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国发院张丹丹：彩礼额持续上涨，农村青年婚育意愿还在下降

张丹丹等人的研究显示，在不考虑住房等额外费用的情况下，一名青年农民工平均需要不吃不喝工作六年时间来积累彩礼金额。

最近，国际知名经济学期刊《经济模型》上发表了一项关于我国农村青年婚恋问题的重磅研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这项由北大国发院张丹丹教授与南开大学蔡玟希老师合作完成的研究，首次通过大规模实证数据，精准量化了彩礼上涨对农村青年男性婚育意愿的抑制作用。

该研究也揭示了一个冰冷而残酷的现实：对于数以千万计的农村流动青年而言，不断攀升的彩礼金额，正成为横跨在婚姻门前一道难以逾越的经济高墙，并直接导致了他们结婚与生育意愿的“断崖式”下跌。

这项题为《中国青年男性流动人口的彩礼、婚姻期望与婚恋意愿：基于制造业零工劳动者的实证研究》的论文，数据基础可以说非常扎实，其结论也极具冲击力。

研究团队整合了2024年我国制造业零工工人调查与2025年全国彩礼调查的数据，覆盖全国280多个地级市，最终将研究样本锁定在1338名16至29岁、未婚、农村户籍的男性流动人口身上。

这部分人群是今天城市化进程中的主力军，也是婚姻压力最直接的承受者。他们大多在制造业或服务业从事零工，年收入约在4至6万之间，平均年储蓄率仅为2.1万元。

该研究最核心的发现是：对于29岁男性流动人口而言，其家乡的彩礼金额每增加1万元，就会导致结婚概率下降1.3个百分点。

换句话说，如果某地的平均彩礼从10万元涨至20万，当地适龄男性的结婚概率将直接下降13%。研究进一步指出，彩礼每上涨10万元，男性在30岁前结婚的意愿就会下降5.88个百分点，生育意愿下降5.37个百分点，同时，他们为了攒钱也不得不在城市延长务工时间约4.27个月。

更值得深思的是，彩礼上涨对婚育抑制作用在20多岁后期群体中最为明显。且对低学历、经济基础薄弱的流动人口影响更大。

研究估算，在不考虑婚房等额外支出的情况下，一名青年农民工至少需要不吃不喝工作约6年，才能够攒够2025年全国平均12.7万元的彩礼。考虑到部分地区彩礼甚至突破30万，对许多家庭来说，这意味着需要更长时间来积累彩礼。

如果叠加买房买车等其他必备条件，那么为了结婚所需要付出的经济成本，还会呈指数级增长。

随之而来的疑问就是，为什么我国彩礼会这么高？尤其是考虑到农村地区的收入而言，为什么彩礼和收入之间相差反而愈发悬殊？

农村地区普遍收入较低，而彩礼反而又比较高，这两者看似不合理的差距之下，背后是多重社会结构性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彩礼最根本的驱动力，就是性别比失衡和女性资源稀缺的结果。

性别比失衡和女性资源稀缺，这最早可以追溯到传统的重男轻女封建思想，再然后就是80年代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影响，在当时“只生一个好”的情况下，导致长期出生性别比失衡，结果就是适婚年龄段男性数量显著多于女性。

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大量适婚女性通过求学、务工流向城市并定居，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本地婚姻市场中女性的稀缺性。

经济学中的供需法则在婚姻市场上同样残酷。当女性成为稀缺资源，在议价中也就占据了绝对优势，这直接推高了彩礼。部分乡村地区的适婚男女性别比高达120:100，激烈的竞争也直接让彩礼成为男性进入婚姻的“硬筹码”。

除了性别比失衡之外，风险转嫁也客观上存在。城镇化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大幅抬高了新生家庭建立的门槛。在城里有房已经成为许多地区婚姻的刚性条件。即便男方家庭倾尽积蓄在县城购置婚房，女方家庭仍可能通过索要高额彩礼，试图将女儿未来在城镇生活的潜在风险（如失业、疾病）和成本一次性转嫁给男方家庭，以此作为安全感保障。

然后就是攀比和经济条件。一方面，彩礼金额在今天成了衡量男方诚意、彰显女方家庭面子的社会符号。另一方面，家庭经济条件越困难，所在地区越偏远落后的男性，也往往需要支付更高的彩礼，来弥补自身在户籍、家庭、地域等方面的劣势，这也形成了一种“婚姻挤压”下的恶性循环。

而张丹丹教授的研究，则清晰地揭示了彩礼上涨到婚育意愿降低之间的传导机制。

首先，直接的经济压力会导致农村青年延期甚至是放弃婚育。对于年储蓄仅2万余元的制造业零工青年，面对动辄十几万的彩礼，直观感受就是绝望。

他们需要耗费漫长的青年时光（平均6年）去进行纯粹的财富积累，而婚姻和家庭生活则被无限期推迟。当目标看似遥不可及时，理性选择就是降低期望，甚至是直接退出竞争。

该研究量化的1.3%概率下降，正是这种理性计算的结果。

仅仅是彩礼就需要不吃不喝六年时间，如果再考虑到婚房等因素，这反而会进一步削弱农村青年的婚育意愿。

其次，彩礼也异化了婚姻的本质，消解了情感价值。当婚姻的开启需要经历两家人就彩礼数额反复博弈和讨价还价时，其浪漫色彩和情感基础也会被严重侵蚀，这也导致许多人认为婚姻被明码标价，失去了本应有的意义，从而产生恐婚、不婚的心态。

最后，就是连锁反应下抑制生育意愿。高昂的结婚成本已经掏空了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多年的积蓄，甚至使其负债累累。在此背景下，新婚夫妇面临沉重的经济偿还压力，对于生育下一代所带来的额外经济负担更加谨慎和恐惧。

研究数据显示的彩礼上涨和生育意愿下降的高度相关性，正是这一逻辑的体现。

短期来看，彩礼问题其实很难得到妥善解决。因为这背后本质上是男女性别失衡导致的女性议价更高的问题。

所以，长期来看只能等待下一代人。今天的00后乃至10后，随着生育的开放，男女性别比正慢慢恢复，未来随着男女人数的趋同，彩礼问题也有可能随之慢慢降低，甚至不复存在，成为一个象征意义上的符号。

但就当下来看，彩礼的居高不下，还很难通过人为力量去约束。

张丹丹教授的这项研究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高额彩礼背后农村青年面临的现实困境与无奈选择。它用严谨的数据告诉我们，彩礼问题不仅是风俗问题，更是深刻的经济社会问题。

而要想在短期内解决它，目前来看并不现实。

end.

作者：罗sir，关心人、社会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