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五十六个民族中,周边邻国的主体民族,基本上都在我们这里有分布,我们国家有俄罗斯族,有朝鲜族,有塔吉克族,有哈萨克族,有蒙古族,有傣族,有京族,但有意思的是,唯独日本这个国家,距离我们不远,打交道也上千年,可是在我们的民族名单中,却没有和族或者“日本族”,这是什么情况?
一个让人疑惑的“缺失”
中国有56个民族,55个是少数民族,在这些少数民族中,有三个很特别,朝鲜族主要分布在东北,他们与朝鲜半岛上的朝鲜民族属于同一民族共同体,俄罗斯族生活在新疆和黑龙江等地,人数虽然不多,但身份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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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族居住在广西沿海,与越南的主体民族同根同源,这三个民族的形成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母国都与中国接壤或距离极近,历史上都有大量人口持续迁入中国境内,并在中国定居下来,最终被识别为独立的少数民族。
但一个让人疑惑的问题出现了,日本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之间交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按照常理,日本应该也有大量移民进入中国,并形成一个类似于朝鲜族或京族的“日本族”,但在中国的56个民族名单中,确实找不到“日本族”或“和族”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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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一个概念,“日本”是一个国家的名字,“和族”或“大和民族”才是日本主体民族的族称,中国少数民族的命名方式,有的是以居住地区命名,有的是以自称或他称命名,也有的是以历史上的族称命名。
但无论哪种方式,一个群体要成为一个独立的少数民族,必须满足一个基本条件,那就是有足够数量的人口在中国境内长期定居,并形成具有自身文化认同的稳定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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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日之间的交往虽然频繁,但从秦朝到明朝的漫长岁月里,真正移居到中国并长期定居的日本人数量极少,隋唐时期日本向中国派遣了多批遣唐使和留学生,规模最大的一批有数百人。
这些人来到中国后确实学习到了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生产技术,但绝大多数人在完成使命后都返回了日本,只有极少数人选择留在中国,比如著名的阿倍仲麻吕,他在唐朝做官并终老长安,但这样的个例无法形成有规模的社群,更谈不上形成独立的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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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很快就被中国文化所同化,他们的后代也不再有独立的民族认同,到了明朝中期,日本浪人组成的倭寇在东南沿海活动,但这些人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是对抗性的,不可能在中国安居并形成社区。
与日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朝鲜和俄罗斯,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仅一江之隔,历史上大批朝鲜人因战乱、饥荒等因素迁入中国东北,形成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这样的聚居区,俄罗斯人移居中国的历史也很长,早在清朝顺治年间,就有被俘的俄罗斯士兵被安置在北京,编入八旗,后来又有大批俄罗斯商人、手工业者进入新疆和黑龙江一带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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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数量可观,聚居性强,所以在民族识别中被认定为一个独立的少数民族,日本没有产生这样的移民群体,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是一个岛国,古代航海技术的限制使得大规模人口跨海迁居的成本极高,很难像陆地边境那样自然形成跨境民族。
殖民侵略的移民与战后大遣返
如果说古代日本人没有大规模迁入中国,那么近代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但近代日本向中国移民的性质,与古代的自然迁徙完全是两回事,从19世纪末开始,日本推行殖民扩张政策,向中国东北实施有组织、有计划的武装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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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日俄战争后开始策划向东北移民,1919年军国主义者明确提出要让大和民族成为满洲的主体民族,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加速推进所谓开拓团计划,这些开拓团在关东军的武装保护下强行霸占中国农民的土地,将当地居民驱赶出家园。
据统计,至1945年日本战败时,日本共向东北移民约20万人,开拓团约850个,再加上其他类型的移民和军人眷属,东北地区的日本侨民总数超过1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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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后,这些日本移民的命运发生了彻底逆转,日本政府奉行弃民政策,不仅拒绝为滞留东北的侨民提供任何救助,甚至注销了他们的国籍,称他们为满洲国人,百万日本侨民瞬间沦为无依无靠的难民,饥荒和疾病迅速蔓延。
与此同时,根据波茨坦公告的精神,中美苏等盟国开始磋商遣返日侨俘问题,1946年5月至1948年间,超过100万日本侨民和战俘从葫芦岛港被遣返日本,创下了单个港口遣返敌国侨民数量的世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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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大遣返几乎是彻底的,绝大多数在东北的日本侨民都被送回了日本,如果当时留下来的人群足够多,或许后来会有一个类似于日本族的少数民族出现在中国的民族名单上,但事实上,绝大部分日本侨民在战后都选择了离开或被遣返,他们没有留下来在中国安家落户,也就没有为形成日本族提供人口基础。
日本遗孤:被中国人养大的日本人
在大遣返之后,留在中国的日本人只剩下了一个特殊的群体,那就是日本遗孤,据统计,约有4000多名13岁以下的日本孤儿在战乱中被遗弃在中国东北,他们有的是在关东军溃退时被父母抛弃的,有的是在疾病和饥荒中失去了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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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孤儿被中国普通家庭收养,在东北农村长大,吃中国饭、说中国话、过中国日子,他们的养父母大多知道自己的孩子是日本人,但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这些中国家庭仍然把他们当作亲生孩子一样抚养成人。
1950年代至1970年代,这些遗孤以中国人的身份生活,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日本人,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政府开始调查在华残留日本人的情况,1980年代开始,大批日本遗孤陆续返回日本寻根或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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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995年,共有约2171名遗孤携家属返日,这些人回到日本后,普遍面临语言和文化障碍,九成以上生活在底层,也有一部分遗孤选择继续留在中国,他们的后代早已完全融入了中国社会,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汉语,在文化认同上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从民族识别的角度来看,日本遗孤形成的时间非常短暂,他们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虽然长,但他们的身份是在大遣返后才出现的,而且大部分人在1980年代后已经返回日本,这个群体的规模太小,存续时间太短,不足以被识别为一个独立的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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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大部分遗孤的子女在中国出生、成长,拥有中国国籍,但他们的人数只有几百人,分散居住在东北各地,没有形成有规模的聚居区,也就不具备识别为独立少数民族的条件。
民族识别的时代背景
中国对少数民族的识别工作主要集中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这段时间里,民族识别工作者深入边疆和偏远地区,对各民族的族称、语言、历史、文化和分布进行了系统调查,到1979年,经过识别的少数民族共有5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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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名单确定之后,基本没有再增加新的少数民族,日本遗孤大规模被外界知晓,以及他们从中国返日的高峰期,都发生在1980年代之后,已经过了民族识别的主要工作期。
中国的民族识别有一套科学的标准,一个群体要成为独立的少数民族,需要具备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以及共同的心理素质等特征,日本裔人口在中国的数量非常少,分布极其分散,没有形成共同的地域,也没有独立的语言和文化体系,在任何一个层面都不符合民族识别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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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中国政府还在处理一些当时被认为不够稳定的未识别民族群体,但始终没有一个被称为“日本族”的群体出现在这个清单上,这不是因为谁故意忽略,而是因为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需要被识别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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