，西方各种思潮纷沓而至，那时中国跟世界已经是完全接轨的，但后来中断了。改革开放之后，才又重新开启。所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传统和西方文化这两个东西，大家就都觉得比较新鲜：一方面，重新认识自己的传统；另一方面，重新拥抱这个世界。我大学时就在“文化热”这个时代背景之下，当时就读了一些书，慢慢就凝聚到哲学跟历史两个方面了。

所以说，我大学的专业是政治学，但严格讲是不务正业，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思想跟历史等方面。因此，我大学的专业不是哲学，我也没在哲学系念过，但是曾经听了哲学系的两门课。可惜都没有听完。为什么没听完呢？因为我自己已经看了一些书，不只是我们大陆出版的，还有一些海外的，包括港台、西方的一些书。看了之后觉得哲学系的课好像不太过瘾，就没有听完，主要是自己看书（笑声）。

廖若伊：那能不能分享一下，您启蒙的哲学书有哪些您印象特别深刻？

彭国翔：那很多啊。因为“文化热”，一开始是从文化这个角度开始阅读的。我当时基本上每天泡在图书馆里，里面各种期刊杂志，很多关于文化的讨论。比如说什么叫文化，什么叫文明等等。慢慢就集中到一些学者的著作上，大陆有李泽厚、陈来、杨国荣等先生，海外则有牟宗三、唐君毅、钱穆、余英时等先生。海外学者的书一开始还是不能看的。南京大学有一个专门的港台阅览室，他们的书放在那里。这个阅览室大一的学生是不能进去看书的，要到大四写论文的时候，有老师介绍才能去看。

晚年牟宗三先生

当时我去找老师帮忙，说写文章需要，所以我大一就看了。像钱先生、牟先生、唐先生等，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我是在阅读各种期刊杂志的文章时，看到有文章引用他们的文字。读到他们的文字，我就觉得他们的一些看法很亲切。这样一来，我就想应该去看他们的原著，于是就去检索。当时检索文献远远没有像你们今天这样方便，没有电脑，都是在图书馆放目录的抽屉里，通过一张张卡片去检索他们的著作目录。当然，国内期刊那些引到这些海外学者著作的文章，算是线索，把我引到阅读他们的原著上去。如何了解那些海外学者的著作呢？当然一开始也没有头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一本一本看。一个抽屉里面有很多卡片，每张卡片记录一本书的信息。借来一本一本看，都看完了，就大概有个眉目了。大陆有些什么学者，台湾有哪些学者，香港有哪些学者，他们都有什么作品，慢慢就清楚了。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急不来的。

廖若伊：好，那您在北大完成学业之后，曾在清华，北大，中国社会科学院任职，后来到浙江大学。在这几次工作单位的选择当中，推动您做出这些决定的核心因素，有哪一些呢？是学术环境，还是有网络、地域、家庭还是有其他更重要的考量？

彭国翔：我的第一个工作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再是清华，然后是北大。北大之后是浙江大学。

你的问题好像我自己对工作单位有一个设计，然后选择，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不是我事先有计划地要去选择。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博士还没毕业时候，社科院哲学所中国哲学教研室的负责人就找我，希望我去那里工作。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正在全心全意写博士论文，也没想那么多，就接受了。等于说是工作在选我。其实，我每次工作的更换，基本上都不是预先设计好的。

比如，我从社科院到清华，也是如此。2003-2004学年我在夏威夷大学客座，有一天上午，我突然收到北大哲学系赵敦华老师的邮件，他当时是系主任，表示希望我回去。我2004年获得了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目前好像还是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唯一的一个。这也许是一个原因吧。但到了下午，又收到清华哲学系负责人的邮件。清华我之前没有去过，而北大我已经待了六年时间，硕士三年，博士三年。清华哲学系负责人说得很好，我觉得清华也许环境还不错，所以没有多想，甚至连薪水多少都没问，就选择了清华。

离开清华到北大，也完全不是我的计划。当时在清华碰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加上当时杜维明先生到北京大学创办高等人文研究院，他去找我，希望我能过去帮忙。我是这样去的北大。

我来浙大有一点偶然性。浙大当时正在全国延揽文科方面的人才，好像还在《读书》上打了广告。那时主管文科的副校长是罗卫东。他教经济学，但博士学位是在浙大哲学系拿的，比较懂文科。当时有一批文科的学者去了浙大，像我们系的徐向东老师，西方哲学的，也是从北京大学过去的。我之前来过杭州几次，印象都很好，很喜欢这个城市。当时北京的自然环境不好，沙尘暴、雾霾啊。不知道你们去过没有。现在当然改善多了，但饮食等方面还是不如江南。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当时浙大正好在发展文科，所以我就来了。那时紫金港只有大一、大二的学生。虽然紫金港只用了一半，西校区还没有开发，但一半也够大了。3000亩的一个校园，只有大一、大二的学生，非常开阔。我第一次去看的时候，正好是上课时间，启真湖边几乎都没有人，感觉像一个大公园，自然环境很好。我曾经将启真湖和北大的未名湖、清华的荷塘做过比较。未名湖环湖其实都是人工砌的石头，荷塘则水域太小，启真湖则非常天然，岸边草地自然延伸到湖水之中，毫无雕琢。最为关键的是，未名湖与荷塘似乎早已成了死水，启真湖则与整个杭州的水系是联通的。

紫金港校园虽然没有什么人文景观，这一点当然和北大、清华不能比。北大、清华有些楼啊，有些什么东西啊；这些楼以往是什么？做什么用的？有些什么人在里面待过？都是有典故的，历史感比较强，人文气息比较浓厚。紫金港自然环境虽好，人文环境差一些。但我想，人文环境是可以创造的，历史是人创造的，对吧？所以觉得无妨，自然环境好就好。

所以你看，我工作单位的改变，都不是刻意设计的结果。不过，既然你们问我这个问题，我就告诉你们我的想法：不是说人不可以有一些规划，这是很自然的。但问题是，包括工作在内的很多事情，都不是由你决定的。不是说我想怎么样，就会怎么样的。既然如此，对于你自己不能完全决定的事情，反而不用操那么多心。可以操之在我的事，就多上心；不能操之在我的事，就随遇而安。操心也没用，是不是？这当然也是中国哲学一个基本原则。中国史学界的前辈严耕望先生有两句话，我非常认同，奉为座右，今天也送给你们：“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

廖若伊：好的。据我的了解，80年代末的文化热，它其实并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热，西方文化传进来之后也是掀起了很多热潮，那为什么您会选择中国哲学作为研究方向？

彭国翔：我刚才讲了，当时是两股思潮：中国传统的重新再认识，西方文化的再引入。因为之前经历过一个反传统的传统，从新中国成立到 70 年代，基本上是反传统的。西方也没有进来，因为没有改革开放。西方的东西建国以后就基本上中断了。比如说，像我父亲他们那一代，一开始都是学俄语的。所以，改革开放之后，首先是重新认识传统，第二个是重新接受西方。

你问的这个问题很好。当时我们大部分同学，几乎95%以上，都喜欢读西方的书。西学刚刚重新进来，当然大家都愿意了解。经历了这么长的反传统的时间，要对传统有兴趣，还是需要一个过程。但我有点特殊性，跟我的家庭有关系。我的祖母是一个经过传统教育、也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女性。她生长在河北，离北京比较近，小时候受了两种教育。传统文化对她影响非常深，对我们整个家庭影响非常深。她七十多岁还可以背《大学》，同时也信佛。我中学时还帮她去书店买过佛教的经典。我小时候也看了一些中国古典小说，小学的时候就看。自然而然传统文化方面的影响就比较大。我也喜欢这些东西。但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这是比较另类、比较少的。这就是兴趣。

