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科技大学高材生深圳虐母致死：眼球脱落、左耳被割、多处骨折

一名六十余岁的母亲刘某珍，不远千里从湖北随州来到深圳，帮小儿子蔡某桥带小孩，却在两年间遭亲生儿子虐待、殴打致死。在长达两年的地狱般生活中，老人报警却被施暴者以“我妈有精神病”搪塞过去，求助无门。被害人生前体重130多斤，死后70斤左右。办案人员告知家属的鉴定意见显示，刘某珍颅内眼球脱落、身体多处骨折、左耳被割掉一半、全身大面积瘀青，系钝器反复击打致死。

这起发生于深圳宝安区的家庭暴力致人死亡案件，于2026年6月2日在深圳宝安开庭审理。2026年5月21日，受害人家属迫于殡仪馆十多万存放费压力，与蔡某桥签订了谅解书。

一、老人赴深带小孩，却坠入地狱

刘某珍，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生于1961年。她育有两子，小儿子蔡某桥。晚年的多数时光，她在老家帮大儿子带大了两个孩子。

2022年，蔡某桥的孩子出生不久，蔡某桥让母亲刘某珍到深圳帮忙带孙女。刘某英从刘某珍那里得知，“我的姐姐她不是自愿去带小孩，是蔡某桥回老家开车把我的姐姐接到到深圳去带小孩子的。”

刘某英是刘某珍的三妹，也是这起惨案的爆料人。她回忆说，二姐不是去深圳享福的：“她在那边做饭、带小孩、洗衣服，全包了。不是她自愿要去的，是蔡某桥打电话叫她去。”

然而，这趟深圳之行，成了老人生命的终点站。

根据刘某珍生前向娘家人断断续续的口述和事后调查，她在深圳的日子里，几乎没有一天安宁。

“家里的每一件事都要听他的安排。做饭、炒菜、穿衣、物件放什么地方，全都要他点头。”刘某英回忆道，“我姐姐想炒个黄瓜，他要炒丝瓜，那就必须听他的。不听就打。”

刘某英说，蔡某桥长期对母亲实施殴打，打完之后还不给饭吃，美其名曰“长记性”。家里触手可及的任何东西——衣架、拖把、锅铲、筷子、汤匙——“反正什么在手边就拿什么打”。

刘某英表示，“我们知道这些事情以后，叫蔡某桥送刘某珍回老家，他不送。要蔡某桥的老爸去接刘某珍回老家，也不接。”

刘某英说，为了防止刘某珍逃跑或求助，蔡某桥收缴了她的身份证和手机。“他怕她反抗，怕她跑了。”家人们再也无法主动联系到姐姐，刘某珍也失去了向外界求助的唯一渠道。

2024年6月3日凌晨12点多，一场致命的殴打发生了。蔡某桥疯狂击打刘某珍的头部，致其当场昏迷。直到凌晨五点多，蔡某桥才拨打120，将母亲送往宝安石岩人民医院。

入院后，石岩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发现伤情可疑，随即报警。深圳宝安官田派出所致电刘某英，告知情况。刘某英连夜乘坐火车赶往深圳。

当刘某英终于在医院见到刘某珍时，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的姐姐完全不像记忆中的样子。“她身上到处是伤，耳朵被割掉了一半。”刘某英记得第一次在医院亲眼看到姐姐时的场景，“她以前130多斤，现在就像个僵尸人一样，只剩六七十斤了。”刘某英说，“剩下骨头架了。”

二、娘家人讨公道，遗体两度法医鉴定

刘某英在派出所做了笔录，要求蔡某桥让刘某珍留在医院进一步治疗。但蔡某桥不同意，强行将刘某珍转回湖北随州，声称送往武汉协和医院治疗。

2024年6月13日，蔡某桥将刘某珍从深圳转院至随州的医院。3天后，2024年6月16日，蔡某桥为刘某珍办理出院手续，刘某珍离世。此后蔡某桥意图火化遗体“了事”。

刘某英拒绝签字火化，坚持讨个公道。她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找到村长主持公道，要求对姐姐做法医鉴定。按照程序，法医鉴定必须在殡仪馆内进行。派出所通知蔡某桥签字，他拒绝到场。“派出所就叫我和我妹妹去签字，最后是我签的。”刘某英说。

