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华人简况

越南华人

翻译：陆典谷

华人是一个源于中国的民族，并被认定为越南的54个民族之一。其中的一些小群体还有别的称呼，如明乡人、清人以及客人。他们也被称为唐人以及华族。

根据越南的官方分类，华族与艾族、山由族同属于汉语言群体。通常情况下，越南的华人也被称为‘华裔越南人’，以避免术语上的争议和歧视态度。 华人并不包括持有中国国籍、居住在越南的汉族人。

根据越南政府2019年正式人口普查数据，华族人口为749,466人，占越南总人口的0.78%。

名称

潮州会馆 图源网络

祖籍中国汉地的华人，长期以来往来越南经商、生活，并与当地京族人融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接触环境或迁徙原因下，华人对自己民族的称呼也有所不同。中国人常自称为其所认为文明、自豪、通用或本地人早已熟知的那些朝代的子民，例如‘唐人’、‘清人’、‘北人’。华人也根据籍贯自称：广东人、潮州人、客家人、海南人、福建人……越南人也有习惯称华人为‘吴人’。这一习惯源于春秋时期的‘吴国’和‘越国’——这两个本非汉族的国家，后来被北方完全汉化。典型的例子是15世纪阮廌的《平吴大诰》，当时平定王黎利驱逐了明朝军队，而明朝的前身自称‘吴’。

越南人常用的称呼华人的普通名词是‘người Tàu’（船人）、‘chệt’（浙/喆？）、‘các chú’（各位叔）。‘các chú’是‘khách trú’（客居）的音变，因为当时华人不被视为居民，而只是暂居者。下文这份报纸给出了‘các chú’的另一种来源，但并无依据：

据《嘉定报》第5期，第6年，1870年2月16日发行，杂务栏目（相当于今天的杂论）：

‘中国人那边常自称“Trung Quốc”，意为居于中间之国，因为古时那边有18个诸侯国；皇帝的京城位于诸侯国中间，所以称为中国。中国人常自称“Đường nhơn”（唐人）或“Thanh nhơn”（清人），即唐、清朝的人。我们安南人称他们为“Tàu”（船），是因为客人常坐船过来，又用船运货过来买卖；所以称为船人、船货、船货等等。

北方人则称他们为“Ngô”（吴），意为吴国，也有人解释说是因为他们常自称“Ngô”（我/臣）。这个词如今已不常用。

叫“Các-chú”（各位叔）是因为明乡人；母亲是安南人，父亲是客人，他们把中国人视为兄弟，或者至少是与父亲同乡的人，所以称“Các-chú”，意为父亲的兄弟。后来人们渐渐学样，也跟着随便叫起来。

至于叫“Chệc”，是因为潮州话里尊称“Chệc”意为叔叔。中国人那边很守礼，也像我们安南人一样，见到年龄适合做叔、伯、姑、姨的人，就会尊称叔叔、伯伯等等。我们安南人听了，就跟着叫他们为“Chệc”。这个词如今也不再普遍使用了。

对于‘Ba Tàu’（三船/三华）一词，有一种解释如下：Ba指阮主允许华人经商和居住的三个地区——袍江岛（同奈）、堤岸（西贡）、河仙；Tàu则来源于华人来安南时所乘坐的交通工具。还有另一种解释：越南人常按排行称呼，如二哥（老大）、三哥（老二）……因此，华人当时常礼貌而亲切地称呼在法国机构工作的越南人为‘二哥’，而自视为弟弟（三哥）。

越南华人常自称‘唐人’。

一个在全世界被接受和普遍使用的指代华人的名词是‘华人’（華人）。

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分类，华人即汉族人。

1945年之前

1885年在河内的一名中国人 图源网络

有观点认为，最早进入越南的中国人始于秦代象郡时期，但有明确记载的第一次移民发生在公元43年的第二次北属时期（东汉）。直至中华民国时期，中国人持续移居越南，其中包括士兵、官员、平民、商人甚至罪犯（原因多种多样）。移居越南的中国人数量非常多，但其中大多数人通过与本地人通婚并‘入乡随俗’，他们的后代逐渐融入古代越南社会，成为京族人。如今越南官方承认的、仍保留自身特色的华人仅为少数，即本文所讨论的对象。