将来你们选择什么样的职业，兴趣非常重要。没有兴趣的话，就好比车的动力系统不足，车子是开不远的。找工作如果只是随着外在的标准，那外在标准是经常变的。比如说，我们大学毕业时没人愿意去当公务员的，几乎没有的。那时候大家都想下海，到企业里去。考研究生的也很少，基本上大学毕业就走上社会了。但是，情况一直在变，一会儿一个风向，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你要是只追随外面的标准，以社会上怎么看、世俗怎么看为择业的标准，而不考虑自己的兴趣，那你永远追不上社会的风向，因为也许三五年就变了。

所以说，你要培养自己的兴趣，看看自己到底喜欢什么。能把自己的兴趣跟将来的生活和事业结合起来，你的动力系统就比较充足。否则的话，你并不喜欢这个工作，只是因为社会上大家觉得这个工作比较好、工资比较高，你就去从事这个工作。时间久了，你就会觉得没意思，因为它不是你的兴趣所在。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廖若伊：对，我相信我们选择哲学专业的同学，应该都是以兴趣为导向的。

彭国翔：嗯，你的情况我知道，你上次跟我讲过，你本来是学医的，是不是？

廖若伊：对的，但是，实际上是我一直都想读哲学的。

彭国翔：看来你是真有兴趣的，今天来听的同学确实也是真有兴趣的。不过，大一同学还有很多可能，也不是真的有兴趣，本来想选择别的专业，却被调剂来的。也有这种可能，是吧？所以我常跟同学说，特别是对准备读研究生的同学说：你先想清楚了，没有真正兴趣的话，千万不要读研究生，尤其是读博士生，上了贼船下不来了。像你本来学医的，改学哲学，那我送你四个字：“弃明投暗”。（哈哈，大家笑声）。

廖若伊：（笑声）好的。中国哲学其实也是个很大的领域，您一开始对中国哲学感兴趣的时候，是对中国哲学某一个方向感兴趣？还是对很多东西都很感兴趣？您在研究某一个非常细小的主题时，或者说您开题的时候，一般考虑哪些因素？

彭国翔：一开始的话，从一个自然的情况来看，肯定是老话所谓的“泛观博览”。你不会一下子进入到某一个具体的问题。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一开始你也不会知道哪一个问题是有学术价值的。

什么叫有学术价值呢？这个问题大家都研究过了，当然就没有学术价值了。就像耕地一样，大家都已经开垦过了，还能有什么价值呢？或者像采矿，我经常打的比喻就是开采矿，这个矿山都被别人采了多少遍了，没有什么可采了，你再去开采，还有什么意义呢？只有去一片荒芜之地，那里可能藏了很多宝贝，你是开荒的，那就有意义、有价值了。一句话，别人没有怎么研究过的，才往往是有价值的课题。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和原则。

当然，一开始你不会知道哪些已经被研究得很充分，哪些还没怎么被研究过。我跟你们也一样，大学时只是有兴趣，泛观博览。但是，多看之后，慢慢你就会了解哪些是一流的学者，哪些是稍微差一些的；哪些学者的长处是什么，差一点的是什么？慢慢你就会知道，哪些问题大家讨论得已经比较充分，哪些问题可能大家还在讨论，哪些可能大家根本没留意。用中国哲学的词语来说，就由“博”反“约”了。“约”就是最精简的地方；“博”就是广博的地方。此外，我也经常用金字塔比喻，塔底是很宽阔的，越往上越窄。窄不是说没有底下的东西了，你得经过底下的广博之后，才能到那个塔尖的地方。所以说，写博士论文都要选具体的题目，不会选那种很大的题目。你写一个大题目，“论中国文化的精神”，肯定开题通不过的（大家的笑声）。

但是要知道，选一个具体的题目，肯定要有价值才选。只有经过广泛的阅览之后，慢慢才能凝聚到那些具体问题上。这个过程是自然的，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像你们大一的时候，主要还是一个泛观博览的阶段。

廖若伊：所以，如果我们要去寻找我们自己的研究兴趣，除了您给出的意见泛观博览，还有没有其它的建议呢？

彭国翔：有，当然有。我跟学生们经常讲，对于年轻人，我有两个具体的建议。第一，不要只看你们现在喜欢的东西。如果只看现在喜欢的，那你知识和思维很可能一直局限于某个单一的类型。我跟学生说，像你们这个阶段，反而恰恰要刻意去看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哲学里面有很多类别，如果你现在喜欢理性主义的，只看理性主义的书，那你就只有理性主义那一面，情感方面可能就不足了。反之，年轻人喜欢浪漫的、情感丰富的东西，对于那些枯燥的、理性的、严肃的，可能没兴趣。这也不行。这时就应该多看看理性主义的东西、严肃的东西。这样的话你接受的面就广。就像吃食物一样，你现在光喜欢吃一种，只认这个，别的都不吃，那你一定营养不良啊（同学笑声）。对吧？这是第一个具体的建议。

第二个，年轻的时候想象力比较丰富，理解力往往不足。这时候看书重点要放在培养理解力上。我们现在受了西方的影响，动不动要培养什么批判性思维；读书动不动就想挑点毛病，提点不同意见商榷，好像这才显得阅读有得。这是不通的、骗人的，不要被这个所惑。我经常打一个比喻：下棋。我现在如果只是一个刚入门的、还没有段数的业余棋手，去看一个八段棋手写的棋谱，我能看出人家的毛病吗？根本看不出来的。这种情况下你说人家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多半根本不是人家的问题，而是自己没看懂。你们可以看看唐君毅先生写的《青年与学问》，里面讲了读书的方法。古今中外真正的思想、深刻的、有学问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看法：一开始读书的时候，要虚心。朱子在讲读书方法时，也特意说到虚心。虚心不是表面的客气，而是说你真的能把书里面的东西吸收进去；不要书还没看懂，就想挑这个毛病、那个毛病。读书是为了自己有收获、有增益，不是为了给人挑毛病的。关键在于：真正高手的著作，比如八段棋手写的棋谱，一个还未入门的棋手是挑不出毛病来的。而且，就算里面有问题，你也得进去才能发现啊。中国古代有个故事，说的是不能“对塔说相轮”。什么意思呢？当我们讨论一座塔时，不能只站在外面看。你站在塔外边，左看右看，说这不好、那不好。那我要说，我先不跟你讨论，我要直接进塔里去看看。塔的楼梯左拐，我也跟着左拐；塔的楼梯右拐，我也跟着右拐。塔的内部结构都了解了以后，这个塔是怎么回事，我才能明白，然后我再和你讨论。如果永远都不到塔里去，只在外面评头品足、说三道四，那么，无论对塔的欣赏，还是对塔的批评，往往都是不得要领的。当讨论一本书时，无论批评还是称赞，都要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理解。如果不能真正理解这本书的意思，批评是不相干的，赞美也是不相干的。对不对？所以年轻的时候，一定不要放纵自己的想象力，一定要先好好培养自己的理解力。一本书是错的，它为什么错？一本书是好的，它好在什么地方？都要先跟着书的思路走一遭，懂了人家什么意思，然后才能判断。所以说，读书一定要先跟着作者的思路走，先弄懂人家什么意思。不能动辄就说人家“应该如何如何”。

