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相亲姑娘没看上，她爹把我拽一旁：彩礼不要，但有个忙你得帮

楔子

人这一辈子，有些事情是注定的，躲都躲不掉。

我今年六十出头，孙子都会打酱油了。每天傍晚带着老伴去公园溜达，有时候路过柳树巷那一带，她总爱指着那片新盖的居民楼说：“你看，当年咱们家那片葡萄架子，就在那儿。”

我就笑，不说话。

她叫周巧燕，我老伴。跟她过了一辈子，吵过、闹过、红过脸、摔过门，可到头来，晚上睡觉她要是不在旁边打呼噜，我还真睡不着。

有时候我就想，三十八年前那个热得冒油的下午，要不是她爹追出来拽住我，我和她这辈子大概就是两个不相干的陌生人。她嫁她的人，我过我的日子，谁也不会多看谁一眼。

可偏偏就那么一把，把我拽进了他们家那摊子事里。

这事儿说来话长，得从一九八六年那个夏天讲起。

第一章

一九八六年的夏天热得不像话。

三伏天还没到，地上的柏油路就晒得发软，踩上去像踩着发面饼似的。知了趴在马路两边的梧桐树上，叫得人耳朵嗡嗡响。那阵子农机厂的活儿不多，车间里四十多号人，有活干的时候机器轰隆隆响，没活的时候就凑在一块儿打牌吹牛。

我那时候二十二，在修理车间当钳工。说是钳工，其实就是个打杂的，哪儿缺人手往哪儿填。师傅老韩是个实在人，教了我不少东西，车铣刨磨都能上手，一般的农机毛病到我手里，鼓捣鼓捣也能修好。

厂里的人都叫我小赵，大名赵长河。这名字是我爹起的，说是生我的那年雨水大，村口那条干了好几年的河忽然涨了水，他觉得是好兆头，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名。可我活了二十二年，也没见着什么大出息，就是个修机器的，一个月拿四十来块钱工资，饿不着也富不了。

我爹妈都是老实巴交的工人。我爹赵国兴在县砖瓦厂干了半辈子，背都累弯了，人瘦得跟竹竿似的，一张脸被窑里的热气烤得又黑又红。我娘王桂芬在街道缝纫组做活，白天给人缝衣服，晚上回来还得做饭洗衣裳，手上全是老茧和针眼。

家里还有个妹妹赵晓梅，比我小五岁，在县一中念高二。丫头聪明，成绩在班里排前几名，老师说她考个师专没问题。我爹嘴上不说，心里高兴得很，每个月发了工资，头一件事就是给晓梅留出下个月的生活费和书本费。

我妹妹赵晓梅这丫头从小就懂事。她知道家里不宽裕，从来不跟同学比吃比穿，一双解放鞋穿到鞋底磨穿了才舍得换。放了假也不出去玩，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看书，一看就是一下午。我有时候下班回来，看她趴在桌上写作业，后背上全是蚊子咬的包，心里就酸溜溜的。我跟自己说，等妹妹考上大学，我就是砸锅卖铁也得供她念完。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着，不紧不慢的。可有一件事，成了我爹娘心头的一块大石头——我的婚事。

按说二十二岁也不算多大，可那年头，像我这个岁数的小伙子，好多都抱上娃了。我爹娘一提起这事就唉声叹气，说人家隔壁老李家的儿子，比我还小一岁，孩子都满地跑了，你再看看你，连个对象都没有。

我娘更是着急，到处托人给我说媒。七大姑八大姨、街坊邻居、缝纫组的姐妹，但凡能说得上话的，她都托了个遍。前前后后给我安排了七八回相亲，可没一个成的。

这里头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是人家姑娘嫌我长得黑——我这皮肤随我爹，天生就黑，夏天在车间里闷着还好，一到外头晒两天，黑得跟泥鳅一样。有的是嫌我家条件不好，一家四口挤在两间平房里，连个像样的客厅都没有。还有的是嫌我工资低，四十来块钱，除去家里的开销和妹妹的学费，一个月剩不下几个子儿。

反正就是高不成低不就，我心里也慢慢没了念想。想着算了，先把妹妹供出来再说吧，娶媳妇的事往后放放。

可我娘不死心。

七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下班回家，刚进门就看见我娘坐在屋里跟一个中年妇女说话。那妇女五十来岁，胖乎乎的，穿一件碎花的确良短袖，手里摇着一把蒲扇，说话嗓门大得隔壁都能听见。

“哎哟，长河回来啦！”她一见我就眉开眼笑，“长这么大了，比小时候壮实多了！”

我一时没认出来是谁，我娘赶紧介绍说这是表姨婆家的三婶，论辈分我得叫一声三婶。我赶紧叫了声“三婶”，心里就明白了——准是又来给我说亲的。

三婶也不客气，拉着我的手上下打量了一番，咂着嘴说：“这孩子浓眉大眼的，就是黑了点。不过黑说明身体好，能干活，比那些白白净净的绣花枕头强！”

我被她夸得不好意思，挠了挠头没说话。我娘在旁边笑得合不拢嘴，赶紧招呼三婶坐下，又让我爹去买了两瓶汽水回来。

三婶喝着汽水，跟我娘叽叽咕咕地说了好一阵子。我坐在旁边听着，慢慢地听出了个大概——三婶说的是城南柳树巷一户姓周的人家，男的叫周厚德，在供销社当会计，女的叫张秀芬，在街道缝纫组做活，跟三婶还沾点亲戚。家里有个闺女叫周巧燕，今年二十，长得白净周正，人也温顺。

“就是挑了点。”三婶压低了声音，往我这边看了一眼，“那丫头眼光高，媒人给她介绍了十来个了，一个都没相中。她爹妈急得不行，让我多给留心着点。”

我娘一听来了精神，说这不怕，我们家长河人实在，长得也不差，就是黑了点，处一处就知道了。三婶也点头说，那就约个时间见见呗，万一就成了呢。

于是就这么定了下来。第二天下午，让我跟着三婶去周家见面。

当天晚上我娘就开始忙活了。她翻箱倒柜地找出了我那件白的确良衬衫，这件衣裳还是去年过年做的，平时舍不得穿，压在箱子底下都起了褶子。我娘打了一盆水，拿湿毛巾一点一点地熨那些褶子，熨了老半天才熨平展了。又把我爹年轻时穿过的牛皮凉鞋翻了出来，擦了好几遍鞋油，亮得能照出人影来。

我爹蹲在门口抽旱烟，看着我娘忙前忙后的样子，说了句：“差不多行了，又不是去选驸马。”

我娘白了他一眼：“你懂什么，头一回见面，怎么着也得收拾利索了。人家姑娘家条件不错，咱们不能让人看低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娘又检查了一遍我的行头，领子翻没翻好，扣子扣没扣齐，裤子有没有褶子，检查得比厂里安全员还仔细。然后塞给我两盒麦乳精和一小袋水果糖，说这是见面礼，到了人家家里嘴甜一点，有点眼力见，别跟个木头桩子似的杵着。

我爹在旁边看着，从兜里掏出两块钱递给我：“拿着，万一要买点啥。”

我把钱推回去：“不用，我有。”

“拿着吧，你手里那点钱留着给你妹妹交学费。”我爹把钱塞进我口袋里，拍了拍我的肩膀，没再说话。

三婶约的是下午两点。吃了晌午饭，我跟三婶在街口碰了头，一块儿往柳树巷走。七月的太阳毒辣辣的，晒得头皮发麻。我手里拎着东西，身上穿着长袖衬衫，没走几步路后背就湿透了。三婶撑着把花伞，边走边跟我交代注意事项，什么见人要叫叔叫婶、要主动递茶倒水、别一屁股坐下就不动了、姑娘要是跟你说话要正眼瞧着人家别低着头——絮絮叨叨说了一路。

我心不在焉地听着，脑子里却在想别的。说实话，我对这次相亲也没抱什么希望。前面七八次的经历告诉我，这事没那么容易成。人家姑娘眼界都高着呢，我这条件摆在这儿，也就是走个过场的事。

柳树巷在老县城的南边，是条老巷子，两边的房子都是五六十年代盖的青砖房，院墙不高，有的还长着青苔。巷子不宽，并排走三个人都得侧着身子。路两边种着好些老槐树，枝叶遮天蔽日的，一走进巷子就觉得凉快了不少。

三婶领着我在巷子里七拐八拐，最后在一扇朱红色的木门前停了下来。门是虚掩着的，门框上钉着一块蓝底白字的门牌号。三婶推开门，朝着院子里喊了一声：“秀芬！秀芬在吗？”

院子里传来脚步声，一个围着围裙的中年妇女从屋里走了出来。五十来岁的样子，瘦瘦的，头发在脑后挽了个髻，看起来干净利索。她看见三婶就笑了：“来了来了，快进来！”

这就是周巧燕她娘，张秀芬。

张秀芬招呼我们进了院子。我抬头打量了一下这个院子——不大，也就二三十个平方的样子，但收拾得特别干净。青砖铺的地面扫得一尘不染，院墙根底下种着一排月季花，开得正旺，红的粉的挤成一团。院子西边搭着一个葡萄架，藤蔓密密匝匝地爬满了架子，浓密的叶子遮出了一大片阴凉。葡萄架下面放了一张小方桌和多把小马扎，一个姑娘正坐在那里择豆角。

那就是周巧燕。

她穿了一件白底碎花的连衣裙，扎着两条麻花辫，辫梢上绑着红头绳。皮肤白净，圆脸，不算多漂亮，但看着很舒服。她低着头择豆角，手指头又细又白，动作麻利得很，豆角两头的筋一拉就撕下来了，咔嚓咔嚓地掰成小段扔进旁边的搪瓷盆里。

三婶推了我一把，我赶紧走上去，把手里的东西放在桌上，按我娘交代的，规规矩矩地叫了一声：“周婶好。”

张秀芬笑着应了一声，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眼神里说不出是满意还是不满意，反正笑得很客气。她转身朝葡萄架那边喊了一声：“巧燕，客人来了，去倒杯茶。”

周巧燕这才抬起头来。她看了我一眼，就那么一眼，大概不到两秒钟，然后站起身来拍了拍裙子上的豆角须，说了句“坐吧”，转身进了屋。

那一眼我看得很清楚——没什么表情，既不惊讶也不好奇，更没有害羞的意思，就好像院子里进来了一只猫一只狗，跟她没什么关系。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这回八成又没戏了。

过了一会儿，周巧燕端了两杯茶出来，一杯放在三婶面前，一杯搁在我跟前的小方桌上，然后自己又坐回葡萄架底下，继续择她的豆角。从头到尾没跟我说一句话，连个正眼都没给。

我端着茶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三婶跟张秀芬坐在一块儿聊得热闹，从天气聊到菜价，从菜价聊到粮票，又聊到最近供销社进了什么新货。我坐在旁边干听着，一句嘴也插不上，手心全是汗，茶杯都快端不住了。

这时候周厚德从屋里出来了。五十来岁的小老头，瘦高个，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口袋上别着一支钢笔，鼻梁上架着老花镜，一看就是个坐办公室的。他看见我，笑着点了点头：“来了啊，坐坐坐，别客气。”

我赶紧站起来叫了声“周叔”。他摆了摆手让我坐下，自己也拖了把马扎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大前门，递给我一支。我说不会抽，他就自己点上了，一边抽烟一边跟我扯闲篇。

周厚德这人说话挺和气的，不像有些家长一上来就查户口似的问东问西。他就问我厂里忙不忙、干的什么活、累不累。我一五一十地答了，他听着时不时点点头，偶尔插一句嘴。

聊了大概有半个多钟头，三婶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就起身说要走。张秀芬客客气气地把我们送到门口，说了句“有空再来”。我回头看了一眼葡萄架底下，周巧燕还在那儿择豆角，连头都没抬。

出了门，三婶没说话，我也没说话。走到巷子口的时候，三婶叹了口气：“这丫头脾气有点倔，你别往心里去。”

我笑了笑说没事，早就习惯了。嘴上这么说，心里还是有点不是滋味。倒不是说我一下子就喜欢上周巧燕了，但被人这么不当回事地晾了大半个钟头，换谁心里都不舒坦。

三婶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回去跟你娘说一声，这事我回头再问问秀芬的意思。我点了点头，跟她道了别，一个人往家走。

七月的太阳已经偏西了，但还是热得要命。我解开衬衫最上面的扣子，把袖子往上撸了撸，闷着头往前走。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想着回去怎么跟我娘交代，一会儿又想着妹妹下学期的学费还没攒够，一会儿又想到车间里那台坏了半个月的拖拉机还没修好。

正走着，忽然听见后头有人喊我。

“小赵！小赵同志！你等一等！”

我回头看，周厚德正小跑着从巷子里追出来。他跑得呼哧带喘的，老花镜都快从鼻梁上掉下来了，一只手扶着眼镜，一只手朝我挥着。

我赶紧迎上去：“周叔，您怎么——”

话还没说完，他就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把我往旁边扯了两步。他往四周看了看，确认没人注意我们，才压低声音说了句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小赵，彩礼的事，我家一分不要。”

我愣住了，还没来得及反应，他紧接着又说了一句。

“但你得帮我把一件事办了。”

然后他拽着我的胳膊，把我拉回了那条青砖小巷子里。老槐树的影子落在我们身上，知了在头顶上没命地叫着。我看着他被汗浸湿的花白鬓角，忽然觉得这个看着和气的小老头，心里头一定藏着什么天大的难处。

第二章

周厚德把我拉回了院子里。

这回他没让我坐葡萄架底下，而是直接把我领进了堂屋。堂屋不大，靠墙摆着一张八仙桌和几把木头椅子，墙上挂着一个老式的挂钟，钟摆咯噔咯噔地晃着。桌上放着一摞旧报纸和一本翻得卷了边的账册。

周厚德把门虚掩上，让我坐下，又给我倒了杯凉白开。他自己也坐下来，摘下老花镜用衣角擦了擦，重新戴上，然后看着我，嘴唇动了好几下，像是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

我端着水杯，手心又开始冒汗。

“小赵，”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压得很低，“我刚才说彩礼不要，是说真的。但这个忙，也不是个容易的忙。”

他顿了一下，往门外看了一眼，确认院子里没人，才接着往下说。

“供销社上个月底盘库对账，账上少了六百块钱。”

六百块。我倒吸了一口凉气。那年头，六百块是什么概念？我一个月工资四十二块五，不吃不喝也得攒一年多。普通人家娶媳妇，彩礼也就是三五百块。这笔钱要是真丢了，那可是要命的事。

“这钱是怎么少的？”我问。

周厚德摇了摇头，脸上全是疲惫和无奈：“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上个月几笔进货出货的单子我都一五一十地对过了，该入库的入了库，该出库的出了库，每一笔都有票有据。可到了月底盘账，就是差了六百块，怎么也对不上。”