17世纪，满洲人入侵中国（1618-1683）导致忠于明朝且不愿臣服于清朝的中国南方华人掀起移民东南亚的浪潮。此后直至满清灭亡，也有持中立态度或对朝廷不满的华人移居至此。其中，由于地理接近以及文化、风俗习惯相似，大多数华人选择来到越南。他们通过多种途径来到越南，但最主要的是乘坐帆船。由于华人船只越界进入越南时，其船帆呈炭灰般的黑色，因此本地人将他们称为‘người Tàu’（船人）或‘Tàu Ô’（黑船）。

1671年，鄚玖及其家人来到芒坎地区（今河仙），当时该地仍属真腊王国控制。鄚玖将控制范围扩大到周边地区，随后归顺阮主。

《大南实录》（前编）记载：

‘己未年（1679年）春正月，明朝旧臣龙门总兵杨彦迪、副将黄进，以及高雷廉总兵陈上川、副将陈安平率领三千余士兵和五十余艘战船来到思容海口（思贤海口）和岘港，自陈为明朝遗臣，不愿做清朝臣子，前来请求成为臣仆。

彦迪、黄进的兵船进入芹蒢海口，驻扎于美湫；上川、安平的兵船则进入芹蒢海口，驻扎于盘鳞（边和）。他们开垦荒地，建立街市，清人及西洋、日本、爪哇[8]的商船来往频繁。[9]’

这些华人社区被称为‘明香’或‘明乡’。起初使用的‘香’字（明香）意为‘明朝香火’，到1827年，明命帝下令将‘香’字改为‘乡’字（明乡），以避免触犯清朝。由此，‘明乡’可理解为‘明朝人的村庄’或‘光明的村庄’。

1698年，在藩镇—滨沥—西贡地区，旧堤岸的嘉盛形成了明乡社。曾有民谣描绘明乡社的风尚：

‘虾酱凉拌菜，何菜比得上

论风度文雅，谁比明乡社’

嘉盛明乡亭，第五郡，胡志明市

尽管从定居越南的华人身上获得了利益，但越南各朝代的君主对他们的忠诚从未感到安心。在双方关系最恶劣的时刻，18世纪西山朝的阮岳曾屠杀了袍江岛上的一万华人。同时，华人也曾是阮朝对抗西山朝的支持力量。在其他时期，华人经商能力很强，享有自由和财富，但他们始终受到本地人的歧视。

阮朝颁布华侨各帮组织规定后，在越南生活的华人共分为七帮：广肇帮（又称广东帮）、客家帮、潮州帮、福建帮、福州帮、海南帮和琼州帮。七帮的办事处（类似代表处）通常被称为‘七府公所’或‘七府会馆’。

到19世纪，法国人为华人进入南方西贡、堤岸以及北方河内、海防定居创造条件。在这一时期，华人按照法国资本家的招募，分批次来到越南开垦种植园和矿山。1885年1月，法国下令将福州帮并入福建帮，琼州帮并入海南帮。自此以后，华人仅剩五帮。

此外，在越南的客家帮不仅仅包括客家人。根据法国殖民当局的命令，居住在越南但祖籍不属于其余四帮的中国人，全部归客家帮管理。因此，越南客家帮中包括祖籍江苏、上海、浙江、湖北、湖南等地的人。

1937年至1945年间，相当数量的华人因日本法西斯占领中国部分地区而逃难至越南。

1949年，中国国民党战败并失去对中国大陆的控制权后，又有大量华人越境进入越南避难。他们主要是商行老板、企业主、小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等——这些人被中国共产党视为‘需要清除的资本主义祸根’。

1945年以前，在越南，法国殖民政府垄断了大米、盐和酒三种最重要商品的贸易。特别是鸦片，法国公开买卖，鼓励越南人使用，而不像在法国本土那样被禁止。鸦片的利润贡献了法国在印度支那预算的25%。1905年总预算为3200万印度支那元，其中鸦片加工和销售的垄断收入为810万印度支那元。 法国将鸦片零售分销权交由私人，其中大多数是华人。在这一时期，华人通过为法国销售鸦片获取了巨额利润，从而为其直到20世纪80年代控制南方经济奠定了基础。

到1949年之前，越南华人仍保留中国国籍。中华民国政府宣称所有海外华人都是中国公民，这意味着中国有权保护其公民。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才正式收回这一声明。