《朱子语类》

真正了解之后，而且要达到作者差不多的水平，才能看出其中的问题。要先“入乎其内”，然后再“出乎其外”。从来都没有读进去，只在外边横挑鼻子、竖挑眼，最后很可能所有的批评都是不相干的。很喜欢这个书，那这本书好在哪儿呢？可能也是不相干的，因为没有真地读懂。所以，第二个建议就是：读书一定要理解文本的意义。读了张三的书，就能把张三的意思讲出来给别人听；读了李四的书，就能把李四的书讲给别人听。这就是读懂了，把读过的书吸收了。相反，如果读任何书，读到最后都是自己的意思。比如说，读张三的书只是把自己的想法投射到张三的书上；读李四的书只是把自己的想法投射到李四的书上，那读来读去，等于没读。真正读进、读懂别人的意思，别人的东西就会化为自己的，这样“我”就会不断成长，对不对？这样的“我”才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深，越来越有内容。反过来，如果看什么东西都只是自己想法的投射，那现在二十多岁，水平就永远停留在二十多岁，这样的话，其实也不必看书了。既然看别人的书都是给自己现有的想法做注脚，那还看什么书呢？可惜学界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毛病，到现在也改不了；他读书只是量的增加，没有真正自我的提升，因为他看书的习惯就是以他自己的想法去进退取舍这个书。（同学笑声）对吧？他不是要看这个书本来讲的是什么；不是好好去理解，没有好好消化吸收。这是很大的一个毛病。用王阳明的话来说，“此个病痛不是小小”。所以年轻人读书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不要一上来还没有进入就批评，一定要好好去了解人家到底什么意思？不能动辄就说人家应该是那样、应该是这样，凭什么人家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那样呢？人家本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嘛。（笑声）人家是什么样，与你喜欢不喜欢无关。对吧？那到底是什么样呢，要好好去理解才行。

一句话，就是要加强我们理解力的训练。理解力得到训练之后，随着理解力不断提高，看一本书就能最大化地吸收它的营养。这样的话，“我”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年轻时候读书不要太“有我”，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每个人都愿意“成一家之言”，喜欢说“我以为”“我认为”“我觉得”。我上课的时候就经常跟同学说，特别是本科同学，我说你们不要讲“我认为”“我觉得”，因为你还没有“我”（笑声），“我”是要靠后天不断累积才能真正建立起来的。读书、看别人的东西，就是从别人那吸收营养，如果一开始读什么东西，就像刚刚说的一样，总是都只读出个自己，那又何必读书呢？这就是不会读书。年轻时候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力戒这个毛病。

总之，两点建议就是：第一，不要被现在的喜好所左右，要尽量拓宽自己的视野跟阅读的范围。第二，年轻时一定要加强理解的能力，而不要放纵自己的想象力。

廖若伊：好，那我再问一下，您觉得怎么去保证我理解的东西不是我的投射，而是作者本来的观点？

彭国翔：很简单，回到文本自身。当我解读一个文本时，这个文本到底什么意思呢？读一遍、两遍、三遍，可能感受不一样。就像刚刚讲的那种不好的习惯，总觉得人家应该是一个意思，把文本本来的意思给放在一边，不管了，曲解了。那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要有一个自觉，就是要把文本的意思呈现出来，而不是把自己的想法投射到文本上去。有些朋友似乎区分不了“理解对方”和“表达自我”，往往习惯于“表达自我”，不懂得准确“理解对方”。写的以“研究”为名的文章、著作煞有介事，其实都是“表达自我”。研究张三是表达自我；研究李四也是表达自我。这种文字作为“研究”是不可靠的。读者的目标是要透过你的研究来了解张三，透过你的研究来了解李四，对不对？如果一个学者从来不善于了解对方，而是总喜欢表达自我，那还研究什么呢？直接说自己就好了吗。透过这种研究是不能了解研究对象的。当然，这里更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一开始就是这种阅读习惯，就很难真正消化吸收别人的东西，这样的话，那个“我”，其实就很难不断扩大和深化，很难真正有所建立。这是非常关键而需要我们有充分自觉的。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我想再强调一下。

有人会说，我们都认真读了文本，但是理解不一样，那么，哪一种才是文本自身的含义呢？不同的理解反映的还是同一个文本吗？对此，我想说的是：有的时候，理解和解释不是单一的，是有多样性，这很正常。比如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峰”和“岭”虽然不同，但只是同一座山在不同视角下的呈现，这就涉及理解和解释的多样性问题。但是，理解和解释的多样性，不等于理解和解释的任意性。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上课常打一个比喻：就像看画一样，我们看毕加索的画，每个人看到的会有差异，对画的感受也会有所不同，这就是理解和诠释的多样性。但是，理解和诠释的任意性是什么呢？比如看一幅猫的画，你看这个猫可以有你的感受，我看这个猫可以有我的感受；我的猫，你的猫，各有不同。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说的便是这种理解和诠释的多样性。但是，如果一个人也来看这幅猫的画，说他看到的这个狗如何、如何？（笑声）这就越界了！这时理解和诠释就变成任意的了。当然，这就不是对文本的尊重，而是对文本的侵犯了。所以说，理解和诠释可以多样，但不能任意。文本自身会给理解和诠释划定一个起码的边界。

廖若伊：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问，您的日常工作一般包含哪些板块，作为一个学者来说，他们大致的精力占比一般是怎样的呢？

彭国翔：板块占比好像不是人文学科的思维方式，没有这么量化的（笑声）。我没有刻意把一天分成若干板块，分成什么ABC，也没有刻意要哪个一定占多少比例。那实际上也做不到。有没有人能做到这么量化，我不知道，我是无法做到的。

廖若伊：那您的日常工作肯定是有一些分野的，大致来分的话，您觉得有哪些不一样的工作。

彭国翔：日常工作指什么呢？除了吃饭睡觉，都是日常工作呀。该上课我上课，该读书我读书，该写作我写作，这不都是日常的吗？

廖若伊：嗯，好的，那您也在非常多的国际学术组织担任职务，比如说国际中西比较哲学学会会长，还有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等等。

彭国翔：会长已经不当了，任期已经结束了。

廖若伊：哦，那您是否还担任一些国际期刊的编委？

彭国翔：这个一直有。这个工作主要是帮刊物审稿子，或者他们什么发展规划，帮他们提提意见。这一类性质的工作，是一个学者生活的基本内容之一吧。所以说，你看，生活跟工作能分开吗？读书、思考、写作，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廖若伊：我们现在处于大一的阶段，刚从高中天天学习这样的环境出来，并不知道学术工作一般是做什么的，您能不能大概描述一下？

彭国翔：我们传统的教育方式，习惯是老师讲什么学生就记什么。学生记得好，考的成绩也会好。我们中学时代大部分都是这么过来的。但这种方式非常不适合大学的生活。到大学里，最重要的就是要改变这种学习的方式。我经常跟学生说，如果你只是老师讲什么就记什么，那老师要是胡说呢？要讲错了呢？你也就跟着错了。你能保证老师讲的都对吗？

我现在上一门课宋明理学的课，这个课现在变成中国哲学史课程的一个部分了。我的上法就不是我在黑板上写、我讲，学生记。我是带着学生一起阅读原始文献，让学生通过直接阅读原始文献来了解理学家们的思想。比如说，要了解朱熹的思想，我们就一起来阅读朱熹的文献，通过阅读他自己的文本，来看他到底都在想些什么。了解王阳明的思想呢，也是一样。我和学生一起阅读王阳明的文献，通过对王阳明自己的文本的细致解读，来了解王阳明到底在思考什么问题。通过这样的方法和训练，我希望学生养成一种直接面对文本来获得知识的习惯和能力。朱熹什么意思，不是单纯听老师讲。好的老师不会乱讲，一定也是根据朱熹自己的原始文献。既然如此，不如让学生直接阅读原始文献，老师帮助学生在阅读原始文献的过程中养成准确理解文本的能力。这是一个重要的方法和训练，学生不要只是听老师讲，而是要学会审查知识的来源。比如老师介绍朱熹的思想时，我们要清楚老师所说的文献基础和来源是什么。比如说，他觉得朱熹是怎样一个看法，我们就要立刻追问：他是根据朱熹的哪些文献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的。