他把那本卷了边的账册翻开，推到我跟前。我低头看了看，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数字和条目，什么轴承多少套、齿轮多少组、螺丝多少盒，看得我头都大了。老实说，我念书只念到初中毕业，这些账目上的东西我根本看不懂。

周厚德看出了我的窘迫，又把账册合上了，叹了口气说：“我不是让你帮我对账。我在供销社干了二十年会计，账面上的事我自己能查。我找你，是因为另一件事。”

“什么事？”

“上个月供销社进了一批农机配件，轴承、齿轮、链条这些东西，是从你们农机厂采购科进的货。”周厚德盯着我的眼睛，“这批货的进货单，在老马手里。我怀疑那六百块钱，跟这批配件有关系。”

老马。这名字一出来，我心里就咯噔了一下。

老马叫马德胜，是我们农机厂采购科的科长。这人四十出头，胖乎乎的，见谁都笑嘻嘻的，看起来特别和气。他在厂里人缘不错，平时谁找他帮忙带点东西、走走后门什么的，他一般都不推辞。我跟他也算熟，修机器的时候经常碰到他去仓库领配件，有时候还一块儿在食堂吃个饭，聊几句闲天。

但要说他手脚不干净……我有点不太信。老马在厂里干了十来年了，从没听说过他出过什么纰漏。

周厚德继续说：“这批配件的入库单是我亲手填的，数量、规格、单价都是按照老马给我的发票写的。可现在盘账，我发现这批货的总价对不上——入库单上写的是两千九，可我算来算去，这批货撑死了也就值两千三。差的这六百块，怎么也找不着出处。”

“您找老马要过单子吗？”我问。

“找过，找了好几回。”周厚德的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头一回他推说单子不在手边，让我等等。第二回说单子找不着了。第三回干脆说进货渠道是厂里的内部信息，不方便给我看。我说咱们两家合作这么多年，进个货怎么还成秘密了？他就跟我打哈哈，说什么商业机密，上面有规定。”

周厚德说到这里，声音都有点发颤了：“供销社的领导给了期限，年底之前必须把账对上。对不上，这六百块钱就得我自己掏腰包填。填不上就得受处分，弄不好工作都得丢。小赵，我这把岁数了，丢工作倒也不怕，大不了回乡下种地去。可巧燕她娘一身的毛病，常年吃药不断，巧燕还没说下婆家，我要是真出了事，这个家就完了。”

他抬起眼看着我，那眼神说不上是哀求还是期盼，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眼窝深陷，看起来好几天没睡好觉了。

堂屋里安静了好一会儿，只有挂钟咯噔咯噔的声音。我低头看着桌上的账册，心里头翻江倒海的。

说句老实话，我跟他非亲非故，今天才头一回见面，这事按理说我完全可以不管。可看着他这副样子，我心里实在硬不起来。再说了，他刚才在门口跟我说“彩礼不要”那句话的时候，眼神里的那种急切和真诚，不是装得出来的。

“周叔，”我想了想，说，“老马那边我倒是说得上话，但要我直接把他的进货单拿出来，恐怕没那么容易。我得想个法子。”

周厚德眼睛一下子亮了，激动地抓住我的手：“你愿意帮忙？”

“我试试吧，成不成我不敢打包票。”

“行行行，你愿意试试就行！”周厚德使劲握着我的手，力道大得我手指头都疼了，“小赵，我就知道你是个实在人，我没看错人！”

这时候院子里传来脚步声，是张秀芬从外头买菜回来了。周厚德赶紧松开我的手，站起身来，冲着门外喊：“秀芬，晚上多做两个菜，留小赵在家吃饭！”

我一听赶紧摆手：“不用不用，我回去吃就行。”

“别客气，都这个点了，回去你娘还得多做一份。”周厚德不由分说，把我按在椅子上，“你坐着，我去跟秀芬说。”

他出了堂屋，院子里传来说话的声音。我听见张秀芬问了句什么，周厚德小声解释了几句，然后张秀芬的语气忽然变了，声音不高，但隔着门也能听出来不高兴：“巧燕还没点头呢，你就留人家吃饭？”

“吃顿饭怎么了？”周厚德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点不耐烦，“人家大老远来一趟，留顿饭是最基本的礼数。”

“你打什么主意我心里清楚。”张秀芬丢下这句话，脚步声往厨房那边去了。

周厚德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又推门进了堂屋，脸上有点讪讪的。他干咳了一声，说：“你婶子就是嘴碎，你别往心里去。”

我说没事没事。其实我心里明镜似的，张秀芬这是嫌我条件不行，不想让周巧燕跟我多接触。她刚才打量我的那个眼神，我见得太多了，跟前面那七八个姑娘她妈的眼神一模一样。

又坐了一会儿，外头传来炒菜的声音和张秀芬锅碗瓢盆的动静。周巧燕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进了厨房，母女俩在厨房里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听不太清楚，但隐约能听到周巧燕的声音，带着点不耐烦。

我坐在堂屋里如坐针毡，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气氛就更微妙了。

张秀芬端了四个菜上桌，西红柿炒鸡蛋、青椒肉丝、凉拌黄瓜、红烧茄子。凭良心说，这顿饭的规格在那年头不算低了，看得出来周厚德是真心实意要招待我。可饭桌上的气氛，比那盘凉拌黄瓜还凉。

周巧燕坐在我对面，埋着头扒饭，筷子只夹面前的凉拌黄瓜和西红柿炒鸡蛋。那盘青椒肉丝和红烧茄子她碰都不碰，好像我跟那两盘菜有什么关联似的。

张秀芬倒是没给我甩脸子，嘴上客客气气的，但客气得有点过分了，一口一个“小赵吃菜”，语气里全是距离感。她问了我几个问题，什么家里几口人啊、厂里效益怎么样啊、以后有什么打算啊。我老老实实地答了，她的表情一直很平静，看不出喜怒。

周厚德一直给我夹菜，生怕我吃不饱似的，自己的筷子反倒没怎么动。他还特意把那盘红烧茄子端到我面前，说这是张秀芬的拿手菜，让我多吃点。

我端着碗，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额头上冒了一层汗，顺着鬓角往下淌，我也不好意思擦，就那么忍着。

好不容易吃完了饭，我赶紧起身告辞。周厚德把我送到大门口，压低声音说：“小赵，单子的事，你抓紧点。我这边时间不多了。”

我点了点头：“您放心，我明天就去办。”

回家的路上，天已经黑透了。路灯昏黄，照得马路上一片暖融融的光。我骑着那辆二八大杠，慢悠悠地往家蹬。夜风吹在脸上，带着白天晒过的余温，不那么燥了，反倒有点凉丝丝的。

我心里头七上八下的。今天这一天发生的事，比我前面二十二年加起来的还复杂。相了个亲，姑娘没看上我，她爹倒是看上了，但不是看上我这个人，是看上我在农机厂上班、认识老马。

说白了，这就是一场交易。我帮他把账的事摆平了，他把闺女嫁给我，彩礼一分不要。

可这事靠谱吗？

先不说周巧燕本人乐不乐意，光是老马那边就够棘手的。老马跟我是熟，但也就是点头之交，谈不上什么交情。我要是贸然去找他要进货单，他说不定跟打发周厚德一样把我打发了。而且万一老马真有问题，这里面牵扯到的事就大了，搞不好我还得得罪人。

可要是不管，周厚德那个家真的就完了。他一个五十来岁的老会计，要是丢了工作，一家三口喝西北风去？还有周巧燕，虽说没看上我，可人家一个姑娘家的，要是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往后说亲就更难了。

我越想越乱，自行车都差点骑到沟里去。

到家的时候，我爹娘还没睡，坐在门口乘凉。我娘一看我进门，立马站起来问：“怎么样？那姑娘咋样？”

我把自行车停好，含糊地说了句：“还行。”

“还行是什么意思？”我娘急了，“人家看上你没有？”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照实说吧，我娘肯定又得唉声叹气一宿。不照实说吧，回头万一事情不成，她更得埋怨我。

我爹在旁边看出我的犹豫，拍了拍蒲扇说：“行了行了，孩子忙了一天了，有啥事明天再说。”

我娘瞪了他一眼，但也没再追问。我去院里打了盆凉水洗了把脸，冰凉的水泼在脸上，脑子总算清醒了一点。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周厚德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还有周巧燕坐在葡萄架下择豆角的侧脸。她从头到尾没正眼看过我，可我不得不承认，她长得确实挺好看的。不是那种浓眉大眼的好看，是干干净净、让人看着舒服的好看。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在枕头里，暗骂自己没出息。人家都没正眼瞧你，你在这儿瞎想什么呢。

第二天一早，我照常去厂里上班。车间里机器轰隆隆地响着，老王头已经开动了车床，一条铁屑打着卷儿从刀头上滚下来。我把工作服换上，戴上手套，开始干活。手里忙着，脑子里却一直在想怎么从老马那儿把单子弄出来。

干到九点多钟，我找了个由头，说要去仓库领一盒螺丝，溜出了车间。采购科在后院的一排平房里，门口堆着几箱还没入库的配件。我走到门口，往里探了探头。

老马果然在。他坐在办公桌后面，一手端着茶杯，一手翻着报纸。屋里弥漫着一股茉莉花茶的香味。

“哟，小赵！”他一抬头看见我，笑了，“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我走进去，笑着跟他打招呼：“马哥，正好路过，进来讨杯水喝。”

“坐坐坐。”老马指着对面的椅子，又给我倒了杯茶，“大热天的，干啥活呢？看你这一脑门子的汗。”

“修那台拖拉机呗，轴承坏了，换了好几回了就是不行。”我端着茶杯喝了一口，脑子飞快地转着，想着怎么把话题往进货单上引。

“轴承？”老马放下报纸，“上个月供销社那边也进了一批轴承，用着还行吧？”

我心里一动，顺着他的话往下接：“我听说了，是周会计经手的吧？我昨天还碰见他了，他说那批轴承的质量比之前的好。”

老马笑了笑，端起茶杯吹了吹茶沫子：“那是，这批货是从省城进来的，跟以前那些县办小厂的东西不是一个档次。”

“我听周会计说，这批货的量不小，好几千块钱呢。”我故意说得很随意，眼睛盯着茶杯里的茶叶片子。

老马点了点头：“两千九，不算多也不算少。”

他说的数字跟入库单上的一模一样。我心里有了底，继续装模作样地问：“这批货的单子还在你手里不？我们车间最近要盘库，师傅让我把近几个月的进货都对一对，看看有没有漏登的。”

老马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那么一瞬间的闪烁，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他笑呵呵地说：“在呢在呢，我找找啊。”

他转身去翻身后的铁皮柜子。柜子门开着，里面塞满了各种文件袋和账册。他翻了半天，额头上的汗都出来了，最后从一个牛皮纸信封里抽出几张单子，递给我。

“喏，就这些。你拿回去对吧，不用着急还。”

我接过单子，手心全是汗。低头扫了一眼——进货单，某某轴承厂，规格型号，数量单价，总金额写得清清楚楚：两千三百元整。

两千三，不是两千九。

我的心跳得咚咚的。就是这个，周厚德找了半个月都没找到的东西，现在就在我手里。

“谢谢马哥，我对完了就还你。”我强作镇定地把单子折好装进口袋。

“没事没事，不急。”老马笑着挥了挥手，又端起他的茶杯。

从采购科出来，我的腿都有点软。穿过厂区的时候，太阳热辣辣地晒着，可我觉得后背发凉。六百块钱的缺口，到底是谁拿的？老马开的单子是两千三，给供销社的发票却是两千九，这中间差了六百。如果是老马做了手脚，那这六百块一定进了他的口袋。

可我实在不愿意相信老马是这种人。他在厂里这么多年，谁不说他是个好人？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他随份子从来不少，见了面永远笑眯眯的。

我回到车间，把工作服口袋里的单子又掏出来看了一遍。没错，白纸黑字，两千三百元整。

下了班，我连家都没回，骑着自行车直奔柳树巷。

周厚德正在院子里浇葡萄，水管子细细地往外滋水。他看见我进来，手里的水管差点掉在地上，三步并作两步走过来，压低声音问：“拿到了？”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几张进货单，递给他。

周厚德的手开始发抖。他把老花镜戴上，借着傍晚的天光，把单子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完之后，他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力气一样，一下子坐到了小马扎上，单子从他手里滑落，飘到了地上。

“两千三……”他喃喃地说，“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没记错……”

他抬起头看我，眼眶红红的，嘴唇哆嗦了半天，才挤出一句话：“小赵，你这是救了我们全家啊！”

我赶紧把他扶住：“周叔，您别激动。单子拿到了，可这事还没完呢。下一步怎么办，您想好了没有？”

周厚德沉默了好一会儿，弯腰把地上的单子捡起来，仔仔细细地叠好，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小赵，”他说，声音沉了下来，“这事你先别声张，我自有分寸。”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看他那副表情，又把话咽了回去。这个在供销社干了二十年会计的老头，此刻的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东西，说不清是恨意还是无奈，又或者是别的什么。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你放心，我说到做到。巧燕那边，我来说。”

我还没来得及回话，身后忽然传来一个冷冷的声音。

“说什么？”

我猛地回头，周巧燕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堂屋门口。她穿着一件素色的棉布裙子，头发披散着，应该是刚洗完，还带着湿气。她看着我和她爹，眼神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戒备和冷淡。

“爸，你让他帮什么忙了？”她走过来，目光在我和周厚德之间来回扫，“你是不是又拿那笔账的事到处求人了？”

周厚德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你说什么呢，什么叫到处求人——”

“你找了王叔、找了李科长、找了供销社的孙主任，现在又找他？”周巧燕指着我，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爸，咱们家的事，能不能别把外人扯进来？”

外头人。

这三个字像一盆凉水兜头浇下来。

周厚德正要发作，我赶紧拦住他：“周叔，没事没事，我先走了。”

我转身往外走，经过周巧燕身边的时候，我们的目光对上了。她的眼睛很亮，带着一股子倔劲儿，嘴唇抿得紧紧的。她就那么直直地看着我，没有丝毫躲闪，也没有丝毫善意。

那眼神我读懂了——她不信任我，甚至可以说，她压根就没把我当回事。

我什么也没说，推着自行车出了周家的院门。

走出柳树巷的时候，天边的晚霞烧得通红，把整条巷子都染成了橘红色。知了还在拼命地叫，叫得人心烦意乱。我蹬上自行车，埋头往家骑，胸口像是堵了一团棉花，闷得透不过气来。

“外头人”——周巧燕说的没错，在他们家的事里，我本来就是个外头人。他爹求我帮忙，我帮了，不管成不成，人情已经欠下了。可周巧燕从头到尾就没正眼看过我，在她眼里，我就是她爹拉来的一个外人，跟他爹求过的王叔、李科长、孙主任没什么两样。