1954-1976年阶段

北方地区

在北方，195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达成一致：在越华人将由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管理，他们享有与越南公民同等的完全权利。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估计，让华裔越南人逐步放弃中国国籍、成为正式越南公民的过程将需要多年时间。在越南战争期间，北方华人享有越南公民的一切权利，包括选举权，但不必履行兵役义务。在1960年代，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一些华人开始开展‘红卫兵’活动，并指责越南共产党正走修正主义路线。对此，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加大了将华人国籍转换为越南国籍的压力。如果未按时转换国籍，越南执法部门将采取强制措施，没收财产并永久驱逐出境。进入1970年代，特别是4·30事件后，为了减少中国大陆政府利用越南华人操纵越南经济、文化、社会的可能性，越南政府开始减少越南华人子弟学校中的中国历史课和中文课。此前几年，在北方华人聚居的大城市如河内、海防，中文招牌开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越南文。

南方地区的华人

温陵会馆

根据一些资料，自20世纪初起，天地会在南圻六省的城乡地区发展相当强大，那里接纳了大量前来经商（农产品、大米）的华侨。这一趋势在整个法属时期及1975年前的越南共和国时期持续存在。越南华人犯罪集团的秘密活动与香港、台湾、澳门的三合会有着密切联系。赌博、卖淫、收保护费、高利贷、贩卖鸦片等非法活动半公开地进行，当时的政府由于这些组织通过秘密协议上缴的巨额款项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堤岸的大世界街区曾是华人黑社会势力强大的据点，也是中华三合会在东南亚活跃的热点地区之一，其背后有七远——一位华裔（潮州）出身的国家军少将、平川派武装（原黑社会出身）首领、兼西贡-堤岸总督——的支持。他们甚至收买了一些越南共和国的将领、郡长、省长，以获取投资合同。事实上，中华三合会在1975年前已在南方社会和经济中扎下了非常深厚而复杂的根基。

东南亚华人社区的一个普遍特点是他们的封闭性。华人形成了小‘社会’、‘自治区’。华人聚居在一起（如南方的堤岸地区），每个地方由富商或有经商才能者中推选出一位帮长，代表社区与外界交往，或在不经当地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解决争端。华人也以善于用钱收买当地政府官员而闻名。基于大国精神的滋养、严密的内部组织、强大的经济基础、诸多谋略，再加上其他地区华侨资产阶级的有力支持，这种封闭意识是华裔资产阶级在1975年前几乎操纵整个南方经济的特点和条件。

1954年越南分裂。在南方，自1956年起，吴廷琰政府出台政策，强制所有华人加入越南国籍，否则将被驱逐出境。一项补充法令（第52号）于1956年8月29日颁布，要求所有华人必须在6个月内改用越南语姓名，否则将受处罚。9月6日又颁布第53号法令，禁止外国人从事11个行业，包括大米贸易和杂货销售——这些正是华人占优势的行业。在这些经济领域活动的华人必须在6个月至1年内将其商业出售或转让给越南公民，否则可能被驱逐出境或处以500万越南盾罚款。吴廷琰政府还要求西贡-堤岸地区的华人学校使用越南语教学，并任命越南人担任校长。这些政策直接针对生活在南方的约100万华人。1957年5月，北京抗议称这是‘对华人合法权利的粗暴侵犯’。

华人上街抗议吴廷琰的政策，引发骚乱。到1957年夏天，华人几乎关闭了所有学校、商业活动，并从银行提取存款。约8亿至15亿越南盾——占南方流通货币的近17%——从市场消失，商业活动突然停滞。到1957年5月中旬，约6000家华人商店关门，20万人失业。华侨还通过停止货物运输（大型运输公司均为华人掌控）进行抗议。在东南亚华人大商贾、银行家以及台湾当局的支持下，华人集体停工，抵制卸载已停靠外国港口的越南大米。由于运输完全停止，农产品在乡下积压，而西贡-堤岸地区却极度短缺。南越经济几乎崩溃。

认识到华人在经济中不可替代的影响力，吴廷琰政府作出让步。1957年7月底，华人可以使用在越南出生的亲属名义登记商铺，或通过简单手续入籍越南。学校校长只需是在越南出生的华人即可。除历史、地理和文学科目外，学校恢复使用中文。征兵法的执行对华人也较为宽松。到1961年，根据越南共和国内政部的一份报告，生活在南方的100多万华人中，只有约2000人拒绝改换国籍，其中大部分是老年人。