《中国哲学方法论》

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善于把“前提”当成“问题”来思考。在我们的思考过程中，有很多预设的、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前提。我们一般不会对这些前提进行反思，在我们的意识中，这些前提是不证自明的。但是，我们念哲学，就是要学会把这些前提当成问题来审查。很多东西不一定是天经地义的。我们从小接受的很多东西，是不是就是天经地义的呢？不一定。我们要学会要把它当成问题来思考，我们要学会审查我们日常知识的来源。我们有很多观念是不会去反省它们是怎么来的。可能是你小时候听你家人讲的，或者听你哪个老师说的，或者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所谓“道听途说”。我们大部分的日常知识，大部分人是不会去反省、追问其来源的。而我们念哲学的，就要养成一个习惯：对于我的知识、我的判断、我对一件事情、一个人物的看法，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怎么得来的？也就是说：要审查知识的来源，这样的话，一方面你的知识面会越来越开阔；另一方面，你会养成一个不断反思的习惯，这样就不会轻易接受一些似乎天经地义、似乎不会有问题的说法。

廖若伊：那有很多人会说，喜欢哲学不代表把哲学作为专业来学习，学了哲学专业不一定要进入到哲学学术工作当中。您觉得哲学的学术工作跟您学习哲学这件事情，在您的期待上面有没有什么错位的地方，或者有没有什么一贯的地方？

彭国翔：一方面，这两者是可以分开的。比如说，我只是喜欢哲学，不一定把它当作一个专业、当作自己的工作，我不一定去当哲学教授。这是可以的。但问题是，你说喜欢哲学，那你有没有问自己为什么喜欢哲学呢？你到底喜欢它什么呢？（笑声）如果对于一个你喜欢的对象，其实你并不真的了解，你这个喜欢其实是不相干的，只是一种简单的情绪，你以为你喜欢，最后你发现根本不知道喜欢的这个是什么。比如说，如果说有朝一日，你发现喜欢的这个人你完全不了解，你会不会觉得很幻灭？哲学也是一样，你为什么喜欢哲学？哲学到底是什么？你喜欢的这一家、那一派，到底是在说什么？你要了解清楚，才可以说你的喜欢不是盲目的喜欢。这样的话，如果沿着这个线索去追问，你慢慢就会进入到专业的阶段。

专业阶段就是你真的对哲学是有兴趣。你当然可以说：我也可以不把它当作职业，没问题。我靠别的谋生，我是个医生，我是个工程师，但是我自己读哲学的书，然后可以训练自己的头脑，让自己对问题看得深刻。这没问题，可以这样。我也不觉得每个人都适合把哲学当作工作。但是，能进入到一个真正哲学思考的状态，往往必须经过很长时间的磨练。这个磨练就是你要一天到晚读这些书，思考这些问题。这样的话，如果你的工作是别的，不太能够保证你做到这一点。所以说，这就是我刚刚讲的，一方面你可以把它分开，另一方面又很难完全分开。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有些教哲学的老师，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工作。他可能就是上课之外也念念书，因为他要写作、要发表，这是他的工作。但是，他真正的心思可能并不一定放在这个上面。他只是一个靠教哲学谋生的人。这样的人恐怕成就有限。他对哲学的阅读和思考，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恐怕都会非常有限。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内在的动力。从事哲学并不是他真正的生活方式，他只是做这个工作，是靠这个挣钱吃饭的。那跟当工程师挣钱吃饭，或者说跟干别的工作，是一样的。他真正的兴趣并不在哲学这儿。这样的话，从事哲学的动力系统就有问题。现在这个社会不太需要这么多念哲学的人，所以，一定要想好是不是真的对哲学有兴趣。尽管不需要这么多念哲学的人，但如果你就是有兴趣，就是想念哲学，那你的兴趣跟你的职业结合起来，岂不是更好吗？将二者分开，兴趣是哲学，工作是其它领域。人生多少会有一些分裂，合起来是不是更好呢？

廖若伊：那作为一个学术工作者，除了做学问之外，还有其他的工作，比如说当编委要审稿，也要教学生，也要开讲座，这些事情跟您自己去做学问，是不是同一个事情？

彭国翔：可以说是同一件事情。这些可以说是一种学术生活的不同组成部分，它们是一个学术生活的整体。不是说学术工作跟生活是不相干的，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就包含你的这个工作。你愿意选择这个工作，就是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如果你感兴趣的工作和你的生活分开，不构成你生活的一部分，你自己不也会觉得索然无味吗？

廖若伊：现在您所在的岗位还会不会有一些很硬性的考核指标？

彭国翔：考核指标当然有，全国的高校都有这种制度性的考核。但是，我觉得一个好的学者，有很充分的自主性，不会把考核当作压力。如果只满足于考核，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可能考核标准要求的都具备，比如要求几篇论文，就有几篇论文，可能还超过一些。但真正学术界内部，不是靠这个来判断一个人的水平的。学术界内部看一个学者是一流还是二流，大家心里多少还是有杆秤的，不是单纯靠那些考核的东西来判断的。

廖若伊：那您能否评价一下现在的学术评价体系？

彭国翔：现在的学术评价体系当然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说我经常讲的，现在高校里把拿到项目当作一个考核的标准，就是非常没有道理的。拿到项目只是画了个大饼，或者说画了个蓝图，说你看我要造一个怎么样的建筑。问题是：建筑如何得看实物，不能只看图纸。人文学科的实物要么是发表的论文，要么是出版的著作。所以国际上通行的考核大学教授的标准，基本上就是教学、出版和公共服务，所谓“teaching, publication, public service”，就这三项。

拿了项目，只是画了一个美好蓝图，最后落实的话，对于文科来说，还不是要么文章、要么著作吗？在此之外，把项目本身也当作一个考核的标准，不是很荒唐、很可笑吗？但这么简单的道理，现在还在实行，结果就出现很多大饼画得很好、天花乱坠，最后烂尾的情况。

廖若伊：那您觉得这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现实上为什么它还存在，或者说它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被改革？

彭国翔：那原因很多了，不是说现实存在的都是完美的；很多充满缺陷的东西，现实中也存在的。为什么不被改革掉？原因也非常多，很难一概而论。当然，这是对学者很大的限制。

廖若伊：据您的了解，如果目前想要进入国内一流高校担任哲学教职，除了博士学位这个硬性条件之外，还有什么条件呢？

彭国翔：如今博士学位是最基本的条件了。没有博士学位的话，去大学当教授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个别例外不是没有，但博士学位通常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有这个是不是就够？当然不够，还要看你是不是已经发表了一些作品。审核的话，要通过作品来判断现有的学术水平以及学术潜力。当然，还要看市场，比如说，这个单位没有位置，没有空缺，那你再优秀也没有办法进入。