我帮了他们家这么大的忙，到头来在她嘴里，不过是“把外人扯进来”。

说实话，那一刻我是真心想打退堂鼓了。周厚德要嫁闺女是他的事，周巧燕不乐意也是她的事，我何必在这儿讨这个没趣？

可我不知道的是，这件事远远没有结束。

因为我手里的那几张进货单，已经在无意间捅了一个马蜂窝。而那个坐在采购科里笑眯眯喝茶的老马，远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接下来的日子，才是真正难熬的时候。

第三章

第二天，我没去周家。

说实话，是被周巧燕那句“外头人”给噎着了。我这人嘴笨，不会跟人争辩什么，但心里头是有疙瘩的。人家姑娘都把话说到那个份上了，我再上赶着往前凑，那就不是热心，是没脸没皮了。

可不去周家，不代表这事就翻篇了。那几张进货单还在我脑子里转悠，两千三和两千九之间的六百块钱，像一根鱼刺卡在嗓子眼里，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上班的时候我留了个心眼，特意绕到采购科那边转了两趟。头一趟老马不在，办公室里空荡荡的。第二趟去的时候，他正趴在桌上打算盘，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地响，嘴里还念念有词。看见我进来，他抬头笑了一下，但那笑容跟之前不太一样，怎么说呢，有点发紧。

“马哥，忙呢？”我站在门口，没往里走。

“瞎忙，瞎忙。”老马放下手里的笔，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你那个单子对完了没有？”

我心里咯噔一下。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没看我，盯着桌上的算盘，语气倒是挺随意的，可这种刻意的随意反而让人觉得不对劲。

“对完了，没啥问题。”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自然一点，“单子我放车间工具箱里了，明天给你拿过来。”

“不急不急。”老马摆了摆手，又低下头打算盘。我站了一会儿，觉得没什么话好说了，就转身走了。

回到车间，我蹲在拖拉机旁边拧螺丝，心里却怎么也不踏实。老马问单子的事，到底是随口一问，还是已经起疑了？他要是知道我把单子给了周厚德，会不会找我麻烦？

想了半天，我把扳手一扔，跟自己说：算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又没做亏心事，怕什么？

就这么过了三四天，日子不咸不淡的。我照常上班下班，我娘照常念叨我的婚事，我爹照常蹲在门口抽旱烟。唯一不同的是，我娘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了周巧燕家的事，吃饭的时候一个劲儿地问我：“那姑娘到底咋样？你给人家留了话没有？”

我含糊地应付了几句，没说周厚德找我的事，也没说周巧燕的态度。这些事说出来，我娘非得气出个好歹来不可。

倒是妹妹晓梅看出了点端倪。有天晚上她放学回来，我在院子里洗工作服，她搬了个小板凳坐在旁边看我搓衣裳，忽然冒了一句：“哥，你是不是有心事？”

“能有啥心事。”我头也不抬。

“别装了，我都看出来了。”晓梅托着腮帮子，歪着头看我，“你这几天吃饭都走神，妈跟你说话你也爱答不理的。是不是跟那个姓周的姑娘有关系？”

我搓衣服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搓，没吱声。

晓梅叹了口气，用大人的口气说：“哥，你要是心里有事，别一个人憋着。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我抬头看了她一眼，丫头瘦瘦小小的，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领口都磨出毛边了。可她的眼神清亮亮的，透着一股子超出年龄的懂事。我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抬手揉了揉她的脑袋：“没事，哥就是厂里活多，有点累。”

晓梅将信将疑地看了看我，没再追问。

到了第五天，下了班我刚到家，还没来得及喝口水，就听见院门外头有人喊：“小赵！小赵在家吗？”

声音有点耳熟。我放下茶缸子走出去一看，是周厚德。他骑着一辆破旧的二六自行车，车后座上绑着一个布袋，满脸是汗，灰色中山装的领口都湿透了。看见我出来，他赶紧从车上下来，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我跟前。

“小赵，出事了。”他的声音压得很低，脸上的表情让我一下子紧张起来。

“怎么了周叔？进来说。”

我把他让进院子，我娘从厨房探出头来看了一眼，我没给她介绍，直接拉着周厚德进了我的小屋，把门关上了。

“周叔，到底出什么事了？”

周厚德坐在床沿上，摘下老花镜擦了又擦，手抖得厉害。他从随身的布袋里掏出那几张进货单，又掏出一叠其他的单据，摊在我的床上。

“我这几天一直在查，”他指着那些单子，声音又急又快，“我把去年到今年所有经老马手的进货单和发票都对了一遍。结果你猜怎么着？不止这一笔，前前后后加起来，差了将近两千块钱。”

我倒吸一口凉气：“两千？”

“对，两千。”周厚德的嘴唇直哆嗦，“最早的一笔是去年九月份，少的数目不大，几十块钱。后来胆子越来越大，到今年五月份那笔轴承，直接差了六百。手法都一样——给供销社开的发票金额比实际进货金额高，差价全部落进了他自己的口袋。”

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头全是血丝：“小赵，我不是想为难谁，我老周这辈子没跟人红过脸。可这件事要是捅出去，老马这就不光是丢工作的问题了，是要坐牢的。”

屋子里安静了好几秒钟。墙上的老挂钟在堂屋里咯噔咯噔地响，每一下都像敲在我心口上。

我坐到周厚德旁边，想了想，问：“周叔，你打算怎么办？”

周厚德沉默了。他低着头，手指头无意识地搓着那张进货单的边角，搓得纸都卷了边。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的。

“我把这些东西全都交到供销社主任那儿去了。”

我愣住了：“已经交了？”

“今天下午交的。”周厚德摘下眼镜，用袖口擦了擦眼角，“主任看完之后脸都绿了，说要上报到县联社，还要通知你们厂里。这事瞒不住了。”

我心里一沉。完了，老马这下是真的完了。

周厚德接着说：“小赵，我知道你跟老马熟，心里肯定不好受。可这事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六百块钱的窟窿我要是不查清楚，倒霉的就是我自己。我查之前也没想到，他胆子会这么大……”

他说着说着，声音就哽住了。我看着他花白的头发和佝偻的背，忽然觉得这个小老头也挺不容易的。他不是存心想害谁，他只是想保住自己的饭碗，保住自己的家。

“周叔，您别说了，我理解。”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您按规矩办事，没错。”

周厚德抬起头，眼圈红红的，使劲握了握我的手：“小赵，谢谢你。这次要不是你帮忙拿到单子，我就是查到明年也查不出真相来。你救了我，也救了我们家。”

我笑了笑，没说话。说实在的，我心里头不是滋味。老马对我一直挺客气的，现在被我亲手送进去了——虽然不是故意的，但单子毕竟是我拿出来的。这种感觉很奇怪，明明自己没做错什么，可就是觉得心里堵得慌。

周厚德又坐了一会儿，说了些感谢的话，临走的时候从车后座上把那袋东西取下来，递给我：“这是我让你婶子蒸的包子，猪肉白菜馅的，你拿着吃。”

我推辞了几下，他死活不依，只好收下了。送到门口的时候，周厚德忽然回过头来，欲言又止地看着我。

“那个……巧燕那边……”他搓着手，有点不好意思，“你再给我点时间。这孩子性子倔，认死理，但心里是明白的。等她转过弯来，就知道你是啥样的人了。”

我摆了摆手，没接这个话茬。周厚德叹了口气，骑上自行车走了。

我拎着那袋包子回了屋，我娘跟进来，盯着我问：“刚才那人是谁？”

“周巧燕她爹。”

我娘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她爹来咱家干啥？”

我把包子递给我娘，简单地说了句：“他来谢谢我帮了他一个忙。”

“什么忙？”我娘穷追不舍。

“厂里的事，说了您也不懂。”我搪塞过去，没再细说。

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一宿没睡着。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老马的事。老马有家有口的，儿子好像才上初中，要是真进去了，他那个家怎么办？可转念又一想，他自己做的事，后果就得自己担着。周厚德要是不查清楚，那遭殃的就是周厚德一家。这种事，没有两头都好的办法。

第二天到了厂里，气氛果然不对了。

一进大门就看见几个人围在公告栏前面议论纷纷。我凑过去一看，公告栏上贴了一张处分通报，红纸黑字写着：采购科科长马德胜利用职务之便，虚开发票侵吞公款，数额较大，现已被停职审查，移交上级部门处理。

下面的人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有人说老马平时看着挺老实的，没想到是这种人；有人说他贪的钱肯定不止账上查出来的那些，说不准还有别的猫腻；也有人说他是一时糊涂，家里老母亲生病要用钱才动的手脚。

我站在人群外头听了一会儿，心里头沉甸甸的。转身往车间走的时候，正好碰见老王师傅。他蹲在车间门口抽烟，看见我过来，往旁边挪了挪，拍了拍地上的砖头让我坐下。

“老马的事，听说了？”老王弹了弹烟灰，眯着眼看着远处的烟囱。

“听说了。”

“唉……”老王叹了口气，“其实我早就觉得不对劲了。老马这一年多换了辆新自行车，又给他媳妇买了块手表，花钱比以前大方多了。我当时就寻思，他那点工资哪够这么花的。果不其然。”

我没接话，低头看着地上的蚂蚁搬家。

老王看了我一眼，忽然压低声音说：“你知道吗，老马一早就被叫到厂长办公室了。出来的时候脸都是灰的，走路都打晃。他收拾东西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我知道是谁捅的，一定是供销社老周。可老周一个人查不出来，一定是有人帮了他。’”老王把烟头摁灭在地上，转过头看着我，目光里带着点意味深长的东西，“小赵，这事跟你没关系吧？”

我心里一跳，脸上却没露出来。我摇了摇头，说：“我能跟他有啥关系。”

“那就好。”老王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老马这个人，表面和气，心里头记仇着呢。谁得罪了他，他能记一辈子。你年轻，别掺和这些事。”

他拎着扳手进车间了，我一个人蹲在那儿，后背凉飕飕的。

老马猜到是周厚德了。而且他还猜到有人帮了周厚德。他会不会猜到那个人是我？

那天下午，我在车间里干活，手里的扳手怎么也拿不稳，拧螺丝的时候好几次都拧歪了。脑子里全是老马那张笑眯眯的脸，和王师傅刚才说的那句话。

下了班，我从厂里出来，走到大门口的时候，下意识地往老马家那个方向看了一眼。老马家在厂子后面的家属院里，是一排红砖平房中的一间。以前下班的时候，我经常看见他推着自行车从那个方向出来，车把上挂着菜篮子，笑呵呵地跟人打招呼。

今天那条路空荡荡的，只有夕阳把红砖墙照得发亮。

我收回目光，骑上自行车往回走。快到柳树巷口的时候，我下意识地减了速，往巷子里头瞟了一眼。远远地能看见周厚德家的朱红色木门紧闭着，院子里的葡萄架露出半截，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

我没停车，脚下一使劲，骑着车过去了。

第四章

老马被带走审查的消息，在县里传了好几天。

我们这个县城不大，南北两条主街，东西三条马路，从东头走到西头也用不了半个钟头。平时谁家两口子吵架了，第二天都能传遍半个城。供销社会计查出了采购科长的黑账，这种事在我们这儿简直就是天大的新闻。

那些天走到哪儿都能听见有人议论。菜市场卖豆腐的刘婶一边切豆腐一边跟人唠：“听说贪了两千多块呢，够咱们卖多少块豆腐的。”澡堂子搓澡的老孙说：“你们不知道，那姓马的平时装得跟弥勒佛似的，这种人最可怕，笑面虎。”路边下棋的老头也暂停棋局，讨论起什么立案标准、要判几年的问题。

我在旁边听着，心里头七上八下的。

说实话，我有点怕。不是怕别的，是怕老马咬出来是我把单子给周厚德的。虽然这事我做得光明正大，可这世上的事，光明正大不代表不会招麻烦。老马在厂里这么多年，谁知道他有多少关系，多少朋友。万一有人替他出头，给我穿小鞋，我这小胳膊小腿的哪拧得过人家。

可事情过去了一个多星期，除了厂里开了一次全体大会通报了老马的处理结果之外，什么也没发生。没有人找我谈话，没有人给我脸色看，一切照旧。车间里的机器照样轰隆隆地转，食堂里的饭菜照样是白菜炖粉条，一切都跟之前没什么两样。

我慢慢放下心来，觉得这事大概就这么过去了。老马自己做的事自己扛，跟我没什么关系。

倒是周厚德，隔三差五就往我家跑。

他有时候带一兜自家腌的咸鸭蛋，有时候拎几根刚摘的丝瓜，有时候什么也不带，就是路过进来坐坐。我娘一开始还客气，后来发现这老头三天两头往我家跑，心里就犯嘀咕了，偷偷问我：“这周师傅老往咱家跑啥？他闺女又没看上你，他倒是比你爹还上心。”

我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感谢我帮了他个忙吧。我娘哼了一声，说：“帮忙归帮忙，可别把你当冤大头。你要娶的是他闺女，不是他。”

我知道我娘的意思。周厚德对我热乎归热乎，可周巧燕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这算怎么回事？他爹欠我人情，拿闺女来还，这种事搁在过去说书人的嘴里叫“以身相许”，可现实里哪有那么简单。人是人，不是东西，不能说给就给。

我嘴上没说啥，心里头却一直记得周巧燕那句话——“外头人”。

八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厂里公休，我在家睡了个懒觉，起来的时候太阳都晒屁股了。我爹去菜地了，我娘在院子里洗衣裳。我刚刷完牙，就听见院门被人拍得砰砰响。

“小赵！小赵！”

又是周厚德。但这回的声调跟之前不一样，又急又慌，像是出了什么事。我赶紧把漱口杯放下，三步并作两步去开门。

门一开，我愣住了。

周厚德站在门口，身边还站着周巧燕。父女俩的表情完全不一样——周厚德满脸堆笑，带着一种小心的、讨好的意思；周巧燕则绷着一张脸，嘴唇抿得紧紧的，眼睛看着地面，像是被人押着来的。

这是周巧燕第一回来我家。

她今天穿了件浅蓝色的的确良衬衫，下面是条深色裤子，头发还是扎成两条麻花辫，整个人看起来素素净净的。可她往那儿一站，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不情不愿的劲儿，像一只被人硬抱出门的猫，随时准备掉头就跑。

“周叔，你们这是……”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巧燕说想来看看你。”周厚德笑呵呵地说，一边说一边用胳膊肘轻轻碰了碰周巧燕。

周巧燕没吭声，眼皮子抬了一下，扫了我一眼，又迅速垂了下去。那表情我太熟悉了——跟第一回见面一模一样，冷淡、疏远，带着点不耐烦。

我娘听见动静，从院子里探出头来，看见周厚德和一个姑娘站在门口，眼睛一下子就亮了。她把湿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快步走过来：“哎呀，这是周师傅吧？这位是……”

“我闺女，巧燕。”周厚德推了推周巧燕，“叫人啊。”