在接下来的15年里，华人很少受到触动，在许多方面实行自治和自我管理，华人社区如同越南国土上的‘自治区’。

1965年，约有20万华人，大部分聚居在西贡周边，分为五帮：广东、福建、潮州、客家（又称‘Hẹ’、‘Hà Cá’）和海南。堤岸的大部分机械、机器制造、纺织厂均为广东人所有。福建人擅长经商，拥有大量水路、陆路运输公司。潮州人通过开餐馆、杂货店小本经营，客家人专营手工业，如铁匠铺、制冰厂、制鞋、做饼。海南人专营水海产品。在一份提交给总理阮高祺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他们（华人商人）从上到下支配价格。例如黄金，每晚他们打电话到香港掌握价格，第二天早上，他们向西贡、堤岸及西部各省的所有网点通报当日金价。化肥也是一样，通过总团体的线人密报，章阳码头、咸子码头、平东码头的6个仓库里还有约5万吨，但在市场上，他们命令各代理商只少量销售，因为他们得到消息化肥将涨价……’

1973年，西贡市有36家电影院，其中17家是华人的。30家外国故事片进口商中有25家是华人，他们同时也是电影院的老板。在刊登广告的35家影院中，有23家放映台湾电影。1974年6月14日出版的《海啸报》刊登了西贡-堤岸-嘉定地区39家影院的广告，其中28家放映台湾电影，其余为其他国家影片，没有一家放映越南电影。1975年前南方运营的31家银行中，台湾有3家，另外7家是华人持有越南国籍的银行。据估计，华人银行每年约占商业信贷总额的80%。在60家年营业额超过1亿旧越盾的公司中，华人是42家的所有者。

南方流通的绝大部分稻米基本上掌握在华侨或华裔越南人资产阶级手中。西贡政权曾一度打算直接掌握粮食分配，至少是批发领域，但所有努力均未奏效。一段时间后，1970年初，西贡政府宣布‘将大米分配交还给私人’，国家只扮演‘控制价格和参与运输’的角色。实际上，这是向华人资产阶级的投降。1971年3月，越南（西贡）米谷业协会主席在接受一家报纸采访时解释说，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七家最活跃的商人几乎掌握了整个大米收购和分配系统’，而他们大多是华人。

海运方面，根据1972年的统计，有35艘载重650至2500吨的货船，其中近一半为私人所有或私人向外国租赁，这里的私人也全是华人。1970年11月，西贡出版的一份月刊写道：‘迄今为止，货物运输业仍处于华裔越南人的垄断之下，尚没有任何一家越南运输公司能够参与竞争。首都的商人向外地发货以及各地农民将农产品运往西贡-堤岸，都必须借助华裔越南人的运输系统。仅就这一行业而言，华裔越南人约有170家运输公司或企业。’

运输垄断也是华人暗中控制市场的手段。华人绝不运送越南人的货物，如果该货物与华裔生产的同类产品相同。换句话说，华人的运输和分销系统只服务于华人的利益。越南人生产的产品如果被华人垄断的运输系统拒绝流通，就会积压在仓库中，企业只能等待破产。

1973年底的统计显示，在近万家大小企业中，80%是华裔资产阶级的财产。最大的两家面粉进口加工公司Sakybomi和Viflomico供应整个南方60%的面粉需求，而这两家公司的所有者都是华裔资产阶级，此外他们还拥有该行业的其他10家小公司。他们占有5家方便面公司和182个生产场所资本的90%。唯一一家资本额为2亿越盾的麦芽生产公司也是华裔资产阶级的。在台湾资金参与下，他们完全控制了4家味精生产公司。南方40家酒厂中有30家是华人的。此外，他们还持有14家海产开发公司60%的资本。西贡有4家大型纺织公司：Sicovina、Vimytex、Vinatexco和Vinatefinco，后三家为华裔资产阶级所有，约占全行业产量的70%。

在化学工业方面，17家公司中有14家的老板是华裔资产阶级。泡沫垫、鞋类、橡胶制品生产企业资本的55%；蜡烛、火柴、粉笔等行业资本的50%属于华人。5家冶金公司中有4家由华人组织。约100家铸铁、制钉等工厂资本的60%由华裔资产阶级控制。在机械、电器和电子产品方面，华裔资产阶级掌握着总资本的60-70%，分布在数百家企业中。华人约占整个南方零售额的一半；在批发（南方称为‘buôn sỉ’）方面，华裔资产阶级几乎垄断。华裔资产阶级还拥有西贡地区约一半的大型酒店和90%的小旅馆、出租屋。