廖若伊：您非常强调文献基础、西学素养、国际视野，对我们这种哲学系的大一学生来说，三者应当有怎样的轻重缓急，或者有没有这种轻重缓急的要求？

彭国翔：大一的学生如果就自觉培养这三种意识，再好不过。但三者之间的轻重缓急，大一同学还不太需要面对。大一主要就是泛观博览，多看书，正如我刚才讲的。当然，多看书就涉及文献问题了，文献是最基础的。对于阅读文献，大学生首先要努力培养两种能力：第一，是古代汉语的能力。就是要能直接看古典文献，要能看不带标点符号的。这就是阅读中国古典的能力。第二，是外文的能力，首先是英文的能力。两种能力都培养好的话，就好比支撑你的两条腿，基本上就为将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古典文献是讲中国的，其实学西方哲学也一样。研究西方哲学如果外文不行，不能看原始文献，只能看翻译的，人家翻译错了，你只能跟着错，那永远不可能做到一流的。

研究中国哲学不能看古典，比如研究王阳明，只能看别人给你的白话文，王阳明的《传习录》看不懂，那不行的。古典文献的阅读能力一定要不断培养。我也问过，像你们大一已经没有专门的古文教育。你们的古文基本上只有高中的基础，如果再不去培养的话，那就永远停留在高中的水平，那是不行的，对做研究是不够的。

外文现在使用最广泛的是英文。外文多多益善，英文、日文、德文、法文等，掌握越多越好。一种语言就是一个世界，掌握的语言越多，你的世界越开阔。但是，人毕竟时间、精力、才智都有限。最好先掌握一个使用最广泛的语言，那当然是英文。据说现在世界上80%的知识的文字载体是英文。那你掌握了英文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世界这么大，你可以通过英文直接了解外面的世界，而不是靠别人传递给你。对吗？如果要别人传递给你，传递准确，当然你了解的是准确的；如果传递不准确，你的了解就会跟着失误。怎么避免这个问题呢？那就不如直接通过世界上最流行的文字来直接了解世界。这个非常重要。

廖若伊：您刚刚也提到学术潜力。您能不能展开来讲一讲，学术潜力这个事情是怎么体现的，或者它包含哪些部分？

彭国翔：首先得有兴趣，没有兴趣的话，再有聪明才智，不愿意干这个，那就谈不上潜力了。永远停留在潜力，就不会转化为现实了。其二，人和人之间有聪明才智的差别，这点不能否认。有人先天悟性高，有人可能稍微钝一点。就像刀一样，刀刃的锋利程度原本不一样，这是必须承认的。但是，人的可塑性非常强。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把刀，有的一开始比较钝，要反复磨，才能变得锋利。读书就是个磨刀的过程，自己磨砺自己。慢慢读，一直读，头脑可能就会变得清楚，考虑问题就会周密，没有这么多的漏洞，思维就变得严密，这就是一个不断训练的过程。这样的话，潜力就会发展出来，直到变成现实。

有的同学一开始不见得悟性高，但一直读书思考，慢慢就会开窍。所谓“开窍”，就是理解能力、思考能力提高了。没有人一开始就是大哲学家，都是长期训练的结果。什么叫训练？读书就是训练。训练是什么意思？用刚才磨刀的比喻来说，就是把刀磨得锋利的过程。让刀不断在磨刀石上磨，不仅不生锈，更一直保持锋利的状态，而且越来越锋利。这就是头脑的训练，就是培养潜力并让潜力转化为现实的过程。

廖若伊：那您认为当前哲学专业的毕业生，在实际进入学术岗位的时候，在学校习得的能力和在工作中需要的能力，有没有什么错位的地方，有没有一些知识和能力是您觉得在实际的工作当中非常重要，但是学校不教的？

彭国翔：你这个区分首先就有问题，什么叫在学校当中，在实际工作当中？这是什么意思？

廖若伊：就是我们现在还处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可能更多需要的是学习能力。如果进入到学术岗位当中，可能更多会运用到那个环境所需要的实践能力。

彭国翔：如果你的理解是：在学习的时候，包括研究生，是学习一种能力；然后到了工作岗位，是运用这种能力，那么，实际情况恐怕不是这样。一个人工作的时候，也要不断思考，也是不断提高的。不是说学习的时候是要把所有的能力都掌握了，然后只是运用的问题，不是这样的。能力是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比方说，你今年博士毕业，然后走上学术岗位，那只是你外在身份的转换。你从博士研究生变成讲师，或者变成助理教授，这是身份的改变。变成讲师，助理教授之后，就只是在运用你以前的能力吗？不是这样的（笑声）。你当了讲师，当了教授，能力还是需要提高的；反之，你在学校，身份只是一个研究生，也可以做学术。读书思考就是做学术。

所以说，你讲的只是外在身份的变化，但变化之中可以有一贯的连续性。大学读书跟你已经当了教授读书，就读书而言是一样。只不过按理讲，当大学教授的时候，程度要比读大学的时候高，读的书要比大学的时候更多，读书时的理解力、思考力更强。只是程度的差别而已。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非常努力读书、才分非常高的学生，读到博士生，说实在话，他的学术能力恐怕会超过一个平庸的、混日子的大学教授。理工科的我不敢说，文科完全有这个可能。

廖若伊：那可能现在很多同学在学校里学的专业，其实跟以后的岗位是不匹配的，所以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彭国翔：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就等于说是干别的行业去了，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比方说，在大学里面念哲学，硕士也念哲学，博士还念哲学，但后来去当公务员去了，那是两码事了。

但是，不论做什么工作，头脑清楚周密与否，会有很大的不同。为什么学哲学是非常有用的呢？如果不是把哲学单纯当作知识，而是当作能力的提高，比如通过读书，通过四年的本科，三年的硕士，再加上四年的博士，你的程度到一定的高度，你的头脑就不一样了。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跟一个充满漏洞的仪器，你说哪一个好使？当然是非常精密的仪器好使。让自己的头脑变得精密，思考问题非常周密，干什么工作都会比一脑子浆糊的人强，对吗？

学哲学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的。所以我经常说，哲学培养两个能力：一是你的思考能力，让你头脑严密。二是让你站得比较高，看得比较远，境界心胸开阔一些。有了这两个，干什么职业都不会差。当然，你如果愿意把从事哲学当作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你就当大学哲学教授，兴趣和职业合二为一，成为“志业”，那就更好了。

廖若伊：好的，现在来讨论一下，您觉得国内外中国哲学研究中有没有一直特别受人关注的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有哪些关注的议题发生了变化？

彭国翔：学术界的议题变化是很正常的。如果说某个问题一直被关注的话，那说明这个问题没解决啊！真正的学术是要不断解决问题的。所谓解决问题，首先是要向学界提供新的知识，另外是向学界提供新的思考。注意，得是真正的新思考，不是制造一些名词，其实早已是前人讲过的意思，那不是真正的思想，不过是故弄玄虚罢了。

议题会随着时代的变动而转换，也就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会变化，这是非常自然的。比方说，一开始大家研究朱熹、王阳明，后来为什么题目变了，大家转而去研究朱熹后学、阳明后学了呢？这主要是因为朱熹、阳明已经研究得很充分了，几无剩义。这就回到我之前那个比喻上了。这个矿区已经开采完了呀，对吧。既然没有新矿可采了，自然就要换一个新的矿区去开发了。这个庄稼地已经种满了，或者说，耕了好几遍了，土都不行了，那当然要换一块新的土地去开垦、耕种。既有的学术课题解决了，我们就要去从事其它尚未讨论的议题、尚未解决的问题。

廖若伊：那您觉得这个议题的出现，跟时代或者社会有什么呼应的地方？

彭国翔：有些有直接呼应，有些也不见得有什么直接呼应。学术自身是一个生命体，有其自身内在的理路，并不全然是时代或社会的反映和产物。比如研究某个文献，慢慢会逼出一些内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不见得跟时代、社会有什么直接的呼应。可以跟时代、社会是无关的。