“婶子好。”周巧燕叫了一声，声音不大不小，客气得恰到好处，但也仅仅是客气而已。

“好好好，快进来快进来！”我娘热情地招呼着，眼睛已经把周巧燕从上到下打量了个遍。凭我对我娘的了解，她这会儿心里肯定已经在打分了——长相、身段、穿着、举止，每一样都在她心里的小本本上记着呢。

我把他们让进院子。我娘搬了几把椅子摆在葡萄架下——我们家也有个葡萄架，比周家的小多了，稀稀拉拉的没几串葡萄，但好歹能遮点荫。她又张罗着去倒茶，又让我去小卖部买两瓶汽水，忙得团团转。

周厚德坐在椅子上，笑呵呵地跟我娘聊天，说的都是些场面话。我娘也不含糊，一边应着一边把周巧燕家里的情况旁敲侧击地问了个遍——爹妈干什么的、家里几口人、姑娘在哪儿上班、平时有什么爱好。周巧燕坐在旁边，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问一句答一句，不多说一个字，脸上的表情始终是淡淡的。

我坐在最边上，浑身不自在。这场面怎么看怎么别扭，像是一出排练了半截就被迫上台的戏，每个人都在硬着头皮演自己的角色。

坐了大半个钟头，周厚德起身告辞。我娘非得留人家吃饭，周厚德推说家里还有事，改天再来。两下里拉扯了好一阵子，最后还是没留住。

送出门的时候，周厚德故意走在前面，和我娘说些有的没的，把我和周巧燕落在了后头。

我跟她并肩走了一小段路，两个人都没说话。巷子里很安静，只有远处传来收破烂的吆喝声。阳光从梧桐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洒了一地碎金。

我正想着要不要说点什么打破这沉默，周巧燕忽然开口了，声音很轻，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我爸非让我来。”

我愣了愣，然后“嗯”了一声。

“他说你是个好人，让我多跟你处处。”她顿了一下，嘴角动了动，不知道是想笑还是想叹气，“可我觉得这样不好。欠人情的是他，不是我。他拿我来还人情，对你对我都不公平。”

这话说得直白，直白得让人没法接。

我在心里苦笑了一下。说实话，我挺佩服她的。这姑娘虽然性子冷了点，但至少光明磊落，有什么说什么，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她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不藏着掖着，也不委屈自己装喜欢。

“我知道。”我说，“你放心，我没多想。”

周巧燕转过头看了我一眼，这是她头一回正眼看我。那眼神里有意外，也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她张了张嘴，像是想说什么，但最后还是没说出来，只点了点头，加快脚步追上她爹去了。

我站在巷子口，看着他们父女俩的背影消失在拐角处，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倒不是伤心，也不是失望，就是觉得这事真他妈别扭。

回到家，我娘一把拉住我，兴奋得眼睛都在放光：“这姑娘不错！长得白白净净的，一看就是个本分人家的闺女。虽然话不多，但姑娘家矜持一点是好事。你觉得呢？”

“还行吧。”我含糊地应了一声。

“什么叫还行？我看挺好的！”我娘拍了我一巴掌，“她爹对你印象也好，这门亲事有戏！你可得上点心，别再跟以前似的，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

我懒得跟我娘解释，说我困了，回屋睡觉去了。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我忽然觉得自己像个傻子。

我帮周厚德查账，一开始是觉得他可怜，后来是因为他说彩礼不要。可现在想想，彩礼不彩礼的根本就不是重点。重点是人——周巧燕这个人。她不喜欢我，就是不要彩礼她也不喜欢我。勉勉强强嫁过来，日子能过好吗？

我翻了个身，把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赶出脑子，跟自己说：算了，管他呢，走一步看一步吧。

就这么又过了一个星期，天气终于没那么热了，早晚开始有了点凉意。厂里的活也渐渐忙起来，秋收过后，四里八乡的拖拉机都要检修，车间里从早忙到晚，我累得每天回家倒头就睡，什么周巧燕老马的都没工夫想。

可就在我以为这事已经慢慢凉下去的时候，周巧燕忽然来了。

那是八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天刚擦黑。我一个人在家，我爹去邻居老李家下棋了，我娘去了缝纫组加班。我刚洗完澡，光着膀子坐在院子里啃西瓜，院门忽然被人轻轻敲了两下。

我以为是隔壁来借东西的，嘴里含着西瓜喊了声“门没锁”，继续低头啃瓜皮。

门推开了，我抬头一看，差点把西瓜子呛进嗓子眼里。

周巧燕站在门口，一个人。她穿着那件浅蓝色的衬衫，头发有些乱，额头上全是汗，胸口一起一伏的，像是跑着来的。她的眼眶红红的，嘴唇直哆嗦，整个人看起来又急又慌，跟上次来的时候判若两人。

我赶紧放下西瓜皮，抓了件背心套上，站起来问：“怎么了？”

她站在门口没动，就那么直直地看着我，眼睛里头有泪光在打转。她的手指头绞在一起，指节都捏白了。

“赵长河，”她叫了我的名字，声音发颤，“我爸出事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

“出什么事了？”我赶紧走过去。

“有人……有人来我们家闹事，把院子砸了。”她咬着嘴唇，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不发抖，“我爸被人推了一下，摔在地上，头磕在台阶上，流了好多血……”

我的血一下子涌上了头顶。

“人呢？现在人呢？”

“送医院了……县医院……”周巧燕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我妈在那守着，我……”

“你别急，我跟你一块去。”我回屋抓了件外套，推出自行车，“上车！”

周巧燕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反应这么快。她犹豫了大概一秒钟，然后走过来坐上了后座。我脚下一使劲，二八大杠嗖地蹿了出去。

从我家到县医院要穿过大半个县城。天已经黑下来了，路灯还没全亮，马路两边的梧桐树在风里哗啦啦地响。周巧燕坐在后座上，一只手抓着我的衣角，抓得很轻，像是随时准备松手似的。

我骑得飞快，风呼呼地从耳朵边上刮过去。心里头像是有把火在烧。

周厚德被打了。谁打的？为什么打他？这事跟老马有没有关系？

我忽然想起来王师傅说的那句话——“老马这个人，表面和气，心里头记仇着呢”。

到了县医院门口，我连车都没锁好，把脚撑一踢就跑了进去。周巧燕跟在我后头，小跑着穿过走廊。急诊室的灯惨白惨白的，空气里全是消毒水的味道。

周厚德躺在急诊室最里头的一张病床上，头上缠着纱布，白色的纱布上洇出了一片暗红色的血迹。他的脸色白得像纸，眼睛闭着，嘴巴半张，胸口起伏得很慢。张秀芬坐在床边的凳子上，眼睛肿得像核桃，一只手握着周厚德的手，另一只手不停地抹眼泪。

“妈！”周巧燕跑过去，扑到床边，“爸怎么样了？”

张秀芬看见女儿来了，眼泪又涌了出来：“医生说是轻微脑震荡，头上缝了七针……还好送来得及时，要不然……”她说不下去了，捂着嘴抽泣。

我站在床边，看着周厚德那张苍白的脸，拳头不知不觉地攥紧了。

“婶子，到底是怎么回事？谁干的？”我问。

张秀芬抬起头看着我，嘴张了好几下才说出话来。

“两个男的，天黑后来的……一进门就问谁是周厚德。你周叔刚一答应，他们上来就动手。其中一个说……说是替老马讨个公道……”她说着说着又哭了起来，“我不认识他们，没见过……他们砸了院子里的花盆，推翻了葡萄架，走的时候还说……”

“说什么？”

张秀芬的嘴唇哆嗦着，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说这只是个警告，让老周自己去跟供销社说清楚，把账改过来……要不然，下次就不是砸院子的事了。”

急诊室里安静了一瞬。周巧燕的眼泪无声地顺着脸颊往下淌，她死死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我站在那里，浑身的血都在往上涌，太阳穴突突地跳。

老马。果然是他。人被抓了还不安分，居然找人上门打人。这不光是报复，这是威胁——他要逼周厚德翻供，把那些账全都抹平。

我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婶子，报警了吗？”

“报了……警察来过了，做了笔录，说会查……”张秀芬抹着眼泪，“可是他们蒙着脸，天又黑，我跟你周叔都没看清楚长相……警察说，能查到的可能性不大……”

这句话像一盆冷水浇在我心上。那年头不像现在，没有监控，没有DNA检测，蒙着脸打了人，往黑夜里一钻，上哪儿找去？

周巧燕站起来，转过身看着我。她的眼睛红红的，泪痕还没干，但眼神里头多了一种我以前没见过的东西——不是冷淡，不是戒备，是一种说不出的倔强和决绝。

“赵长河，你出来一下。”她说完，不等我回应，径直朝急诊室外面走去。

我跟了出去。她站在走廊尽头的窗户旁边，外面是漆黑的夜色，玻璃上映着她的影子。

“我有件事想求你。”她背对着我，声音很轻。

“你说。”

“我爸的事，本来不该再麻烦你的。你已经帮了我们家一次，是我们欠你的。”她转过身来，直直地看着我，“可这一次，我真的不知道该找谁了。我妈吓得话都说不利索，家里的亲戚能帮的也都帮不上忙。我爸现在躺在医院里，那些人还不知道会不会再来……”

她的声音开始发抖，但她拼命忍着，眼眶里蓄满了泪水，就是不让它们掉下来。

“你能不能……再帮帮我们？”她顿了顿，补了一句，“就当是我欠你的，不是我爸。”

走廊里很安静，只有远处护士站偶尔传来推车轮子滚过地面的声音。我看着眼前这个姑娘，她站在惨白的灯光下，小小的个子，肩膀微微发抖，可脊背挺得直直的，倔得让人心疼。

她之前说我是“外头人”，可现在，她把这个“外头人”堵在医院走廊里，说她不知道还能找谁。

我没有犹豫。不是因为她说欠我什么，也不是因为周厚德承诺过什么。是因为我忽然发现，这个当初连正眼都不给我的姑娘，其实一点都不冷。她只是把所有的苦都憋在心里，不轻易让人看见罢了。

“你放心，”我说，“这件事，我管到底。”

周巧燕的眼泪终于没忍住，一颗一颗地滚了下来。她没有哭出声，只是抬手飞快地擦了擦脸，然后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我在医院里守了一夜。周厚德半夜醒过来一次，迷迷糊糊地叫了声“秀芬”，又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了。张秀芬坐在凳子上打盹，周巧燕靠在墙边，闭着眼睛，不知道睡着没有。

我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盯着天花板上嗡嗡响的日光灯，脑子里把整件事情从头到尾捋了一遍。

老马被抓了，但他在外面还有人。这些人敢上门打人，说明老马虽然人在里头，但在外面的关系网还在运转。供销社那边的账虽然查清楚了，可只要老马的人给周厚德施加足够的压力，让他改口说是账目搞错了，这事就还有翻盘的可能。

我不能让他们翻盘。

天快亮的时候，我去医院门口的公用电话亭，给我在县公安局当民警的初中同学徐卫东打了个电话。徐卫东跟我是同桌，上学的时候关系一直不错，后来他考了警校，我进了工厂，虽然见面少了，但逢年过节还是会走动走动。

电话接通了，那边传来徐卫东还没睡醒的声音。我长话短说，把周厚德的事讲了一遍。

徐卫东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长河，这事不太好办。蒙面作案，受害人认不出嫌疑人，没有目击证人，现场也没有有价值的线索——按我们行话说，这种案子破案率很低。”

“我知道难办，但总不能就这么算了。老周头上缝了七针，差点没命。”我握着话筒，指节发白，“你帮我想想办法，哪怕多派两个人去他们家附近巡巡逻，吓唬吓唬那些人也好。”

徐卫东想了想，说：“巡逻的事我可以跟所里说一声，那边正好是我们所的辖区。但长河，我得跟你说句实话——你们最好也做点别的准备。那些人既然敢上门打人，说明背后有人撑腰。你要帮那家人，自己也得小心点。”

“我知道。”

挂了电话，天已经蒙蒙亮了。东边的天空泛起一片鱼肚白，医院院子里的树影从黑暗中慢慢浮现出来。我靠在电话亭上，看着那点光亮一点一点地变大，心里头说不清是什么感觉。

担心是有的，害怕也是有的。徐卫东说得对，那些人既然敢动手，就不怕把事情闹大。我一个修机器的钳工，跟这些人对着干，说难听点就是拿鸡蛋碰石头。

可一想到周厚德头上那圈被血洇红的纱布，一想到张秀芬哭肿的眼睛，一想到周巧燕在走廊里强忍着不哭的样子——我就觉得，这事不能退。

退了，他们一家人就真的没指望了。

我回到急诊室的时候，周巧燕醒了。她站在走廊里，看见我从外面进来，愣了一下，然后走过来。

“你去哪儿了？”

“打了个电话，我有个同学在公安局，让他们多关照一下你家那边。”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最后只说了两个字：“谢谢。”

这两个字她说得很轻，但跟上次那句“外头人”比起来，分量完全不一样了。

周厚德在医院里住了三天，情况稳定下来之后就出院回了家。他头上的纱布还没拆，走起路来还有点打晃，但精神比之前好多了。我去他们家帮着收拾被砸的院子，把摔碎的花盆扫干净，把被推倒的葡萄架子重新支起来。

那架葡萄被砸得不轻，好几根藤蔓都折了，断口处渗出青色的汁液，看着让人心疼。这架葡萄是周厚德亲手搭的，搭了好几年才长成这么大一片。周巧燕蹲在旁边，把断掉的藤蔓一根一根地捡起来，低着头，不吭声。

“回头我找根竹竿，把这几根绑一绑，还能活。”我说。

她“嗯”了一声，没抬头。

院子里阳光很好，照在青砖地面上暖洋洋的。远处传来卖豆腐的吆喝声，隔壁邻居家的收音机里放着蒋大为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一切都跟平时一样，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可我知道不一样了。老马的事没完，那些上门打人的人还没找到，周厚德头上的伤口还没拆线。这种平静只是暂时的，谁也不知道水面底下还有什么暗流在涌动。

果然，又过了没几天，新的麻烦来了。

第五章

这回来的不是拳头，是软刀子。

九月初的一天，周厚德回供销社上班，刚到办公室就被主任叫走了。主任姓孙，五十来岁的秃顶男人，平时对周厚德还算客气，但这回脸上一点笑模样都没有。

“老周，坐。”孙主任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自己端起搪瓷茶缸咕咚咕咚喝了几口，然后放下茶缸，长长地叹了口气。

周厚德心里就咯噔了一下。他在供销社干了二十年，太了解这种开场白了。

“老周啊，”孙主任开口了，语气很慢，像是在斟酌每一个字，“你查老马的事，手续上没问题，账目也清楚。按理说，你是对的。”