华人具有良好的经商技能、商业传统，善于利用血缘关系和大国精神（伟大中华民族的儿女），再加上谋略、适应各种环境的能力、忍耐和勤劳。华人也善于与国际资本勾结，利用美国在越南的战争机器。有充分依据表明，1975年前南方华侨银行资产阶级公开或秘密的信贷业务总额不低于1500亿旧西贡盾，其中约1000亿用于收购大米。这笔钱相当于当时南方流通货币总额的三分之一，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一小部分富裕的华人能够操纵经济。

在北方，华侨在国家集中管理的经济中并未扮演特殊角色；而在南方，华侨几乎控制了所有重要经济位置，尤其牢牢掌握了三个关键领域：生产、分销和信贷。到1974年底，他们控制了食品、纺织、化工、冶金、电力等行业80%以上的生产企业，并且几乎实现了商业垄断：100%的批发、50%以上的零售、90%的进出口。南方的华侨几乎完全控制了市场价格。

1976年之后

1975年越南共和国倒台后，约4%的越南人口是华裔越南人，其中超过150万华侨主要居住在堤岸、西贡地区，而生活在北方的华裔越南人只有约30万。

当华人在堤岸地区悬挂中国国旗和毛泽东画像时，华人问题变得更加严重。1976年1月，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命令南方的华人登记国籍。尽管他们在1956-1957年间已转为越南国籍，但大多数人仍登记为中国国籍。同年2月，华人被要求按照西贡政权时期已取得的国籍重新登记。那些继续登记为中国国籍的人随后失去了工作，口粮配额也被削减。同年年底，所有中文报纸被关闭，接着是华人学校。越南1976年（即越南统一之年）的政策（打击华人资产阶级并没收其财产）受到了越中关系迅速变化的影响，因为越方担心中国可能利用华侨来迫使越南遵从中国的政策。越南政府视华侨问题为对国家主权的挑战，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内部问题。

1977年，80%的通货膨胀率以及持续的物资匮乏和粮食投机问题，使越南政府担心华侨可能被拉拢服务于中国的目标。与此同时，与柬埔寨的边境冲突导致西南部经济区严重停滞。堤岸的华人组织示威，要求保留中国国籍。这些事态使越南政府担心国家面临内外动荡的风险，并将华侨视为在越南境内愿意与中国勾结进行破坏的力量。尽管没有具体的破坏活动证据，但华人社区的富裕被视作对越南政权的威胁。在1978年3月和4月，约3万家大小华侨企业被国有化。大多数华侨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被废除，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的控制。政府还接管了华人的总公所、崇正医院（1976年初）以及1978年1月接管了五帮的其他5家医院，关闭了11份中文报纸。越南华人的领导层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华人控制众多工业的状况被消除。

越南与中国之间日益恶化的关系也增加了离开越南的华人数量。中方指责越南将北方的华人驱逐到中国。起初是零星的迁徙，随后演变为大规模逃亡潮，人们涌向邻国海岸。结果是，1979年前6个月从越南出逃的人数翻了一番；在1978-1979年的逃难者中，华侨占多数。此外，从1978年4月到1979年夏天，约有25万华侨通过北方边界进入中国。[24] 中国称此为‘难民潮’问题。到1982年，由于经济困难以及越南与中国之间的敌对政治关系，南方的华人通过海路、陆路偷渡逃往第三国。从越南出逃的50万人中，约三分之二是华裔。

到1989年，越南的华裔人口已从1975年的180万减少到90万。华裔不再像以前那样是控制越南经济的力量，他们的华族风俗和语言在形式上也不如以前普遍。这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相比是一个罕见的例外：华裔在居住、语言、教育等方面几乎已被越南人同化。尽管他们仍保留着一些祖先的风俗习惯，但在形式上已很难区分华裔与越南人。