为什么学术常常会被叫做“象牙塔”呢？象牙塔的意思就是：有时候它可以看上去跟时代、社会没有这么直接的关系。并不是说社会上有什么风吹草动，学术研究的议题就要随之变动。那样的话，学术就成为一个被动的反映论的东西了。真正的学术议题不是这样的。事实上，有些每每闻时代、社会之风而动的所谓学术议题，常常只是打着学术幌子而并不构成真正的学术课题。

廖若伊：在您看来，国内外学界内外现在关注中国哲学，关注的焦点是什么？

彭国翔：这个很难讲，因为这涉及非常专业的问题。现在你们其实不用考虑这个问题（笑声），这个问题我也很难回答（笑声）。学术界内部跟学术界外面差别很大，有些纯学术的问题，学术界外面可能根本不会关心（笑声）。学界内部为什么关心这些问题？这有他自身发展的逻辑在里面，这个可能跟社会不太相干的。学术里面有自己的一些乐趣，比如说像从事考古、甲骨文研究，考察出一个字该怎么念，那就很高兴。在研究甲骨文的学者群体内部，大家都是研究甲骨文的，就都会比较关注。这个群体在社会上显然是非常小众的，对不对？但在他们内部，就有大家彼此关心的问题。你把这个字认出来了，那我看看还有什么字没认出来？大家就去研究。这个跟外面社会上的人是完全脱节的。学界内部会有学术共同体的一些规则、一些兴趣，一些发展演变的逻辑线索在里面。这个跟社会的发展不见得是直接相关的。如果有人说不直接与社会相关，是不是没有用？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外行、非常非学术的问题了（笑声）。

所以说，学术多端、多途，即便是中国哲学，从先秦到当代，各种细分的领域，各有专业学者的不同关注。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关注的焦点，也是非常多元、多样的。我愿意说，在那些各种各样的研究领域之中，那些有价值而尚未解决的课题，对于该领域的专业学者来说，自然就会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而每一领域的关注点，对别的领域来说，就未必会受到关注，对于社会大众来说，很可能就是不相干的了。

廖若伊：还有一个提得比较多的问题，就是现在AI使知识获取变得更加便捷了，想听听您的看法。在您的视角里，AI 的发展会不会对中国哲学的研究造成冲击？

彭国翔：这个问题我觉得大概有点误会，好像AI 有了以后知识获取或许很容易。你们恐怕都试过，至少以目前AI 的水平，它提供给我们很多错误的知识。你们知道吗？错误的信息都是它自己编出来的，完全不能让我们获得正确的知识。所以AI如今还不能够替代我们自己通过阅读去获取知识，还没有到一个AI可以非常容易地给我们提供给准确的、正确的知识的时代。这个时代我觉得还没有真正到来。这是其一。

其二，即使这个时代到来了，人文学科是不是可以被取代？这个问题我之前也谈过。有媒体采访过我，我说如果我们对人文学科的理解不只是知识的获得，还意味着人格的塑造，那AI是永远取代不了的。你面对面听一个老师跟你讲课，面对面的跟他互动，你看到、感受到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这样一个生命对你产生的影响，或者说你跟他之间彼此互动产生的影响，完全不是AI所可以取代的。除非有一天AI变得和人几乎一样，不仅有意识，还有情感。什么才叫真正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能不能有自己的意识？能有意识还不是最厉害的，或者说不是最需要我们思考的；最需要我们思考的是：人工智能有没有一天会有自己的情感？这个问题才是真正具有挑战性的。

廖若伊：从比较短期的发展变化来看，现在我们哲学学习或者学术工作，有一些东西被AI代替了，比如说翻译，还有写论文，您觉得这个方面它会造成什么冲击或者是有什么变化？

彭国翔：这得具体来看。你讲翻译，确实AI 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当然，也要看翻译什么，这也不一样的。比如说，翻译一个哲学作品，一个文学作品，一个作者的个人特色、风格是非常强烈的，这跟翻译一篇公文，一个报纸简报，难度是非常不一样的，是吧？翻译是个大的挑战，但是要看翻译什么样的作品。

对写作来说，写一个会议简报，或者做一个新闻消息，AI可以替你做，但是要写非常有文采、个性化的文章，AI还不是特别容易做到。我也讲过这个问题，特别是人文学者，时间长了，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文字风格。有时一看就知道是谁写的。他的文气就在里面，这个就不是那么容易复制的。理工科那种论文，只要有数据，AI给你弄出来，也不需要什么文采，也不需要什么个人风格在里面，不需要taste，也不需要 style，论证完了就可以了。当然，AI如今的挑战的确是非常大的，但是人文学科现在还没到可以被取代的地步。

有人说，它可以模仿，比如你告诉它按照杜甫的风格写诗，它可以做到。但是，你仔细看的话，还是少了点什么东西，跟真人写的还是不一样。至于刚才我讲的人格塑造的功能，现在更取代不了。

再比如说，就写论文而言，如果我认识一个人，了解这个人的性格，也看过他之前自己写的文字，当他用AI写了一篇东西给我看时，我会很容易辨别出这不是他自己写的。人是有灵性的。刚才说了，看你写什么文字。写一个普通的实验报告，不需要什么文采，不需要什么风格，不需要什么品味，这个AI 是很容易去帮你的。但你要写一篇很有个人特色的文章，AI就不太容易做到。越个性化的东西，AI越不太容易做到。

廖若伊：好的，然后想听听，您从事中国哲学的学术研究，最大的价值感或满足感来自于哪里？

彭国翔：很简单，来自于我的兴趣得到满足、我觉得生活这样过得很愉快。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福尔摩斯的破案小说，打个比方，一个高明的侦探，根据很有限的线索就可以把这个案子破了。侦探也分高明跟不高明的，高明的侦探掌握一点线索，就可以推测出整个犯罪场景，把它给还原了，知道怎么回事，把这个案子给破了。不高明的侦探，你给他一堆线索，他可能也引到一个错误的方向上去。我们看很多侦探小说、电影都是这样的。做学术有时候也类似，你把一个问题弄清楚了，就好像破了一个案子，你就有乐趣。你所说的价值感、满足感，就来自于这种乐趣。

廖若伊：那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遇到比较大的困难，然后让您觉得印象比较深刻？

彭国翔：你指的困难是什么困难？

廖若伊：可能您想要解决一个问题，但是发现遇到了比较大的阻碍，可能是想不下去，或者说其它，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

彭国翔：我好像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所谓的阻碍，顶多是你想研究一个问题，可能一时半会儿无法掌握足够的文献。比方说，你需要看一些文献材料，才能解决一些问题，但限于客观条件，暂时看不到那些文献。这是客观的限制。但是，这不是大的问题。对于人文学科的研究来说，客观条件的限制，大部分总是可以克服的，尤其是随着如今文献电子化的巨大发展和进步。

廖若伊：好的，就是您觉得还是比较顺畅？

彭国翔：对啊，你只要喜欢做这个事情，你总有办法做下去。至于做到什么程度，那就因人而异，看个人造化了。就好比同样一个食材，每个人做出来的菜，那味道还是都不一样的。

廖若伊：那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让您觉得比较有挑战性的工作？

彭国翔：那当然有。比如写一篇论文或者做一项研究，有时候难易程度确实有差别，但是越难、越有挑战性，你才会觉得越有意思，不是吗？如果很容易，轻易就能完成，那也没什么大意思了。你看一个学术作品也是这样。一篇论文，一本书，如果是优秀学者写的，密度就很高，质地就会很坚实。普通学者写的作品，有时候看上去篇幅也很长，但内容、质地可能轻飘飘的。一流学者与平庸之辈各自写的东西，可能篇幅、体积一样，但分量、深度和广博程度，很可能就相去甚远了。