周厚德没说话，等着那句“但是”。

“但是，”孙主任果然来了这么一句，“这事情闹得有点大了。县联社派了人下来调查，翻来覆去地查账，咱们整个供销社的账目都被翻了个底朝天。这还不算，老马被带走之后，他家里人也来闹了好几次了，堵在供销社门口哭天抢地的，影响很不好。”

“他贪了钱，他家里人还有理了？”周厚德皱起了眉头。

“话是这么说，理也是这个理。”孙主任摆摆手，“可你要知道，老马在县里干了十几年，方方面面都有关系。他有个堂哥在县物资局当副局长，虽然不算多大的官，但在咱们这个小地方，说话还是有分量的。现在他那个堂哥到处在托人说情，想让这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周厚德的心往下沉了沉。

孙主任又说：“还有一件事——老马上头还有个姐夫，在你们家那片派出所当指导员。”

这句话像一把铁锤砸在周厚德胸口上。

派出所。上门打人的事报了警之后一直没消息。他之前还纳闷，怎么会查不到呢？就算是蒙了脸，走访一下附近邻居，排查一下社会关系，总能找到点线索吧？可现在他明白了——人家压根就没打算查。

“孙主任，您跟我说这些……”周厚德的声音有点干。

孙主任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门关严实了，又坐回来，压低声音说：“老周，你在咱们供销社干了二十年，业务上是把好手，大家心里都有数。我私底下跟你说句交心的话——上面有人给我递过话了，意思是让你把账目重新核对一下，就说之前查错了，老马没拿那笔钱。”

“什么？”周厚德一下子站了起来，“白纸黑字的单据在这儿，怎么可能说没拿就没拿？”

“你看你，别激动别激动。”孙主任赶紧让他坐下，“我说这些是为你好。你想啊，老马在外头有关系，那两个人打了你到现在也没抓到吧？你能保证他们不会再来？你还有老婆孩子呢。”

这句话戳到了周厚德最疼的地方。

办公室里安静了好一会儿。窗户外头传来供销社院子里搬运货物的声音，工人们正从卡车上卸化肥，吆喝声一阵一阵的。

周厚德坐在椅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低头看着自己那双穿得变了形的旧皮鞋。他想起医院里张秀芬哭肿的眼睛，想起周巧燕在走廊上发抖的肩膀，想起被砸碎的葡萄架子，想起自己头上缝的那七针。

“孙主任，”他开口了，声音沙哑，“我周厚德干了一辈子会计，账目上的事从来都是清清爽爽，一分一厘没有差过。让我做假账，我做不到。”

孙主任叹了口气，似乎早就料到了这个答案，没有意外，也没有生气，只是表情很复杂。

“你再好好想想吧。跟你说句实话，老马的事如果翻不了案，最轻是双开，弄不好真要进去蹲几年。他那边的人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你要有心理准备。”孙主任站起来，“这个星期你先把身体养好，账的事不急。”

周厚德从主任办公室出来，腿都是软的。他走回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看着桌上那本翻得卷了边的账册，忽然觉得这本自己翻了一辈子的东西，变得沉得拿不动了。

那天晚上，周厚德又来了我家。

这一回他没带咸鸭蛋，也没带丝瓜。他就空着手来了，眼圈是黑的，嘴唇是干裂的。我给他倒了杯水，他一口气喝完了，然后把白天孙主任跟他说的那些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

“他们要我做假账翻供。”周厚德的声音里带着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疲惫，“我要是做了，老马就没事了，我头上的伤就白挨了，我二十年做账的清白名声也完了。我要是不做，那些人下次恐怕就不是砸院子了。”

我爹在旁边闷着头抽旱烟，听到这儿，把烟杆子往地上一磕：“欺人太甚！”

我妹妹晓梅从里屋探出头来，看见大人们在说事，又悄悄把头缩了回去。

“周叔，那您打算怎么办？”我问。

周厚德沉默了很久，然后抬起头来看着我，那眼神让我心里头一酸——那不只是一个父亲的无奈，还有别的什么。一个本本分分干了一辈子的老实人，被逼到了这个份上，眼神里居然还带着一点倔。

“小赵，我今天来，不是要你帮我想办法。”他说，“我是来跟你道个歉的。”

“道歉？”

“嗯。”周厚德的声音有些发哽，“当初我找你帮忙拿单子，说是为了对账，为了保住工作。那时候我是有私心的，觉得你是个实在人，能帮上忙，就说出了‘彩礼不要’这样的话来。你帮了我那么大的忙，把我从坑里拉了出来。可现在事情到了这一步，反而越来越麻烦了。我不能把你再拖下水了。”

他深吸一口气，像是做出了一个很难的决定：“巧燕的事，你就当没这回事吧。以后这些事你也不用管了，我自己想办法。”

我娘在旁边听了这话，脸色一下子就变了。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被我爹一个眼神瞪了回去。

屋子里安静了几秒钟。我能听见隔壁邻居家的电视里播新闻联播的声音，主持人正在说今天的会议内容。

我看着周厚德，这个五十来岁的小老头，头发白了大半，头上还缠着没拆的纱布。他被打了，被威胁了，被逼着做假账，可他现在想的不是怎么求我继续帮忙，而是怕连累我。

“周叔，”我说，“那个派出所的指导员，叫什么名字？”

周厚德愣了一下：“你问这个做什么？”

“有用。”

他犹豫了一下，说出了一个名字。

我记下了，然后站起来：“周叔，您先回去，好好养伤。这事我来想办法。”

“小赵——”

“您放心，我心里有数。”

送走周厚德之后，我爹把我叫到院子里。老头靠在葡萄架底下，旱烟的火星在夜色里一明一灭的。

“你要干啥？”他问。

“去找徐卫东。”

“那个在公安局的同学？”

“嗯。”

我爹抽了口烟，火星亮了一下，又暗下去。过了好一会儿，他说：“去吧。做人得讲良心，但不能光讲良心，还得讲方法。”

我点了点头，推出自行车，一头扎进了夜色里。

徐卫东家在县城东头，是一排新建的职工宿舍楼。我到他家的时候，他刚下班回来，警服还没脱，正坐在客厅里吃面条。看见我来了，他放下筷子，往嘴里塞了瓣蒜，含糊地说：“你小子又来了，准没好事。”

我把指导员的事说了一遍。

徐卫东嚼蒜的速度慢了下来，眉头皱成了一个川字。他把嘴里的蒜咽下去，拿起茶缸喝了口水，然后把茶缸往桌上一顿：“长河，你确定？”

“周厚德亲口跟我说的，是供销社孙主任告诉他的。”

“这事要是真的，那就不是简单的治安案件了。”徐卫东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了几步，“派出所指导员的连襟被抓了，然后被打的人报警，派出所迟迟没有进展——这事要是捅上去，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是一个窝的问题。”

他在窗前站住了，转过身看着我：“不过，那个指导员姓方，是老马老婆的亲姐夫。这事不光我知道，我们所里好多人都知道。老马出事之后，方指导员确实来找过我们所里的人打过招呼，说不让太积极地查这个案子。”

“那这事就没人管了？”我的火气上来了。

“急什么。”徐卫东摆了摆手，“你以为这是旧社会呢？一个小小的派出所指导员就能一手遮天了？”

他走过来，压低了声音：“县局刑侦队有个副队长，姓郑，是去年刚从市里调下来的。这个人背景不一般，据说是从省厅下来的，铁面无私，谁的面子都不给。最关键的是，他跟方指导员不是一派的。”

我眼睛一亮：“你有门路？”

徐卫东笑了：“门路谈不上，但说得上话。你别忘了，我就是干这行的。这事你交给我，我去找郑队，把前因后果说清楚。不光说打人的事，连供销社账目的事、威胁翻供的事，一五一十都捅上去。”

“这样行吗？”

“行不行的，总比你一个修机器的瞎折腾强。”徐卫东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呀，就是个二愣子，人家姑娘又没看上你，你倒上赶着替人家拼命。”

我笑了一下，没说话。

“行了，你回去吧，等我消息。”徐卫东把我送到门口，“对了，你自己也小心点。那帮人要是知道你在这中间起了作用，说不定会找你麻烦。”

从徐卫东家出来，我骑着自行车在夜色里慢慢往家走。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秋风吹在身上凉飕飕的。

说不怕是假的。徐卫东说得对，我就是个修机器的，跟那些人斗，本钱太小了。可这世上的事，有时候不是你怕不怕的问题，是你干不干的问题。周厚德一个小老头都敢顶着不松口，我有什么好怂的。

回到家，我娘还没睡，坐在堂屋里等我。她看见我进门，站起来，走到我跟前，盯着我的脸看了半天。

“你是不是喜欢上那姑娘了？”

我愣住了：“谁？”

“周家的姑娘。”

“没有的事。”我摇摇头，“就是觉得他们家太冤枉了，能帮一把是一把。”

我娘看了我一会儿，没再问，转身进了厨房，端出一碗绿豆汤来：“喝了，去去火。”

我端着碗，绿豆汤冰凉冰凉的，甜丝丝的。我娘坐在对面，叹了口气说：“你爹跟我说了。你爹说这事你做得对，让我别拦你。可我当娘的，不拦归不拦，担心还是担心的。你小心点，别把自己搭进去。”

“知道了，妈。”

绿豆汤喝完了，碗底剩了几颗煮烂的绿豆。我把碗放下，回了自己屋。躺在床上，忽然想起了周巧燕在医院走廊里说的那句话——“就当是我欠你的，不是我爸。”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我不是为了让她欠我才帮她的。从一开始就不是。

可是，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我对那个冷冷淡淡的姑娘，有了不一样的心思呢？

我说不清楚。也许是她在葡萄架下择豆角的样子，也许是她在走廊里强忍着不哭的倔强，也许是她蹲在断掉的葡萄藤前一根一根捡起来的专注。

也许什么都不是。感情这种事，从来就没有道理可讲。

接下来的几天，我在焦灼中等待徐卫东的消息。白天照常上班，晚上就骑着自行车在周家附近转两圈，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我没跟周巧燕说我在做这些，她也没问。每次路过她家那条巷子，远远地看见那扇朱红色的木门还关着，院子里透出暖黄的灯光，就知道他们没事，然后悄悄离开。

到了第四天，徐卫东终于来了。

他骑着摩托车直接来了我家，进门的时候一脸严肃，我心想坏了，这事怕是不好办。结果他坐到屋里，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纸，往桌上一拍：“姓方的被停职了。”

“这么快？”我都不敢相信。

徐卫东接过我娘递来的茶，咕咚咕咚喝了几口，用袖子一抹嘴：“我那天跟你谈完，第二天就去找了郑队。你猜怎么着？郑队一听是这事，当时就把桌子拍响了。原来老马的案子他一直在关注，供销社账目上的窟窿他也知道，但不知道后面还有威胁翻供、派出所压着案子不查这些事。”

他放下茶杯，继续往下说，语气里带着一种干警察的人特有的干脆利落。

“郑队当天下午就带着人去了供销社，把孙主任叫来问话。孙主任也是个明白人，一看刑侦队来人，竹筒倒豆子一样全说了——谁递的话、怎么威胁的、方指导员怎么打的招呼，一件不落。郑队拿到笔录，连夜报到局里，第二天方指导员就被停了职。现在不光是打人的案子要重新查，老马的案子也要并过来一起办。”

我听得心跳加速。就这么几天工夫，一个派出所指导员就倒了？我有点不敢相信。

徐卫东似乎看出了我的疑虑，拍了拍桌上的那张纸：“这是正式的立案通知书。打人的案子从治安案件升级成刑事案件了，刑侦队直接接手。那两个人跑不了——蒙着脸又怎么样，方指导员一倒，他们背后的靠山没了，抓人是迟早的事。”

我拿起那张纸看了看，上面盖着鲜红的公章。那一刻，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不是高兴，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像是胸口压了好几天的石头终于被搬开了。

“徐卫东，你这次真帮了大忙。”我站起来，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少来这套。”他笑了，“我干的就是这行，这是分内的事。倒是你——一个修拖拉机的，愣是把我这个当警察的拽出来给人伸冤，你说你是不是多管闲事？”

“多管闲事也得管。”我说。

徐卫东看了我一眼，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得了，我还不知道你？肯定是因为那家的姑娘。怎么样，有戏没？”

“有个屁的戏，人家看不上我。”

“看不上你？看不上你能让你为她家的事忙前忙后这么多天？”徐卫东站起来，戴上警帽，“你等着吧，这事完了，她准对你另眼相看。”

徐卫东走后，我坐在院子里发了好一阵子呆。傍晚的风吹得葡萄叶子哗啦啦响，墙头上的猫伸了个懒腰，跳下去不见了。

我把那张立案通知书折好装进口袋，推出自行车，往柳树巷骑去。

到了周家，院门虚掩着，我轻轻推门进去。院子已经收拾干净了，被砸碎的花盆换成了新的，泥土的痕迹还在青砖地上留着淡淡的印子。那架被推倒的葡萄架子被我重新支起来了，断掉的藤蔓用竹竿绑着，虽然看着有点歪歪扭扭的，但叶子还是绿的，还顽强地活着。

周厚德坐在葡萄架下，头上的纱布已经拆了，换了一块小纱布贴在伤口上。他面前的小方桌上摊着一本账册，手里拿着钢笔，正在写着什么。

“周叔。”

他抬起头看见我，放下笔：“小赵来了，坐。”

我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立案通知书，递给他。周厚德接过去，戴上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了一遍。然后他摘下眼镜，手开始发抖，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在那张纸上。

“好，好……”他连说了几个好字，声音哽咽，“小赵，你这是又救了我一回啊……”

“不是我，是我同学帮的忙。”我把徐卫东帮忙找刑侦队的事简单说了一遍。

周厚德听完，擦了擦眼泪，忽然站起身来，朝屋里喊：“巧燕！巧燕你出来！”

过了一会儿，周巧燕从屋里走了出来。她穿着一件素色的布衫，袖口挽到手肘，手上还沾着面粉，大概是在帮张秀芬和面。她站在堂屋门口，看着我和她爹，有点不明所以。

“巧燕，你过来。”周厚德把立案通知书递给她，“你好好看看。”

周巧燕接过那张纸，低头看了一遍。然后她抬起头，目光落在了我身上。

那一刻，我清清楚楚地看到，她眼里的那层冰，化了。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眼眶慢慢红了。然后她做了一件我怎么也没想到的事——她把手里的面粉往围裙上擦了擦，走到我跟前，认认真真地给我鞠了一躬。

九十度的躬，弯下去好半天都没直起来。

“赵长河，谢谢你。之前我对你说过不好听的话，是我不对。”她的声音有些发抖，但每一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

我手忙脚乱地站起来，不知道该扶她还是该闪开，两只手在空气里比划了半天，最后傻乎乎地说了句：“没事没事，你别这样……”

