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失踪危机全球最重？新国家委员会成立，政治意愿成关键要素

叙利亚正面临全球最严重的失踪人口危机之一。叙利亚政府估计，在近五十年里，这个约2300万人口的国家有130000至300000人遭到强迫失踪，其中大多数发生在2011年之后。这使叙利亚无论按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例来看，都属于全球受影响最严重的情境之一。

自从阿萨德政权垮台，为应对这场危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窗口。叙利亚境内首次具备了开展失踪者搜寻工作的条件，也首次能够在他们自己的国家直接接触失踪者家属。

叙利亚还设立了一个新的国家机制，专门负责查明失踪者的命运和下落，即叙利亚失踪人员国家委员会。该机构于2025年5月通过总统令成立。

作为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失踪人员独立机构负责人，我亲眼见证了这项挑战的规模，也看到了新的可能性正在出现。该机构由联合国大会于2023年设立，任务是查明失踪者下落并支持其家属。

几十年来，世界各地失踪者家属一直在主导寻找亲人的努力，要求真相、正义与承认。承担这一重任的绝大多数是女性。她们不知疲倦地寻找家人，这一过程既痛苦又耗竭。家属要求得到明确而及时的答复——但这个“及时”，却被拉长到了令人难以承受的程度。

正是这些家属的动员，成为推动规范和制度发展的主要力量，包括法律和条约的通过、国家和国际专门搜寻机制的建立，以及公共政策的发展。

国际社会和各国已经将强迫失踪确认为一种独立的侵害行为。其定义是：国家代理人，或经国家授权、支持或默许的个人或团体，剥夺他人人身自由，随后拒绝承认这一剥夺行为，或隐瞒该人的命运与下落。“失踪者”的概念则比强迫失踪更宽。

它不仅包括因国家行为体或非国家行为体实施的犯罪或侵犯人权行为而下落不明、命运未卜的人，也可以包括在冲突、暴力、动荡、制度崩溃或自然灾害情境中被推定失踪的人。这一更宽泛的概念，更贴近家属面对的现实，也更符合在不同情境中寻找成千上万失踪者的实践者所面对的现实。

几十年的集体经验表明，要有效应对大规模失踪现象，必须把基于证据和实践的知识转化为具体行动。多数拥有数万乃至数十万失踪者的国家，都已建立或原本就设有专门的非常规搜寻机制，形式包括国家机制、国际机制或混合机制。

我们也知道，寻找失踪者不仅是一项伦理或人道工作，它本身也具有政治、财政、技术层面的属性，最终还会带来深层次的社会转变。失踪问题渗透整个社会。以负责任的方式、依据经过验证的方法来应对这一问题，是稳定与和平建设进程中的核心环节。

比较经验显示，全球范围内对失踪者搜寻仍存在不少误解。比如，有人认为这项工作可以很快完成；认为乱葬坑可以或应该立即开掘；认为脱氧核糖核酸是唯一解决方案；认为一个数据库就能解决问题；或者认为只要有资金或实验室，问题就能处理好。

根据我领导、协调和为国家搜寻机制提供咨询的经验，在数万乃至数十万人下落不明的情境中，要提高向家属提供答案的可能性，有四个要素不可或缺。第一，国家和国际社会都必须具备真正的政治意愿。第二，必须持续努力，与失踪者家属以及更广泛的相关方建立并维持信任。第三，相关各方之间必须尽可能广泛地获取和共享信息。第四，必须建立并实施专门面向大规模搜寻行动的技术方法和程序。

国家层面的政治意愿，首先意味着承认失踪危机的存在，并认识到这一危机需要非常规、专业化的机制来应对；意味着真诚地与家属接触；制定专门立法并改革现有法律；化解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还意味着投入足够资源，建设制度基础设施，培养专业化的国家能力，并采用大规模搜寻的方法。归根结底，只有建立起一个稳固的制度框架，并以持续的法律授权和可靠资金为支撑，搜寻进程才能稳定而有效地推进。

这种参与既要体现在政治上，也要体现在资金上，以支持一项清晰的公共政策，去应对一个短期、中期和长期都需要推进的大规模、多学科进程。它还要求采取具体措施，推动国家与国际相关方之间的信息共享。

在拥有数千起案件的情境中，寻找失踪者从来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面临失踪危机的国家，往往还同时承受更广泛的挑战，尤其是在持续冲突或转型时期，叙利亚显然就是如此。

这些紧迫需求包括财政、医疗、住房、教育、基础设施和安全问题，也包括对真相与正义的诉求。在推进失踪者搜寻的同时回应这些问题，是修复社会结构、避免悲剧重演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有相关行为体之间的信任越高，信息流动就越顺畅，程序推进就越快，向家属提供答案的可能性也越大。家属和公民社会组织掌握的信息与长期积累的知识，以及他们的参与和信任，都是任何搜寻过程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暴力和政治转型交织的情境中，国家当局与失踪者家属之间建立信任并不容易，但并非做不到。

搜寻过程通常必须调动广泛的国内机构，包括检察机关、司法机构、法医服务部门、执法机关、军事机构、民事登记机构、立法行为体以及专门搜寻机制。这些机构之间的信任至关重要，它关系到能否获得信息、能否有效推进程序，也关系到国家回应是否可信、是否协调一致。