廖若伊：那您是否感受到时间的压力？比如说在读博士的时候，可能要在四年或者五年之内完成博士论文，会不会有这种时间上的压力？

彭国翔：对于文科来说，时间的连续累积很重要。比方说，你大学就没有好好读书，读的少，一天到晚光去玩了，然后硕士也一天到晚去玩了。那你这个四年的博士，跟一个大学、硕士期间一直在认真读书，已经有相当积累的同学，恐怕就不一样了，你们的储备就不同了。人家从大学到研究生一直读书，积累很多，人家的家底就厚嘛。那他可能用不了四年，三年也许就可以毕业了，因为你们的程度已经不一样了。

我们在念研究生的时候，程度高的同学完全可以作程度差的同学的老师。所以，珍惜时光，好好读书，不断积累，这个过程非常重要。我的建议是，大家读书时候就好好读书，不要花费太多时间在别的方面，不然的话，到了博士阶段、要写论文的时候，知识的欠缺、思考的薄弱，是临时补不回来的。说到底，文科比的就是读书多少。当然，读了之后要消化才行，不消化吸收也是不行的，因为那等于没有读，是没有用的。

廖若伊：那您觉得，消化我读的东西，除了输出，或者说写作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途径或者方法？

彭国翔：输出未必等于消化。比如说，你看了一些书，然后写作，但从你写的作品来看，那些书你完全没读懂，或者一知半解，那说明你并没有真正消化之前读的那些书。真正的消化，就是你把读过的书变成你自己的知识，变成你自己思想和精神的资源，变成你进一步思考在知识和思想、精神方面的基础。

廖若伊：嗯，就是在不断的思考的过程中，让读进来的东西内化。

彭国翔：对啊，这样你读过的东西就不再是“门外珍宝”，而变成了“自己家珍”，它就变成你自己的一种思考能力，你看待世界的眼光就不同了，分析问题的头脑就不一样了。

廖若伊：嗯，好的，那回顾您的学术历程，有没有某一个瞬间或者一段经历，让您对做学问本身的理解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彭国翔：你这个问题蛮大的，你这样一问我临时也想不好。我不太知道该怎么讲这个问题。怎么叫根本性的变化呢？

廖若伊：从您博士毕业出来，对于学术工作的认知，您有什么样的变化，能不能稍微讲一讲？

彭国翔：我不觉得有什么很突然的变化，我觉得都是累积，渐渐发生的。当然，你一直读书，一直思考，看书很多，慢慢你的程度就越来越高，你的头脑就越来越精密。你就越来越有知识，越来越有见识，越来越有智慧。如此一来，你的阅历和你的知识互相滋长，你这个人就在不断成长嘛。我们这个中国人讲“成人”，你这个人就会越来越成熟。一般世俗的讲法说这个人很成熟，常常是说这个人很世故、很圆滑，真正的成熟不是这个意思，成熟就是你在掌握足够知识的基础上产生了智慧，对人与事以及整个世界有通达的认识，既是一个有知识的人，更是一个有见识的人。

廖若伊：好的，我的问题差不多问完了。汤明德同学今晚有课，托我向您问个问题。他说：目前这个时代，还是有很多儒者希望承继孔子道统（虽然道统存在与否本身就很有讨论），怀有一种相信“斯文在兹”的暗暗喜悦与自豪。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彭国翔：首先，这个时代没有这么多儒者，儒者不是自己封的。道统更多是对一种价值系统的共同认可所表现的历史连续性。“同道”就是大家都信奉、认同某一种价值系统，对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大家有基本的共识。儒家是一种价值系统，历代都有接受、信奉和认同这一价值系统的人们，于是在历史上就形成了由那些人们所体现的一种价值系统的连续和传承，这就是“道统”。但是，成为儒者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价值的接受、信奉和认同，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学识基础之上，否则很容易走火入魔。

这就是为什么儒家非常重视“学”了。《论语》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孔夫子讲“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笃行”就是实践，当然最重要。但是不要忘了，实践之前还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这些都是“学”，都是理性认知的活动。

学问非常重要，没有说一拍脑袋，自己就变成儒者的（笑声）。任何时候，社会上真正的儒者都不会很多。有些人满口讲了很多儒家的词汇，但是他们真正信奉、认同的价值是什么呢？也许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才能知道他们真正信奉的是什么，决定他们行为的真正价值是什么。人们真正信奉的东西，是透过行为来表现的，不是嘴上说的。

廖若伊：他继续问说：这个时代使得人人成圣的知识层面可能性更大，以至于不应该再有那种先知的存在？

彭国翔：成为儒者乃至成圣，从来不是一个知识累积的自然结果。而且，现实当中是没有圣人的。圣人只是一个文化理想的符号。我跟我的学生也讨论过，并不是因为说现实当中没有圣人，追求成为圣人那样的人格就没有意义。因为真正的圣人，作为一种理想，它是一个标准，跟现实总是有距离的。达到那个标准了，你还努力什么呢？不需要再努力了。反过来，如果你永远有一个标准，尽管达不到，反而始终对你构成一种引力和召唤。让你看到你跟这个标准之间的距离，反而会推动你不断向之而趋。这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

现实当中没有人是圣人，孔子也不是圣人。孔子自己就说过，“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圣人的“圣”，仁义的“仁”，他说是不敢当的。我们讲的圣人孔子，是作为一个历史文化符号的孔子，这跟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有血有肉的孔子，是两码事。所以我常说有两个孔子：一个是作为历史文化符号的圣人孔子，一个是有血有肉也有缺点的作为历史人物的孔子。前者是理想，后者是现实。

廖若伊：好，现场在线上的同学有没有问题想问彭老师的？可以开麦。

彭国翔：我刚才讲的那些话，同学们都听了，但所得可能各不相同，就像禅宗讲的一样，“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同样一碗水放在面前，每个人喝了之后感受多半是不一样的。

赵婧妤：我有一个非常不成熟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彭老师。

彭国翔：不要客气。

赵婧妤：维特根斯坦讲哲学是一种病，他说我们这些哲学的思考，可能最终并不能对这个现实世界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但是它却会使我们的思维陷入痛苦之中。我相信您非常长的这个学术生涯，包括您也是一个非常有号召力、有建设性成果的这么一个学者，那您提出自己的新思想，或者说在辨析这个非常复杂的理念之间，肯定会有一些迷失的时候，陷入到自己和自己这种思维的缠斗之中。会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感到非常孤独，另外一个是：在这些思绪之中，您是如何辨别出来您认为正确的思绪，或者说如何保持这种在面对复杂理论，面对一个很庞大问题的时候，一种自省和自持？

彭国翔：我经常讲，学习哲学，随着心智的提高，你会变得更敏感、或者说敏锐，你的头脑会变得深刻。这一方面可以让你感受到一些别人欣赏不到的世界上的美好。很多世界上的美好一般人感受不到；你心灵更敏锐，头脑更深邃，便可以感受得到。但是，另一方面，当你能够感受到这些美好的同时，也会比别人承受更多的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那些美好的同时，也会看到很多人看不到的那些不好的东西。这两个方面是一根而发的。你不能说我这个人养成了一个敏锐的心灵，我就只感受美好的东西。世界上不是只有美好，也有丑恶，对不对？当你面对世界上的不美好时，你的痛苦也就跟别人不一样，也会更深刻一些。你麻木不仁，自然不会被痛苦所煎熬，但你也不会懂得感受美好。这两方面一定是绑在一起的。