周厚德在旁边看着我俩，老头儿咧开嘴笑了。那是我头一回看见他笑得那么舒心，眼角的皱纹全都挤在一起，像秋天里被风吹皱的湖水。

张秀芬从厨房里探出头来，看着院子里的场景，也笑了。她围裙上还沾着面粉，眼睛里却闪着泪光。

那天晚上，张秀芬张罗了一桌子菜，比上次相亲那顿饭丰盛多了，红烧鱼、糖醋排骨、韭菜炒鸡蛋，摆了满满一桌子。周巧燕坐在我对面，还是不怎么说话，但这一回，她没有只夹凉拌黄瓜。她夹了一块排骨放在我碗里，低头说了句：“你多吃点。”

就这三个字，比我听过的所有好话都值。

吃完饭，周厚德拉着我不让走，非要喝两杯。他翻出一瓶存了好几年的老白干，给我倒了一杯，自己也倒了一杯。他端着酒杯，眼圈又红了：“小赵，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巧燕的事，我说了算。只要你不嫌弃我们家，这个家的大门，永远给你开着。”

我端着酒杯，看了看对面的周巧燕。她低着头，耳朵尖红红的，手里的筷子无意识地拨弄着碗里的米粒。

“周叔，”我把杯子举起来，“先别说这些。等这事彻底了结了，咱们再坐下来好好谈。”

周厚德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行行行，不急不急，来，喝酒！”

那天晚上我喝了不少，骑车回家的时候，路边的梧桐树都在晃。可我心里头敞亮得很，比县城的马路还敞亮。

我知道，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老马的案子翻不了，方指导员倒了，打人的那两个迟早要落网。周厚德头上的伤口会好，被砸的葡萄架会长出新叶子，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至于周巧燕，她欠我的不欠我的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不再把我当外头人了。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躺在床上翻了个身，忽然想起一件事——我好像忘了告诉我娘，事情办妥了。

算了，明天再说吧。

那晚我睡得特别踏实，是我这几个月来睡得最踏实的一回。

第六章

老马的案子正式立案之后，事情进展得比我想象的快。

没出半个月，那两个上门打人的家伙就被逮住了。抓人的时候，徐卫东也在场。后来他跟我讲，那两个人是在城郊一个麻将馆里被按住的，一个姓刘，一个姓陈，都是街上混的闲散人员。老马那个堂哥花了二百块钱雇的他们，让他们去“吓唬吓唬”周厚德，没想到下手重了，把人脑袋磕破了。

二百块钱。一个老实人的一条命——虽然没出人命，但那一下子要是磕得再重一点，谁说得准呢——在这帮人眼里就值二百块钱。

两个人被抓之后，嘴硬了不到两个小时就全撂了。不但把打人的事交代了，连带着把老马那个堂哥怎么联系的他们、在哪儿给的钱、说了什么话，全都竹筒倒豆子一般交代得清清楚楚。

老马的堂哥第二天就被传唤了。这个在县物资局当了多年副局长的中年男人，坐在审讯室里的时候还挺横，拍着桌子说自己是国家干部，不能这么对他。等办案人员把两个打手的口供往桌上一拍，他脸就白了，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抱头痛哭，说自己是一时糊涂，说老马是他堂弟，从小一起长大的，他不能见死不救。

办案人员冷冷地说了一句：“你救不了他，还把自己搭进去了。”

又过了几天，老马被正式批捕。消息传到厂里的时候，车间里安静了好一阵子。老王师傅蹲在门口抽了半天的烟，最后说了句：“人啊，不能贪。贪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到最后就回不了头了。”

我在旁边听着，没说话。我想起老马之前笑眯眯地给我倒茶的样子，想起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翻报纸的样子，心里头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不是幸灾乐祸，也不完全是惋惜，就是觉得人生这道坎，迈错了一步，后面的路就全歪了。

老马老婆来厂里闹过一次。她堵在厂长办公室门口哭，说周厚德冤枉她男人，说那些账都是算错了的，说老马在厂里干了十几年从来没出过差错。厂长没办法，让人把她扶到会议室里劝了半天，最后是厂里的工会主席出面，把她送回了家。

后来我听人说，老马老婆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家属院那间红砖平房的门上挂了锁，门口的月季花没人浇水，慢慢枯死了。

供销社这边，孙主任主动找到周厚德，当着全科室人的面给他道了歉。孙主任说之前他迫于压力，说了些不该说的话，请老周别往心里去。周厚德也没多说什么，摆了摆手，就回了自己的办公桌。

倒是那些之前跟周厚德保持距离的同事，一个个又凑了上来，有人给他递烟，有人帮他打水，好像之前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周厚德一律客客气气地接着，但那种客气里头，多了一层以前没有的距离感。

他跟我说，经过这档子事，他算是看明白了。人在顺境的时候，身边全是笑脸。等人落了难，才能分得清谁是真人谁是假人。

“小赵，你就是那个真人。”他说这话的时候，正在院子里浇葡萄。那几根被我绑了竹竿的葡萄藤，不但没死，还冒出了新的嫩芽，绿油油的，看着就喜人。

“周叔，您别老夸我，我就是做了点力所能及的事。”我蹲在旁边，帮他把花盆里的杂草拔了。

“力所能及？”周厚德把水管放下，转过头看着我，“这年头，能做到‘力所能及’这四个字的人，已经不多了。”

十月中旬，老马的案子一审宣判。贪污公款、教唆他人实施报复伤害，数罪并罚，判了六年。他那个堂哥也判了两年，两个打手各判了一年半。

消息传开的那天，周巧燕一个人来厂里找我。

这是我们认识以来，她头一回来农机厂。她站在厂门口，穿着那件浅蓝色的衬衫，手里拎着一个布袋子，看起来有点局促。传达室的老李头把她拦在门口，用大喇叭喊我：“赵长河！赵长河！门口有人找！”

我从车间里跑出来，一身机油味，脸上还蹭了道黑印子。看见是她，我愣了一下，下意识地拿袖子擦了擦脸，结果越擦越花。

周巧燕看着我手忙脚乱的样子，忽然笑了。

那是我头一回看她笑。不是客气的笑，不是礼貌的笑，是真的被逗笑了——眼睛弯成了月牙，嘴角往上翘着，露出一排整整齐齐的白牙。那笑容好像把她脸上那层常年不化的霜一下子融掉了，整个人看起来暖洋洋的。

“你脸上有油。”她指了指我的左脸。

“我知道我知道，擦不干净……”我尴尬地搓着脸。

“给。”她从布袋子里掏出一条手帕递给我，“干净的。”

我接过来，是一块白底蓝格子的棉手帕，叠得方方正正的，上面还带着淡淡的肥皂味儿。我不太好意思用，象征性地在脸上抹了两下就想还给她。

“你留着吧。”她说。

我把手帕揣进口袋里，傻傻地站着，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来是想跟你说，”周巧燕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鞋尖，又抬起头来看着我，“我爸说，周末让你来家里吃饭。我包饺子。”

“你包的？”

“嗯。猪肉白菜馅的。”她顿了顿，补了一句，“我问了你娘，她说你最爱吃这个馅。”

我愣住了。她什么时候去问的我娘？

“那……那我一定来。”我说。

周巧燕点了点头，转身走了。走出几步，又回过头来说了一句：“记得把手洗干净再来。”

然后她笑了，我也笑了。

周末那天我一大早就起来了，把我那件白的确良衬衫洗得比上回还干净，对着镜子刮了两遍胡子，还借了我爹的皮鞋刷子把牛皮凉鞋又刷了一遍。我娘在旁边看得直乐，说你这回比上回相亲还上心。

“上回是相亲，这回是去吃饺子，不一样。”我说。

“得了吧，你那点小心思，你娘我还能看不出来？”我娘帮我把领子翻好，拍了我一下，“去吧，别给咱家丢人。”

到了周家，院子门大敞着，还没进门就闻到了煮饺子的香气。葡萄架下面的小方桌被搬到了院子中间，铺上了一块干净的蓝格子桌布——那格子花纹我瞧着有点眼熟，想了想，跟周巧燕给我的那条手帕是一模一样的。

周厚德坐在院子里择蒜苗，看见我进来，笑着招呼我坐下。张秀芬从厨房探出头来，冲我笑了笑，这回的笑容跟上次不一样了，眼角眉梢都是暖的。

周巧燕在厨房里忙活。她围着围裙，袖子卷到手肘，正在案板前擀饺子皮。她的动作很麻利，擀面杖在手里转得飞快，一张张饺子皮又圆又薄，大小均匀，一看就是经常干的。灶台上的大锅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满屋子都是猪肉白菜的香味儿。

“来了？”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继续擀皮，“坐吧，马上就好。”

我说：“我帮你包吧。”

“你会？”

“不会可以学嘛。”

我洗了手，站到她旁边，拿起一张饺子皮，学着她的样子往里头搁馅。结果馅搁多了，捏的时候从两边挤了出来，弄得满手都是。周巧燕看了看我包的饺子——歪歪扭扭的，站都站不稳——忍不住又笑了。

“你还是去坐着吧。”她把那个丑饺子从我手里拿过去，三两下就修整好了，端端正正地摆在盖帘上。

我没走，站在旁边看她包。她的手很巧，饺子皮在她手里一折一捏就是一个褶子，整整齐齐地排成一圈，像一朵朵小元宝。阳光从厨房的小窗户里照进来，落在她的侧脸上，把她的轮廓描出了一圈柔和的边。

“你看什么呢？”她没抬头，但耳朵尖又红了。

“看你怎么包的，学学。”我说。

“骗人。”

我没接话，就那么站在她旁边，看着她一只一只地把饺子包好。厨房里热气腾腾的，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响，院子里传来周厚德和张秀芬说话的声音，远处的收音机里放着评书，好像是单田芳的《隋唐演义》。

那一刻，我心里头忽然涌上来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不是激动，不是兴奋，而是一种踏踏实实的安稳，好像这个场景、这个画面，就是我这么多年一直在找的东西。

饺子端上桌的时候，冒着热腾腾的白气。周巧燕把第一碗推到我面前，又给我倒了碟醋，里头搁了两瓣蒜。

“尝尝。”她说。

我夹起一个咬了一口，皮薄馅大，猪肉的鲜香和白菜的清甜混在一起，烫得我直哈气。我含含糊糊地说好吃，又夹了一个。周巧燕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抿着嘴笑了。

那顿饺子我吃了两大碗，吃得肚子溜圆。吃完饭，周厚德拉着我喝茶，张秀芬在厨房收拾碗筷，周巧燕坐在旁边，手里织着一件毛衣。

“给谁织的？”我问。

“我爸的，天快凉了。”她说。然后她顿了顿，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声音轻轻的，“你要是想要，我下次给你也织一件。”

周厚德正端着茶杯，听到这句话，茶水差点喷出来。他拼命忍着笑，假装什么都没听见，把头扭到一边去看葡萄架。

我的脸一下子红了，红到了耳朵根。

“那……那多不好意思。”我憋了半天，憋出这么一句。

周巧燕没说话，手里的毛线针飞快地交叉着，耳朵尖红得能滴出血来。

那个秋天过得特别快。

十月底下了几场雨，天气一下子就凉了。厂里的活渐渐少了，车间里不再从早忙到晚，下了班天还没黑透，我就骑着自行车往柳树巷跑。

去的次数多了，跟周巧燕相处的时间也多了。我发现她其实一点都不冷，只是慢热。跟不熟的人在一起，她习惯把自己藏起来，话少、表情少，让人以为她不好相处。可一旦熟了，她会说会笑，偶尔还会损我两句，损完自己先笑得直不起腰。

我们有时候一块儿去菜市场买菜，她挑菜的时候特别认真，一颗白菜要翻来覆去地看好几遍，跟检查零件似的。卖菜的大婶都认识她了，笑着说周家姑娘又来挑菜了，比挑对象还仔细。周巧燕脸一红，我在旁边嘿嘿傻乐。

有时候我们坐在葡萄架下说话。葡萄叶子已经开始黄了，一片一片地往下落，在地上铺了薄薄的一层。她跟我说她小时候的事，说她在供销社大院里长大，五六岁的时候就跟着她爹去上班，坐在会计室的小板凳上写作业。她爹打算盘的声音特别好听，噼里啪啦的，比收音机里的音乐还好听。

“所以我从小就听不得算盘声。”她说，“一听见就想起我爸，想起他一个人趴在桌上算账算到半夜的样子。那年头供销社事多，他经常把账本带回家，我妈给他泡一杯茶，他就着那杯茶能算一宿。”

“所以你那次对我没好脸色，是因为你爸把我拽进这摊子事里，你怕他再受折腾？”我问。

周巧燕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我以为你跟那些人一样。”她说，“之前我爸找了好多人帮忙，王叔、李科长、孙主任，个个都答应得好好的，到头来没一个真出力的。有的怕惹事，有的嫌麻烦，有的干脆说老周你别折腾了，花点钱把窟窿填上得了。我爸回来气得一宿没睡着，说这世上没公道了。所以那天我看见他又把你拉进院子里，就以为又是一个光说不练的。”

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神很认真：“后来我才知道，你是真帮忙的。”

我被她看得有点不好意思，挠了挠头说：“我也没做什么。”

“你做了很多。”她低下头，声音轻轻的，“要不是你，那两张进货单拿不到。拿不到单子，账就对不上。对不上账，我爸就得背黑锅。背了黑锅，我们家就垮了。后面的那些事——那些人上门打人，逼我爸翻供——要是没有你那个同学，我爸说不定真就扛不住了。你做的比你以为的多得多。”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可我听得出那平静底下压着的东西。那是一种被生活吓怕了的人，忽然发现还有个人能靠一靠的小心和珍惜。

十一月的一个星期天，我又去周家。一进门就看见周巧燕坐在葡萄架下，手里拿着一样东西——是一件藏蓝色的毛衣，刚织好的，针脚细密均匀，领口还特意织了两道白色的条纹。

“试试。”她把毛衣递给我。

我脱了外套，把毛衣套上。不大不小，刚刚好，袖子不长不短，肩膀不松不紧。藏蓝的颜色衬得我的黑脸都白了几分。

“你怎么知道我的尺码？”我惊奇地问。

周巧燕抿嘴笑了笑：“上回你帮我爸修葡萄架子，脱了外套搭在椅子上，我拿起来量了一下。”

我愣住了。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一个多月前了吧。也就是说，这件毛衣她织了一个多月。

周厚德在旁边看着，终于没忍住，哈哈大笑起来。张秀芬也从厨房出来，看着我和周巧燕，笑得合不拢嘴。

周巧燕被她爹妈笑红了脸，站起来就往屋里走。走到门口又回头瞪了我一眼：“不试就脱下来！”