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分别对刘某珍的遗体做了两次法医鉴定。办案人员告知家属刘某英的鉴定意见显示，两次鉴定的结论完全一致：刘某珍的死亡原因既非疾病，也非中毒，而是钝形物件反复击打所致。

办案人员告知刘某英的鉴定意见显示，刘某珍致死的关键一击位于眼部——眼球被打得脱落，导致致命性颅脑损伤。“她的身体上有老伤、新伤，到处都有。法医说她的全身肋骨好的没多少，其他的不是断了，就是畸形愈合。”刘某英忍着悲伤转述了详细的鉴定结果。

随着调查的深入，施暴者蔡某桥的个人画像逐渐浮出水面。

蔡某桥，1986年出生，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在深圳从事金融相关工作。据刘某英透露，当年他考上大学时，全家人高兴地摆了酒席庆祝，“他父母都很高兴，都把他当宝贝”。

刘某英提供了蔡某桥的微信网名，这个细节令她至今耿耿于怀：“他的微信名大概是叫专治不服的人。你一看到这个名字，你就能想象得到他的性格有多怪。”

三、虐待致死还是故意伤害致死？

刘某英还原了刘某珍生前的一处关键求助细节：在深圳居住的早期阶段，刘某珍曾多次打电话联系家人表示想回老家；也曾向当地派出所报警求助，诉说被儿子虐待的经历。

警方出警到场，蔡某桥以“我妈有精神病”为由推脱搪塞。由于缺乏实质性伤害的证据收集和充分调查，警方经调解后也不了了之。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然而在这个案例中，暴力发生在最亲密的母子之间，施暴者竟然完全不顾慈孝亲情的伦理底线。刘某英说：“我的姐姐不是一次性被打死的，她是天天在受折磨，他好像就是用刀子一刀一刀地割她的肉……”

本案的关键法律争议点，最终将落在定性问题上——究竟是虐待致人死亡，还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这两个罪名的量刑存在极大差别。

代理本案的受害人家属代理人甘清洪律师表示：“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普通虐待案属于自诉案件。但是涉及到导致受害人死亡的虐待案件，通常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另外，如果出现受害人因遭受虐待死亡的情形，也可能按照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论处。这两个罪名的量刑区间也不相同，虐待罪的量刑区间是2到7年有期徒刑，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的量刑区间是10年以上，具体以司法机关的最后意见为准。”

中国刑法理论界与司法实践均认为，虐待罪与故意伤害罪之间并非法条竞合关系，而是互斥关系。根据《刑事审判参考》第410号案例“蔡世祥故意伤害案”确立的司法观点，一审法院原按虐待罪从重处罚，二审则认为最终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暴力行为远超虐待程度，应与此前长期的虐待行为分别评价、实行数罪并罚。此案极具参考意义。虐待行为本身不包含伤害行为，当暴力行为达到“故意伤害”的程度，即超出了虐待的范畴，应适用更严厉的故意伤害罪。若最终造成死亡的暴力行为在强度上远超日常虐待的程度，司法实践中往往独立评价，可能适用更严的量刑。

四、娘家心声：只想给姐姐讨回公道

从2024年案发到现在，刘某英已经往返深圳三趟了。每一次往返，她心中积攒的愤怒和悲伤都在加重。

从刘某珍遗体存入殡仪馆至今，十几万的遗体存放费用一直是悬在娘家上方的巨大包袱。殡仪馆以死者妹妹刘某英“曾经签字”为由，多次向她催缴费用。

2026年5月21日，刘某英迫于殡仪馆持续不断的催费和巨大的经济压力，最终还是与蔡某桥方面签订了一份谅解书：“你们说，殡仪馆天天打我电话，十几万的费用蔡某桥不掏，就全要娘家来背。蔡某桥要求我们签了谅解书才答应出钱。”刘某英说，“签完之后，我们天天哭，心里一直过不去这个坎。”

刘某英的大姐因悲伤过度，去年多次住院。刘某英自己也日日以泪洗面，精神几近崩溃。

刘某英说，她对案件有明确的态度：“我们不是要他偿命，我们就想让他坐个三五年的牢，让他尝尝自己犯下的恶果的滋味。不管他怎么求，我们只想给我姐姐讨回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