自1986年至今

1986年底阮文灵总书记实施革新政策后，针对华人的歧视明显减少，随之而来的是对华人采取宽容政策，以减少与中国的冲突。越南政府主动提出希望实现政治和解并与中国政府关系正常化。与此同时，越南政府开始实施支持和保障越南华人文化得以保留的政策。与此同时，华人也逐渐恢复在越南的经济影响力。在思想认知方面，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华裔已深深融入越南社会，以至于他们将自己视为越南人，并拥有属于华族（被承认为越南54个民族之一）的文化根源，而不是生活在越南土地上的华侨。在心理情感上，华裔越南人倾向于支持其所在国越南政府在处理与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可能出现的分歧或争端时的立场和观点，或者至少持温和、中立的态度的，因此在越中冲突和分歧事件中不表达反对或支持越南政府的意见。

1997年香港动荡事件

在1997年前后，香港居民社区中有许多舆论认为，当香港从英国手中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他们可能不得不离开香港前往第三国避难。一个严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接管并统治习惯了西方价值观的香港居民的政治乃至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前景使当地部分居民感到不安，并寻找前往第三国的道路以避开动荡和免受压制。越南是可能接收香港移民潮的地方之一。事实上，一些投资者敏锐地预见到了这一趋势，在胡志明市（主要是堤岸）投资兴建了一些住宅项目，典型的例子是顺侨广场（Thuận Kiều Plaza），该项目完全按照香港公寓楼的形式设计（天花板低、每套公寓面积非常小），以迎接香港移民潮。

然而，大规模香港移民潮并未涌入越南，只有少数香港移民选择前往美国或加拿大——那里有更庞大的华人社区，一些人选择留在香港赌一把时局，而不是移民到第三国从头开始创业。因此，在20世纪末，并没有新的移民潮从中国涌入越南。

人口、居住地与语言

堤岸海上懒翁街上一排华人经营的东药（中药）店铺。这里曾是商人郭琰（1863-1927）的‘通协’商行所在地，他为平西市场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根据1999年人口普查数据，越南华人总数为862,371人（占越南人口的1.13%），排名第六，其中约50%的华人生活在胡志明市的堤岸地区。他们最集中居住在第五郡、第十一郡（每郡约45%的人口）、第六郡、第八郡、第十郡，使用五种主要语言：粤语、潮州话、福建话（闽南语）、海南话和客家话。实际情况是，在胡志明市的华人社区中，粤语是主要的交流语言（相比其他语言群体），并且粤语几乎是堤岸华人社区内部商业交易中的主导语言，其他方言群体（潮州、福建、客家、海南）在堤岸地区的商业交易中也因其通用性而灵活使用粤语。堤岸地区的许多华人庙宇和房屋已得到修复，并被列为国家和国际历史遗迹，如今每年接待数百万游客。自2007年起，胡志明市政府每年定期举办华人文化节。

其余华人生活在全国各省，其中大部分分布在湄公河三角洲的多个省份和东南部省份（合并后）如西宁、林同、同奈（华农）以及庆和。金瓯、芹苴、永隆的华人社区大部分是来自潮汕地区的潮州人。

越南北部的华人社区目前集中在北宁省、广宁省，使用白话（白話，一种粤语方言）和客家话。艾族是生活在北部沿海和北部岛屿的散居土著居民，使用艾语（客家话的一种方言）。

在重要方面，华裔越南人在社区生活中已变得难以区分，他们取得了这样的成功：尽管公众可能反对中国在南海的行为，但没有人会想到报复住在自家隔壁的华裔家庭。

根据2019年人口和住房普查，越南华人有749,466人，分布于全部63个省市。华人集中居住于：胡志明市（382,826人，占越南华人总数的51.08%）、朔庄（62,389人）、坚江（24,051人）、同奈（87,497人）、薄辽（15,865人）。

语言与文化

语言

在越南，大多数后来的华族世代已将越南语作为交流语言。汉语的各种方言仍然得到保留，如粤语、潮州话、官话（指客家话？此处原文“Quan hỏa”可能有误，通常指官话或具体方言，但结合上下文可能指“官话”或“白话”，谨慎处理，常见为“广府话/粤语、潮州话、客家话”）。实际常见为粤语、潮州话、客家话。

在文化方面，华人与越南人在习俗、信仰、道德规范框架以及一般社会人生观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华人很容易融入越南社会。这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或泰国等国的华人社区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些国家的文化与思想与中国文化完全不同。然而，正因为越南文化和中国文化有诸多相似之处，人们会误以为越南的华人正逐渐被越南人同化而丧失自身特色。事实上，除了文化和思想上的诸多相似之处外，华人仍有其独特的身份特征，可能与越南人略有不同，例如华人信仰习俗中独有的节日（元宵节、冬至、关帝诞、天后诞等）。在某些情境下，华人的一些行为规范也可能与越南人略有不同。