“挺好挺好，特别合身！”我赶紧把毛衣拢紧了，生怕被人抢走似的。

那天下午，周厚德把我叫到葡萄架下，说要单独跟我说几句话。

葡萄架上的叶子已经落了大半，阳光毫无遮挡地洒在院子里，暖烘烘的。周厚德坐在小马扎上，点了一支烟，慢慢抽了几口。

“小赵，”他吐出一口烟雾，眯着眼看着远处的天空，“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当初我找你帮忙，彩礼不要那句话，是有私心的。那时候我是真心急，什么办法都想尽了，碰巧遇到你，觉得你能帮上忙，就什么话都往外说了。要说拿闺女的婚事换帮忙，这事做得确实不地道，我先给你认个错。”

我赶紧说：“周叔您别这么说——”

他摆摆手打断我：“你让我说完。后来出了这么多事，你一桩一件地帮我们家扛过来，从头到尾没提过一句彩礼，没说过一句你和巧燕的事。我就知道，你这个年轻人是真心实意的，不是冲着那点好处来的。”

他把烟掐灭，转过身看着我，表情是从来没有过的郑重。

“所以，我今天把话重新说一遍。这一遍不是交易，是我当爹的真心话——小赵，你要是真喜欢巧燕，巧燕也愿意，我们家一分彩礼不要。你以后好好待她，比金山银山都强。”

院子里的阳光很好，照在青砖地面上，晒得人后背发烫。我坐在那里，看着他被岁月刻了满脸皱纹的脸，喉咙忽然有点发紧。

“周叔，”我说，“您放心。”

就这四个字。我没说别的，他也没问别的。老头儿笑了笑，重新点上一支烟，眯着眼看着天上慢悠悠飘过的白云。

“今年冬天怕是要冷。”他说。

“嗯，毛衣织好了，不怕。”

他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在院子里回荡着，惊得墙头上的麻雀扑棱棱飞走了。

第七章

十二月，天冷下来了。

县城的冬天不像北方那么干冷，是一种湿漉漉的冷，风从袖口领口钻进去，黏在皮肤上甩不掉。厂里的锅炉烧起来了，车间里暖烘烘的，跟外面像两个世界。可一到下班的时候，推着自行车从车间出来，冷风兜头一灌，能把人的骨头缝都吹透了。

那年冬天我还穿着周巧燕织的那件藏蓝色毛衣，骑在自行车上，风从领口灌进去，可胸口那块始终热乎乎的。

老马的案子判了之后，日子慢慢恢复了平静。供销社的账目重新理了一遍，周厚德因为查账有功，被评了个先进工作者，奖状贴在办公室墙上，跟那些发黄的旧奖状排成一排。他每天照常上班下班，该干啥干啥，只是偶尔喝了酒会拉着我感慨，说人生大起大落太快了，跟做梦一样。

厂里也平静下来了。采购科来了个新科长，姓邓，三十来岁，戴副眼镜，斯斯文文的，做事规规矩矩，跟老马完全不是一个路子。大家开始还议论几天，后来也就习惯了，该干活干活，该吃饭吃饭，食堂里的菜还是白菜炖粉条，偶尔加一顿红烧肉，能排老长的队。

我和周巧燕的事，算是定下来了。

两边的爹妈都见过了。我娘对周巧燕满意得不得了，逢人就说她未来儿媳妇多好多好，手巧、脾气好、长得又白净。周厚德和张秀芬对我也没话说，张秀芬每次见了我都笑得跟弥勒佛似的，走的时候非要给我塞点吃的，有时候是腌的咸菜，有时候是烙的饼，有时候是自己灌的香肠。我跟她说不用不用，她就不乐意，说都是一家人了还客气什么。

但是两家商量婚期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

那天晚上，两家人坐在周家的堂屋里，桌上摆着瓜子和糖，茶缸里的茶水续了好几回。说到婚期，周厚德的意思是开春就办，正月里头挑个好日子，热热闹闹地娶过去。我娘也同意，说年前把房子收拾收拾，该刷的刷该补的补，把西屋腾出来做新房。

我放下茶杯，清了清嗓子。全桌的人都看着我。

“周叔，婶子，我有个想法。”我说，“我家里还有我妹妹晓梅要念书。她明年就高三了，后年考大学。我跟爹娘商量过了，想先攒两年的钱，把妹妹的学费攒够了，顺带攒点家底，到时候风风光光地把巧燕娶进门。”

屋子里安静了一瞬。

我接着说：“巧燕嫁过来，我不能让她跟着我受苦。一个月四十来块钱的工资，养家糊口都紧巴巴的，再加上妹妹的学费，实在有点吃力。我想着这两年我在厂里多加班，多学点手艺，争取提一级技工，工资能涨到六十来块，到时候日子就宽裕多了。不光是彩礼的事——我知道您说了不要——是我自己想给巧燕一个好点的日子。新房得好好收拾，家具得打几件新的，不能让她嫁过来还跟着我挤在那两间小平房里受委屈。”

说完，我看了看周巧燕。她坐在张秀芬旁边，手里绞着一块手帕，低着头，看不清表情。

周厚德沉默了一会儿，放下茶杯，看着我，目光里头说不出是欣慰还是感动。他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小赵，你能这么想，我当爹的没什么好说的了。你有这份心，比什么都强。婚期不急，你们年轻人把日子过好了，什么时候结婚都行。”

张秀芬在旁边抹了抹眼角，笑着说：“这孩子，想得比我们还周到。”

我娘在旁边没说话，但我看见她嘴角弯了一下。她心里头肯定是高兴的——她自己就是个为了孩子操劳了一辈子的娘，看到自己儿子把小姑子供妹妹上学的事放在心上，她比谁都欣慰。

那天晚上散了之后，周巧燕送我出门。走到巷子口，她忽然停下脚步，转过身来看着我。路灯把她的脸照得半明半暗，呼出的白气在空气里一团一团地散开。

“赵长河，你是认真的吗？”她问。

“什么？”

“你说要先供妹妹念大学，再攒钱娶我。你是认真的吗？”

“当然是认真的。”

她看着我，眼睛亮亮的，不知道是路灯的光还是别的什么。她咬了咬嘴唇，忽然说：“那我等你。”

就这四个字。

冬天的风吹得梧桐树的枯枝哗啦啦地响，巷子里安静极了，只有远处传来的狗叫声。她站在路灯下，藏蓝色的棉袄裹着瘦瘦的身子，两只手揣在兜里，哈出的白气模糊了她的脸。

我看着她，心里头像是有壶水烧开了，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

“等我攒够了钱，第一个来接你。”我说。

周巧燕笑了一下，眼角弯弯的：“那你可得快点。”

“必须的。”

她转身往回走，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天冷，骑车慢点，路上结了冰别摔着。毛衣要是洗了不干就别穿了，别穿着湿的上工。”

“知道了。”

她这才转身走了，脚步轻快，麻花辫在背后一甩一甩的，像两条欢实的鱼。

从那以后，我心里头有了奔头。

以前上班干活，就是按部就班地过日子，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现在不一样了——我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像车间里那张贴在工作台上的加工图纸，每一步该干什么都画得清清楚楚。攒钱，供妹妹念书，考技工，娶巧燕。

我开始主动申请加班。厂里年底活儿多，四里八乡送来的拖拉机堆满了检修车间，别的师傅到点就走了，我留下来接着干。加班费不多，一个晚上八毛钱，但积少成多，一个月下来能多攒十来块。老王师傅说我疯了，别人躲加班还来不及，你倒好，上赶着干。我就笑，不说话。

攒下来的钱，我分成了三份。一份交给我娘补贴家用，一份给晓梅存着当学费，剩下一份是我和巧燕的“成家基金”，装在床底下一个铁皮饼干盒子里，每个月往里放一点，看着它慢慢地鼓起来。

晓梅知道了这事以后，有一天晚上放学回来，跑到我屋里，把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我。我打开一看，里面是几十块钱，有整有零，毛票摞了好几层。

“这干啥？”我愣住了。

“我攒的。”晓梅站在门口，两只手背在身后，脚尖蹭着地面，“从你这几年给我的生活费里省下来的，还有暑假帮同学补课人家给的。不多，就这么些。哥，你拿去。”

我把信封往回推：“这是你的钱，你自己留着。”

“不。”她摇摇头，倔强地看着我，“哥，我都听说了。你跟爹娘说要先供我念书再娶嫂子。我不要你这样。这钱你拿着，该结婚结婚，该娶嫂子娶嫂子，别管我。我自己能考上大学，也能自己挣学费。”

她说着说着眼眶就红了，但还是死死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

“你要是为了我把嫂子拖跑了，我这辈子都不心安。”她的声音有点发抖，“巧燕姐是个好人，你要好好对人家。”

我看着她瘦瘦小小的身子，穿着那件洗得发白、袖口都磨出毛边的旧校服，领口歪歪地别着那枚磨得发亮的团徽。她站在那里，倔得像一棵石头缝里钻出来的草。

我把信封塞回她书包里，揉了揉她的脑袋：“你哥心里有数。钱你留着买书买本子，该吃吃该喝喝，别省着。你考上大学，就是给哥最大的回报。巧燕那边，她自己说了，愿意等。”

晓梅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她使劲点了点头，转身跑回自己屋里去了。

一九八七年的春节是在一月底。

那年的年味很足，腊月二十几就开始下雪，连下了好几天，把整个县城都盖成了白的。街上的鞭炮摊子摆了一长溜，小孩子穿着棉袄在雪地里放二踢脚，砰的一声炸开一团白烟。

周巧燕给我织了一双毛线手套，也是藏蓝色的，跟那件毛衣配成一套。我戴上试了试，大小刚好，五个手指头妥妥帖帖地塞进去，暖暖和和的。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我的尺寸？”我问她。

“量过呗。”她低着头织下一件——说是给晓梅织的围巾，红色的，说丫头过年得有个喜庆颜色。

除夕那天，我带着晓梅去了周家。两家人凑在一起包饺子，周家的堂屋里挤得满满当当的。我爹和周厚德坐在八仙桌旁边喝酒，两人聊得投机，从拖拉机聊到收割机，从物价聊到工资，越聊越热乎。我娘和张秀芬在厨房里忙活，一个擀皮一个剁馅，说说笑笑的。晓梅和周巧燕坐在炕沿上，教她织围巾的收针法，两个人叽叽咕咕地说着悄悄话，时不时笑出声来。

电视里播着春节联欢晚会，费翔正在唱《冬天里的一把火》。外头的鞭炮声一阵一阵地响，整个县城都在噼里啪啦地过年。

周厚德端着酒杯，脸红扑扑的，站起来冲我举杯：“小赵，明年可就是你进我们家门的第二个年头了。这杯酒我敬你，敬你是个实在人，敬你对我们家巧燕好，敬你妹妹晓梅考上好大学！”

“周叔，晓梅还没考呢。”我赶紧说。

“先预祝嘛！”周厚德哈哈大笑，一仰脖子干了。

晓梅在旁边红了脸，周巧燕抿嘴笑着，偷偷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里头有太多东西了——有等，有望，有安安心心的踏实，还有一个姑娘家把一辈子押在一个人身上的笃定。就那一眼，我在心里跟自己说，这辈子不能辜负了这个姑娘。

一九八七年的春天来得早。三月份雪就化完了，路边的柳树抽了新芽，嫩绿嫩绿的，看着就让人心里头舒坦。厂里给我提了一级技工，工资从四十二块五涨到了五十八块。虽然也不算多，但加上加班费，一个月能拿到将近七十块了。

我把工资条拿给周巧燕看的时候，她正在院子里晾衣裳，一件一件地往铁丝上搭。她接过工资条仔细看了一遍，然后抬头冲我笑：“涨了这么多，厉害啊。”

“那是。”我故意挺了挺胸，“再过两年，说不定能评上高级技工，到那时候工资能到八十。”

“然后呢？”她歪着头看我。

“然后……”我看着她，阳光从刚发芽的葡萄藤缝隙里漏下来，落在她白净的脸上，斑斑点点的，“然后就把你娶进门。”

她没说话，继续晾衣裳，但耳朵尖又红了。晾到最后一件的时候，她头也不回地说了句：“那就快点，别让我等太久。”

“收到。”我大声说。

“德行。”她笑骂了一句。

那年夏天，晓梅参加了高考。

考试那两天，全家人比晓梅还紧张。我娘一大早就起来煮鸡蛋、热牛奶，我爹在门口蹲着抽旱烟，一根接一根。我特意请了两天假，骑着自行车把晓梅送到考场门口，中午又去接她回来吃饭。

考完最后一门，晓梅从考场出来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轻松。她说题目不难，该写的都写了。我拍了拍她的脑袋，说那就行，尽力就好。

等成绩的那段日子，晓梅表面上看起来挺平静的，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但我知道她心里头肯定是悬着的。有一次半夜我起来上厕所，看见她屋里还亮着灯，从窗户往里瞅了一眼，她坐在床上，双手抱着膝盖，盯着天花板发呆。我没打扰她，悄悄退了回去。

七月底，成绩公布了。

那天我在车间里修一台脱粒机，满手油污。传达室老李头举着一封信跑进来，大嗓门喊得整个车间都听得见：“赵长河！赵长河！你妹妹的信！省城来的！”

我手里的扳手当啷一声掉在地上。

车间里所有的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老王师傅关了车床，整个车间一下子安静下来，安静得能听见窗户外头麻雀扑棱翅膀的声音。我拆信的时候手直哆嗦，拆了好几回才把信封撕开。

抽出那张纸，我只看了第一行字，眼泪就下来了。

“赵晓梅同学，你已被我校中文系录取……”

我蹲在地上，捂着脸哭了出来。二十二岁的大小伙子，在车间里哭得跟个孩子似的。老王师傅走过来，把我拽起来，使劲拍着我的背，说哭什么哭，这是天大的好事。

那天晚上，我们全家去了周家。晓梅拿着录取通知书，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给周厚德和张秀芬听。念完了，张秀芬抱着晓梅就哭了，周巧燕站在旁边，眼眶也是红的，但笑得特别开心。

周厚德二话不说，又把他那瓶老白干拿了出来，非要再喝两杯。那晚两个爹喝了不少，我爹的话比平时多了十倍，翻来覆去就那几句：“我闺女考上大学了”“我们家终于出了个大学生”“我赵家祖坟冒青烟了”。周厚德就在旁边应和着，说那是那是，祖坟不光冒青烟，都快着火了。

喝到后来，我爹忽然拉着周厚德的手，红着眼眶说：“老周，长河这小子命好，遇到了你们一家。要不是你和巧燕愿意等，我们家哪能有今天。”

周厚德也红了眼眶，反手握住我爹的手：“老赵，话不能这么说。是你养了个好儿子。长河这孩子，我没看走眼。”

两个老头就这么握着手，谁都不肯松开。

那天晚上，周巧燕坐在我旁边，悄悄把手伸过来，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指凉凉的，带着秋天露水似的湿意，可掌心是暖的。我反握住她的手，两只手在桌子底下紧紧攥在一起，谁都没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她轻声说：“赵长河，咱们的事，差不多了吧？”

我看着她的侧脸，说：“嗯，差不多了。”