在国际层面，专业机构之间也必须能够协调并共享信息。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信任，不仅会影响搜寻工作的结果，也会影响持续获得资金和政治支持的前景。

要维持这一层面的合作与信任，关键在于国际行为体必须承认并尊重国家对搜寻进程的主导权，同时也要牢记，国家当局对这场危机负有首要责任。毫无疑问，建立信任，首先要承认搜寻进程应由国家层面主导，因为国家当局负有首要责任，而且掌握获取信息的最大可能性。

国家当局也必须认识到，这一过程不可能在孤立状态下完成。国际层面几十年积累的经验，必须被认真吸收并共同运用，目标是尽快向失踪者家属提供答案。

从根本上说，失踪问题在多数情况下都伴随着信息被有意压制，或者在事实上被切割和分散，不论这些信息来自何处。相关材料可能存在于官方档案、证人证词、新闻调查、行政记录或其他资料库中。

每一类材料都只是局部痕迹，把它们拼在一起，才构成一幅复杂的拼图。没有任何单一行为体掌握全部碎片；而即便掌握某些关键碎片的人，也不总愿意分享。

全球大量失踪者案件表明，如果信息能够集中管理，或者实现实时共享，许多失踪者本可能在几天或几个月内被找到，而不是拖上数年。这些例子说明，信息共享不是抽象问题，它会直接而具体地影响家属。

但迄今没有任何国家成功建立起统一而全面的失踪人口数据库。相关信息仍分散在不同行为体手中，原因涉及法律、伦理、技术和政治等多个层面。

家属和公民社会组织往往对当局或其他负责支持他们的行为体抱有深刻不信任。国家当局——包括检察机关、军事机构、警察力量、医院和拘押中心——经常以数据保护、检察保密或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彼此共享信息，也常常不向家属提供信息。

即便已经设有专门搜寻机制，信息依然是碎片化的，仍需要持续的法律、技术和政治努力，才能实现协调与共享。国际组织同样面临限制，包括其授权范围的局限、缺乏家属同意，或者有时公民社会行为体不愿与其共享信息。

过去三十年里，围绕数据保护和数据共享的讨论与规范框架有了显著发展。但这些讨论和框架，仍未充分回应寻找失踪者这一人道主义任务的特殊性。它需要一种不同的分析和操作路径，同时又常常与刑事司法体系和检察机关发生交叉。

在建立全面机制之前，所有参与搜寻过程的行为体，至少应当在一套结构化安排下运作，明确由哪个机构掌握哪一类信息。哪怕只是知道某个特定机构正在积极寻找某个具体失踪者，这本身也是为家属和社会生成答案的重要第一步。

因此，核心挑战在于建立沟通渠道，弄清楚谁掌握什么信息，以及这些信息如何有助于找到失踪者。搜寻本质上是一项集体事业，谁都无法独自完成。

在寻找失踪者这件事上，叙利亚提供了一个机会：把全球过去经验中最有价值的教训真正用起来，避免重复同样的错误。对我们这些亲历过或亲眼见证过这些过程的人来说，分享这些经验是一种道义责任。

必须记住，这项工作关乎被悬置的人生——不仅是失踪者的人生，也包括那些在痛苦中等待他们归来的人，以及因他们缺席而承受创伤的整个社会。

叙利亚人开始重写自身历史、为不同的未来打开希望通道，仅仅一年多之后，尽管地方和区域层面仍有许多挑战，新的可能性已经开始出现。十六个月前，人们还无法想象能够直接在叙利亚境内开展搜寻工作，也无法想象会建立起一个专门承担这一任务的国家机构，并让国家与国际行为体开始与之合作。

今天，当我们与家属和伙伴一道落实广泛授权时，失踪人员独立机构也正在与叙利亚失踪人员国家委员会共同推进具体项目。通过这些项目，并基于必须在所有参与者之间建立可信网络这一认识，各方正在分享操作和方法层面的经验，也在为失踪者搜寻及其家属援助所需的技术、法律和程序框架建设提供支持。

正如家属经常提醒我们的，寻找失踪者不能停留在言辞上，而必须落实为行动。这同样也关乎过程。重建一个国家、建立制度、实现社会和解，都是分阶段展开的过程。寻找失踪者也不例外：它是一项集体事业，需要清晰的方法论，需要以多学科的大规模搜寻路径为基础，也需要信息获取、信任和政治意愿。

寻找失踪者是一项复杂、集体、长期且根本上具有人道性质的工作。查明失踪者情况，也与家属享有真相权有着内在联系，应当被理解为广义上的正义议题。这项工作还必须与国家重建相关的诸多任务并行推进。我们的责任，是帮助落实一个中长期的一体化、包容且方法上扎实的进程，同时支持失踪者家属。

毫无疑问，前方仍有漫长道路。但在这个拥有深厚历史的国家里，希望、紧张与挑战并存，过去与当下的诉求相互交织，其中有一点格外清晰：家属寻找亲人的不懈决心，以及一个努力重建自身社会所展现出的韧性。真相，以及寻找所有失踪者的努力，是任何有意义的集体疗愈与赔偿进程中的根本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