饮食

在饮食方面，可以看到华人已经与越南本地饮食文化进行了大量的交流。有一种观点认为，20世纪初生活在河内的华人的“牛肉粉”，是用米粉和炖牛肉制成的，是越南人将其演变成越南国魂国粹“牛肉粉”（phở bò）的起源，但根据专业人士的调查，这两种菜肴在口味和制作方法上也有根本性的区别。此外，堤岸（胡志明市）的华人也很早将中华饮食带到这片土地推广，并自然而然地被视为当地（西贡）饮食文化的特色。华裔介绍的各种炖、蒸、炸、炒、焖、红烧、煲仔菜肴以及中式糕点，已深深融入当地（西贡）饮食文化。反过来，本地的特色产品也被加入菜肴的配料中，以替代原本需要制作该菜肴但在本地没有的原料。与此同时，华裔越南人的菜肴也在口味上进行了调整，以更适合本地越南人的口味，但仍保留了该菜肴的基本特色。因此，越南华裔越南人的“什锦炒饭”与中国原版的“什锦炒饭”在成分和口味上可能有所不同。越南人和华人的烹饪方法也非常相似，例如用猪骨（或鸡骨）熬制汤底的方法；各种米饭或粉条类（面、河粉、粉丝、米粉）在制作和主要配料（肉丝、肉末、动物内脏）上也相当相似。

媒体

西贡解放日报华文版标志

目前在胡志明市，西贡解放日报社有一份华文版——《西贡解放日报》，每日出版，服务于华裔越南人社区。广播方面，胡志明市人民之声广播电台（VOH）设有粤语和普通话新闻栏目，每周为华裔社区播送，并定期播出中文歌曲节目。

著名的当代华侨（华人）

在越南的华侨由于客观原因，很少或根本不参与所在国的政治；相反，他们在商业、文化、娱乐、体育等领域做出了可观的贡献。相当数量的华人企业为革新开放时期的越南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主要是胡志明市的华人企业群体，在市场上扮演着重要的经营角色。在胡志明市，该市数十万家企业中，华裔企业占到了注册企业总数的30%。[39] 可以列举一些典型的华裔越南人：

释惟力（Thích Duy Lực）——禅师，深造的佛学翻译家。

芳美芝（Phương Mỹ Chi）——歌手。

阮济功（Nguyễn Tế Công）——越南咏春拳派祖师。

项伟耀（Hàng Vay Chi）--越香集团创始人。

陈金成（Trần Kim Thành）——企业家，京都股份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

林安幼（Lâm An Dậu）——企业家，永进股份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

郑同（Trịnh Đồng）——企业家，大同进股份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

林佩明（Lâm Bội Minh）——企业家，福隆遗产股份公司创始人（以福隆咖啡茶饮连锁品牌闻名）。

邓文成（Đặng Văn Thành）——企业家，西贡商信商业股份银行创始人兼原董事长。

古家寿（Cô Gia Thọ）——企业家，天龙集团股份公司董事长（以天龙圆珠笔品牌闻名）。

翁育初（Ông Dục Sơ）——企业家，新协兴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兼董事。

蔡俊志（Thái Tuấn Chí）——企业家，蔡俊集团股份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高超力（Kao Siêu Lực）——企业家，ABC（德发）糖果食品集团创始人兼主席。

梁万荣（Lương Vạn Vinh）——企业家，美好化妆品股份公司创始人兼总经理。

陈维希（Trần Duy Hy）——企业家，维新塑料公司总经理。

李玉明（Lý Ngọc Minh）——企业家，明隆陶瓷公司创始人兼总经理。

张美兰（Trương Mỹ Lan）——企业家，万盛发集团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因多项罪名被判处死刑。

曾明凤（Tăng Minh Phụng）——企业家，因多项罪名被判处死刑。

连奎辰（Liên Khui Thìn）——企业家，因多项罪名被判处死刑，后减为无期徒刑。

尤凯成（Vưu Khải Thành）——企业家，平仙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兼成员理事会主席（Biti's鞋业品牌）。