所以说，一个学哲学的人，如果养成了敏锐的心灵、深刻的头脑，一定会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会更能欣赏自然的美好、社会的美好、人生的美好。但同时，面对这个世界很多丑恶、罪恶、很多不好的东西，也会比别人看到的更多，感受得更深。那是没有办法的。你不能说我只要好的不要坏的，对不对？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当然就会承受更多痛苦。你所说的“病”，也许就从此而来。并且，如果你的心灵比一般人更敏锐、更敏感，头脑比一般人更敏锐、更深刻，你当然会孤独，因为你是少数嘛。

就像跟你不同层次的人，你可以理解他们情况，他们却无法体会你的一些东西，对不对？就像是站在山上，往下看会比较清楚；站在山下往上看，仰头看，就会云里雾里。就是这样的。孤独也是一个深刻的人所必须要承担的，那是没办法的事情。不过，孤独有时候也可以变成一种享受，对不对？你把自己淹没到芸芸众生里面，那倒不孤独了，但你就没有真正的自我了。随大流好像是很好，但是没有真正的自我呀！有自我，你就要承受孤独，但孤独也不见得只有痛苦，有时候也是一种幸福、一种宁静。

这个世界当然是纷繁复杂的，当一个哲学的头脑和心灵面对这个世界时，一方面会带来很多困扰，一方面也会是一种自我的疗愈。

西方哲学家也说，什么是哲学？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精神修炼；什么是哲学家？哲学家是医生和老师，是可以治病的。哲学本来是一种智慧，智慧就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尤其是中国哲学，有“成人”的观念。中国话讲“盖棺论定”，你只要生命还没有终结，都可以今天比昨天更好；你都可以审视你的过往，看过去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如果再处理这个事情的话，可以用一种更好的方式。这样的话，你的人就可以不断提高。这就是《大学》讲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只有生命终结，人才失去自我更新和提高的可能。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进行一种自我治疗的实践。中国哲学有一个词叫“变化气质”。哲学不只是获得知识，而是要转化身心，让你这个人变得更好。

当然，获得知识很重要，刚才有同学提到“儒者”，儒者没有那么容易当，要经过很多的积累。现在社会上有些人有一种反智的心态，觉得可以轻视学问、轻视知识，觉得好像只要信奉儒学，就立马变成儒者，于是形成一种狂热的信徒般的傲慢，那是要不得的，那是很可怕的。

理性非常重要。任何一种传统里都有信仰的狂热，那理性还有没有作用呢？信仰跟理性有时候会发生冲突，但信仰需要不需要理性呢？比方说，你是一个虔诚的信徒，相信上帝对你的召唤，突然天空中出来一个声音，说你要做什么。如果这个声音不是来自上帝，而是魔鬼的化身，你怎么办？需要不需要辨别？如何辨别？辨别的能力，就是孔子讲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这就是理性的活动。所以，理性不一定跟信仰永远处在冲突的局面，它可以帮助检验、深化你的信仰，对不对？

知识非常重要，但另一方面，真正的哲学又不只是为了知识。知识是基础，没有知识不行。但在知识的基础之上，还要有一个提升。借用佛教的讲法，叫“转识成智”。把知识提炼成智慧。智慧可以一方面自我治愈，一方面帮助别人。自我治疗就是“变化气质”。打个比方说，我这个人这方面不好，那我就要磨练它。中国人讲“金木水火土”，一个人性子比较刚，用“五行”来说就是性子里金比较重，那就要让性子不这么刚，柔软一点。反之，性子太柔弱，就要变得刚强一点。这就是“变化气质”。人的气质是可以改变的。朱子说读书是可以变化气质的。这是真正哲学的功能和目的，是要变化气质的。哲学的目的不是说只知道一、二、三、四，而是要使自己获得一种终极性的自我转化，进而也去帮助别人获得这种身心的转化。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便包含这个意思。

一个读书真正读进去的人，气质是不一样的。在这一点上，中西方文化都是相通的。中西方人文经典的阅读，最后目的都是让你这个人发生一种根本性的变化。朱子说，如果你读书之后，今天的你还是这样，与往日没有不同，那你就是没有读过，就是没有读进去。当然，朱子的“读书”指的更多的是人文经典，尤其儒家经典。

赵婧妤：谢谢彭老师！

廖若伊：还有同学要问吗？

彭国翔：如果没有，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将来还有机会再聊天。你们都是大一的学生，至少还有三年在学校，我们还有机会再见面。这个学期因为我在香港客座，没办法跟大家见面，只能靠网络了。现在online可以“天涯若比邻”了，很方便。以前没有这个，大家交流非常不便。不过，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种技术的手段，在实际上生活中反而“比邻若天涯”，跟身边的同学没有互动和交流。大家最好还是能有面对面的互动，这种交流还是不可替代的。如果大家同住一个楼、一间屋，每个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只戴着耳机跟远在万里之外的人交流，身边的人反而不来往，那也不行。所以说，不要变成“比邻若天涯”，就是这个意思。

廖若伊：我再问一个问题，老师。儒学研究是学术圈内的研究。但学术发表其实跟大众之间还是存在距离的。您是否有一种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或者成为更多人心中的信仰？这可能会有一种现实的意义。

彭国翔：我是这样想，刚才讲了，学术研究有其自身的逻辑。比如，我研究一个问题，有人会问：彭老师你研究这个问题，写一篇文章或写一本书，有没有想过它的阅读对象是谁？是写给谁看的？我的回答是：我没想过要写给谁看，我写的时候，专注的是如何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至于谁看谁不看，至少在我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不是我关注的问题。

一般来说，纯学术的文章社会大众可能是看不明白的，只有学术圈里的人看。真正的学术要求，不是说你要变得很popular，变成跟明星一样。深刻的东西多半不会很popular。你让康德popular，那不可能的。所以真有学问的人，一般不会像影视明星一样成天混迹于大众和社会，沉溺其中、洋洋自得。那样的人不会很深刻。学术的要求不会考虑迎合大众，在专业的圈子里，把一个个问题解决掉，内行看到，自然会发现你解决了专业的问题。当然，一个人更愿意享受大众但是外行的仰望和掌声，还是更愿意因提供了真正的知识和思想而在范围较小的专业同行中获得认可，就完全是个人的选择了。

需要指出的是，专业的知识和思想的活动，并非与人的实际生活无关。恰恰相反，我已经讲了，整个人文学科的活动，看起来好像是非常专业的，好像与生活没有关系，其实不是这样的。我投身其中的，可以是一个非常专业、非常枯燥的学术工作，比如说甲骨文研究。但是这个研究的过程，其实是对我人格的一种塑造。我能不能真诚地投入到我的工作当中，面对一个字的辨识，面对甲骨上的这个字到底念什么，跟我这个人的整体存在是密切相关的。

当你做这个事的时候，只有把它本身当成一个目的，你才能养成一种精神气质。而这种精神气质，跟那种一天到晚口号喊得天花乱坠的人，是完全不同的。那种人的精神气质、他的真正的价值认同，与他挂在嘴上的，可以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看似枯燥的学术工作，其实跟一个人的人格塑造，跟一个人的实际生活，可以是一体的。越是能够沉潜地从事枯燥的学术工作，越是非有强大的内心世界和价值信守作为支撑的基底不可。所以说，只要你从事的研究工作真的有意义、有价值，你只管投入其中，充分将其完成即可，不必过多考虑是否会有更多人知道，是否会产生影响。只要你从事的工作确有意义和价值，只要你真正将其做好，开花结果是自然和迟早的事。

廖若伊：那我就问到这，非常感谢彭老师。我们期待之后的交流！

彭国翔：好，那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