杜隆（Đỗ Long）——企业家，平新日用品生产有限责任公司（Bita's）创始人兼总经理。

陈俊业（Trần Tuấn Nghiệp）——企业家，友联亚洲钢铁集团总经理兼董事会副主席。

庄楚良（Trang Sở Lương）——企业家，高峰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兼总经理（以堤岸电器-家具超市品牌闻名）。

张子（Trương Ty）——企业家，万成床垫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兼总经理。

李诚（Lý Siêng）——企业家，仁和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兼总经理（仁和秤品牌）。

郭太公（Quách Thái Công）——企业家，室内设计师，太公室内设计公司所有者。

叶勇（Diệp Dũng）——企业家。

胡庭（Hồ Dzếnh）——诗人。

王洪深（Vương Hồng Sển）——文化家。

李兰（Lý Lan）——翻译家。

林光基（Lâm Quang Ky）——阮朝将领。

陈文林（Trần Văn Lắm）——政治家，越南共和国外交部长。

李德（Lý Đức）——80公斤级健美运动员，亚洲冠军（1997-2001）五连冠。

梁主情（Lương Chủ Tình）——舞狮龙艺术运动员，2017年亚洲舞狮龙锦标赛冠军。

江氏兄弟（Giang Brothers）——两人平衡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

蓝长（Lam Trường）——歌手，音乐评委，演员。

梁志强（Lương Chí Cường）——歌手，1996年胡志明市电视歌唱大赛一等奖。

曾清霞（Tăng Thanh Hà）——电影演员。

梁碧友（Lương Bích Hữu）——歌手，五龙公主和H.A.T两个音乐组合的成员。

Ưng Đại Vệ（应大帝？通常保留音译：翁大卫）——歌手，音乐制作人，GMC乐队成员。

许伟文（Hứa Vĩ Văn）——歌手，模特，演员，GMC乐队成员。

翁高胜（Ông Cao Thắng）——歌手，演员，Weboys乐队成员。

镇成（Trấn Thành）——演员，著名主持人，编剧，电影制作人。

谭永兴（Đàm Vĩnh Hưng）——歌手（祖母是福建华人）。

黄婉恩（Huỳnh Uyển Ân）——演员。

周登科（Châu Đăng Khoa）——音乐家。

孔秀琼（Khổng Tú Quỳnh）——歌手。

Suboi——说唱歌手。

Isaac——歌手。

连平发（Liên Bỉnh Phát）——演员。

郑升平（Trịnh Thăng Bình）——歌手。

金英（Kim Anh）——歌手。

张汉明（Trương Hán Minh）——画家，水墨画艺人。

冯霞（Phùng Há）——粤剧改良剧艺人，人民艺术家称号。

增福（Tăng Phúc）——歌手。

增宝娟（Tăng Bảo Quyên）——平面模特，演员。

周如琼（Tiêu Châu Như Quỳnh）——歌手，蓝长的外甥女。

罗成（La Thành）——喜剧演员。

梅财奋（Mai Tài Phến）——演员。

林桂菲（Lâm Quế Phi）——2019年越南世界小姐Top 25，2022年越南各民族小姐Top 10。

李雄（Lý Hùng）——演员。

周雪云（Châu Tuyết Vân）——跆拳道运动员和拳手，5次世界锦标赛金牌，2次亚洲锦标赛金牌，6届东南亚运动会金牌。

高朝发（Cao Triều Phát）——高台明真道荣誉教主，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代表。

参考文献

《昔日西贡》（第I、II卷1960年，第III卷1992年），作者：王洪深（Vương Hồng Sển）

《西贡 - 堤岸，都市与人的记忆》，作者：阮德协（Nguyễn Đức Hiệp）

《昔日嘉定 - 滨沥之地与西贡人》，作者：山南（Sơn Nam）

《越中关系三十年真相》，事实出版社（政治局），原文存档于2019年9月3日，访问于2019年6月12日，出版于1979年

伊丽莎白·贝克尔（Elizabeth Becker），《战争结束后：柬埔寨与红色高棉革命》，公共事务出版社，ISBN 9780671417871，1998年

斯蒂芬·J·莫里斯（Stephen J. Morris），《越南为何入侵柬埔寨：政治文化与战争起因》，斯坦福大学出版社，ISBN 9780804730495，1999年

格兰特·埃文斯（Grant Evans），《红色兄弟会之战——西贡沦陷后的印度支那》，Verso出版社，伦敦，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