一九八七年九月，晓梅去省城报到上大学。我和我爹一起送她去的，坐了四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一路上晓梅趴在车窗上往外看，看什么都新鲜。到了学校，办好手续，把她送到宿舍安顿好，同宿舍的几个姑娘都挺和气的，相互打着招呼，我们也就放了心。

临走的时候，晓梅送我们到学校门口，眼圈红红的。我爹拍了拍她的肩膀，说好好念书，家里不用惦记。我说生活费按月给你寄，不够了写信回来。

晓梅点了点头，忽然拉住我的袖子，小声说：“哥，你回去就跟巧燕姐把婚事办了吧。我都上大学了，你不能再拖了。”

我笑了一下，揉了揉她的脑袋：“知道了，就你话多。”

回去的路上，我爹靠在长途汽车的车窗上打盹，我坐在旁边，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和村庄，心里头盘算着回去之后该办的事。找木匠打家具，找人刷房子，给巧燕买一身新衣裳，再给她打一对银镯子——她手腕白，戴银的好看。一样一样地在心里列了个单子。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号，农历八月二十，是个好日子。黄历上写着：宜嫁娶、纳采、订盟。

我和周巧燕的婚礼，定在了这一天。

第八章

婚礼前一个星期，两家人都忙翻了天。

我家的两间平房里里外外重新刷了一遍白灰，窗户换了新玻璃，门上贴了大红喜字。我娘把攒了好几年的布票全都拿了出来，给巧燕做了一身红棉袄，又给我做了一套藏蓝色的中山装。她一边踩着缝纫机一边念叨，说这辈子就盼着这一天，盼得头发都白了。

我爹也闲不住，把院子里那架稀稀拉拉的葡萄藤修剪了一遍，又从邻居老李家移了两棵月季过来，种在院墙根底下。他说新媳妇进门，院子里得有点喜气。我说你以前不是最烦这些花花草草的吗，他瞪了我一眼，说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周家那边更热闹。张秀芬给巧燕准备了六床新棉被，一针一线地缝的，棉花弹得松松软软的。周厚德翻出了他存了二十年的老酒，说闺女出嫁，得喝最好的。他还特意请了木匠打了一套樟木箱子，给巧燕当嫁妆，木头是好木头，箱盖上还雕了鸳鸯戏水的花纹。

周巧燕反而成了最清闲的人。我去周家帮忙的时候，她坐在葡萄架下，手里织着一件东西，毛线是米白色的。

“又织什么？”我问。

她不给我看，把东西往怀里一藏：“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婚礼那天，天公作美，秋高气爽，万里无云。太阳暖洋洋地挂在天上，不冷不热，刚刚好。

一大早，我穿上我娘做的新中山装，胸口别了一朵红绢花，站在院子里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隔壁老李家的儿子李明辉给我当伴郎，小伙子比我小两岁，嘴皮子利索，一个劲儿地说长河哥你别紧张，不就是娶媳妇嘛。我说我没紧张，他说你没紧张你鞋穿反了。

我低头一看，果然反了。院子里哄堂大笑，我爹笑得烟都呛了。

迎亲的队伍不算大，但很热闹。我骑着那辆擦得锃亮的二八大杠，车把上系着大红绸子，绸子上扎着朵碗口大的红绸花。后面跟着两辆借来的三轮车，一辆拉嫁妆，一辆坐着吹唢呐的师傅。唢呐吹的是《百鸟朝凤》，又高又亮，一路吹过去，整条街的人都探出头来看。

到了柳树巷口，我被一群半大小子拦住了。按规矩，新郎要过三关才能进门——喝酒、唱歌、磕头。我酒量不行，但那天豁出去了，哐哐哐连干三碗，辣得眼泪都出来了。唱歌就更丢人了，我五音不全，唱了半句就走了调，周围的人笑得前仰后合。磕头倒是实打实的，梆梆梆三个响头，脑门上磕出一道红印子。

周巧燕坐在她住的那间小屋里，穿着大红棉袄，头发盘了起来，插着一朵红绢花。张秀芬给她化了淡妆，眉毛描得细细的，嘴唇上点了一点红。她平时不化妆，忽然这么一打扮，好看的有点认不出来了。

我站在门口，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什么。周围的人起哄，说新娘子漂亮吧，新郎官看傻了吧。我挠了挠头，傻笑了半天，憋出一句：“巧燕，我来接你了。”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头亮闪闪的，像是藏了两颗星星。她没说话，只是把手伸了过来。

我握住她的手，把她扶了起来。她的手心全是汗，跟我的手一样。

周厚德和张秀芬站在堂屋门口，看着闺女出门，老两口的眼圈都红了。周厚德使劲忍着，嘴角扯出一个笑，比哭还难看。张秀芬就不管了，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掉，一边抹一边说巧燕到了婆家要听话，要孝顺公婆，要跟长河好好过日子。

周巧燕在门口给爹妈磕了三个头，站起来的时候眼泪也掉下来了。

我站在旁边，对着周厚德和张秀芬郑重地鞠了一躬：“周叔，婶子，你们放心。我赵长河这辈子，绝不让巧燕受半点委屈。”

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院子里安静了那么一瞬间。然后周厚德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也没说，只是使劲点了点头。

回到我家，院子里已经摆上了酒席。街坊邻居、厂里的工友、供销社的同事，挤了满满一院子。院子里支了四张桌子，桌上铺着大红塑料布，筷子碗码得整整齐齐。

老王师傅当的司仪。他往院子中间一站，扯着嗓子喊：“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

拜高堂的时候，我爹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腰板挺得笔直，脸上全是笑，可我分明看见他眼角有亮晶晶的东西。我娘从巧燕进门那一刻就开始抹眼泪，手里的手帕都湿透了。

巧燕端着茶，跪在我爹娘面前，叫了一声“爸”，叫了一声“妈”。

我娘接过茶，手都在抖，连声说好好好。我爹喝了茶，从兜里掏出一个红布包，塞到巧燕手里，说这是咱们老赵家的传家宝，你收着。

后来巧燕打开看了，是一对银镯子，有些年头了，上面的花纹都磨得不太清楚了，但擦得锃亮锃亮的，一看就是用心擦过的。她当场就戴上了，银镯子在她白净的手腕上，好看得不像话。

酒席上，徐卫东喝了不少，端着酒杯过来敬我：“长河，我今天算是服了你了。当初你帮老周家的时候，我还觉得你傻。现在我明白了，你这哪是傻啊，你这是大智若愚。没有你那股子傻劲儿，哪来的今天这顿喜酒？”

我也喝了不少，舌头都有点大了，搂着他的肩膀说：“卫东，这杯酒我得敬你。没有你帮忙，老马的案子翻不过来，巧燕家的事也摆不平。你是我赵长河的贵人。”

“少来这套。”徐卫东一仰脖子干了，“你小子以后好好过日子，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

周厚德那天喝得最多。他端着酒杯，挨个敬了一圈，敬完了又过来敬我爹。两个老头抱在一起，说了一大堆掏心窝子的话。周厚德说你养了个好儿子，我爹说你养了个好闺女，两人说着说着都哭了，哭着哭着又笑了。

闹洞房的时候最热闹。李明辉带着厂里一帮小年轻，什么招都使出来了——让新郎新娘啃苹果，苹果用线吊着，一啃就晃，啃了半天一口没咬着，两个人撞了好几次脑袋。周巧燕脸都红透了，但一直在笑。我看着她笑的样子，心里头像灌了蜜一样。

闹到半夜，人都散了。院子里安静下来，月光洒在青砖地面上，那架葡萄的叶子被风吹得簌簌地响。

我推开新房的木门，周巧燕坐在床边，红棉袄整整齐齐地叠好了放在旁边的樟木箱子上。她换了一件素色的棉布衫，头发也放下来了，披在肩上，手里拿着那件她一直藏着不让我看的东西。

米白色的毛衣。上面织了一只歪歪扭扭的小鸭子。

“这是什么？”我接过来，仔细看了看。

“鸳鸯。”她认真地说。

我看了又看，实在看不出哪里像鸳鸯，但又不好意思说破，只好憋着笑憋得脸都红了。周巧燕的脸更红，一把夺过去：“嫌丑就别要。”

“要要要！”我赶紧抢回来，三下两下套在身上，大小正好，暖融融的。“暖和，特别暖和。就是这只鸳鸯，确实有点——”我实在憋不住笑了出来。

周巧燕气得捶了我一下，力道轻得像被猫拍了一巴掌。

“赵长河。”她忽然不闹了，正正经经地看着我。

“嗯？”

“谢谢你。”她说，声音轻轻的，“谢谢你当初没走。”

我看着她，月光从窗户里透进来，落在她的脸上。她比去年夏天在葡萄架下择豆角的时候，胖了一点点，也爱笑了很多。不再像以前那样绷得紧紧的，像一只终于放下了戒备的猫。

“谢啥，应该的。”我说，声音却有点发哽，“巧燕，你知道吗，我第一次来你家，你连正眼都不看我。那时候我就想，这姑娘可真冷。后来我才知道，你一点都不冷，你是把自己藏得太深了。我今天当着这么多人说了，这辈子不让你受半点委屈，我说到做到。”

她的眼眶红了，眼泪在眼眶里转了转，最后没有掉下来。她低下头，把头靠在我肩膀上，头发丝蹭着我的下巴，痒痒的。

“我知道。”她闷闷地说，“我一直都知道。”

窗外的月亮又圆又亮，照得整个院子都银白一片。

一九八八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三月份刚出头，葡萄藤上就冒出了嫩嫩的新芽，我爹种的月季也打了花苞，院子里的地上冒出了星星点点的青草芽子。

巧燕进了我家的门，我们这个家就算是齐全了。每天早上我上班之前，她都会把饭盒给我装好，馒头夹咸菜，或者是昨天晚上剩的饺子，用干净的手帕包得整整齐齐。有时候还偷偷往里塞一个煮鸡蛋。我娘说她太惯着我了，她就笑，说长河干活累，多吃点应该的。

我爹有了儿媳妇，人也精神了不少，以前天天蹲在门口抽旱烟，现在开始跟巧燕一起侍弄院子里的花花草草。两个人蹲在院墙根底下，研究月季怎么剪枝，葡萄怎么施肥。我爹这个人以前话不多，跟谁都说不了几句，可跟巧燕就能唠一下午，从月季唠到辣椒，从辣椒唠到丝瓜，说得眉飞色舞的。我娘在旁边看着，偷偷跟我说，你爹这辈子都没这么高兴过。

晓梅寒假回来的时候，看见新嫂子，亲得不行。她给巧燕带了一条省城买的丝巾，说城里姑娘都戴这个。巧燕特别喜欢，第二天就戴上了，逢人就说这是我小姑子给买的。两个人挤在厨房里做饭，叽叽喳喳地聊天，巧燕让晓梅教她说普通话，晓梅就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两个人笑得锅铲都掉了。

五月份，厂里又给我提了一级工资，到了六十八块。加上平时加班攒的，床底下的铁皮饼干盒子已经装了大半盒。我跟巧燕商量着，再过两年攒够了钱，把西边那间偏房翻盖一下，盖个大点的屋子，将来有了孩子也有地方住。

巧燕说好，然后又低着头说了一句：“那咱们什么时候要孩子？”

我说：“听你的。”

她红着脸捶了我一下，说我问了等于没问。

日子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着，不紧不慢的。没有大起大落，没有大风大浪，每天就是上班下班、买菜做饭、周末回娘家看看。可就是这种平平淡淡的日子，过起来最踏实、最安稳。

有时候下了班，我和巧燕坐在葡萄架下，一人一把小马扎，她织毛衣，我看从厂里带回来的技术手册。夕阳从西边照过来，把整个院子都染成了暖烘烘的橘红色。墙头上的猫打哈欠，远处谁家的收音机放着邓丽君的歌，炊烟从各家各户的烟囱里袅袅地升起来，满巷子都是饭菜的香味。

巧燕偶尔会停下手里忙的，抬起头来看看我。我问她看什么，她就笑，说不看什么，就是看看你。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她是在确认，确认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个夏天，她爹把我拉进院子里说“彩礼不要”的时候，她大概怎么也想不到，这个黑不溜秋的小伙子，会成为她这辈子最踏实的依靠。那个在医院走廊里说“就当是我欠你的”的姑娘，大概怎么也想不到，她欠我的，我早就不要她还了。

因为从她站在路灯下说“那我等你”的那一刻起，她就已经不欠我什么了。剩下的，全是心甘情愿。

一九八九年秋天，晓梅在省城找了份工作，留在了那边。丫头出息了，在出版社当编辑，说出去我爹的腰板都比以前直了三分。她每个月发了工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爹娘寄钱，第二件事就是给巧燕寄东西，有时候是件衣裳，有时候是双鞋，有时候是几本菜谱。巧燕每次都高兴得跟过年似的，把东西收得好好的，逢人就说我小姑子在省城呢，可本事了。

一九九零年春天，巧燕怀孕了。

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车间里修一台播种机。传达室老李头又扯着嗓子喊我，说有我电话。我跑去接，电话里巧燕的声音又轻又细，说长河，你要当爹了。

我拿着话筒，站在传达室里，半天没说出话来。老李头在旁边看着我，问我咋了，我说不出话，只是傻笑，笑得像个二傻子。挂了电话，我蹲在传达室门口，眼泪怎么忍都忍不住。老王师傅路过，问我哭啥呢，我抬起头说师傅，我要当爹了。老王愣了一拍，然后哈哈大笑起来，把工作帽往地上一摔，说好事，天大的好事，下了班我请你喝酒。

那年冬天，腊月初八，巧燕生了个大胖小子，六斤八两，哭起来嗓门大得隔壁都听得见。

我爹抱着孙子，手都在发抖。老头一辈子没抱过这么小的人儿，紧张得浑身僵硬，胳膊端着不敢动，额头上汗都出来了。我娘在旁边急得直跺脚，说你倒是动一动，别把孩子捂着了。我爹说我不敢动，万一摔了怎么办。巧燕躺在炕上，笑得伤口都疼了，说爸你放松点，没关系的。

周厚德和张秀芬得了信，当天下午就赶了过来。张秀芬一进门就抱着巧燕哭了，说我的闺女也当娘了。周厚德站在旁边看外孙，看了半天，说了一句话：“这孩子长得结实，像长河。”

然后他转过头看着我，眼睛里头有什么东西在闪：“长河，这孩子姓赵，好。”

就这一句话，包含了太多太多东西。我看着他花白的头发和满脸的皱纹，想着五年前那个夏天，他把我拉进院子里说“彩礼不要”的样子，心里头像打翻了五味瓶。

给孩子起名的时候，我爹翻了三天字典，最后定了两个字——赵念恩。

念恩，念着别人的恩情。

巧燕说这个名字好。我抱着儿子，看着他那张皱巴巴的小脸，想着这些年走过来的一路，想着那些帮过我们的人——徐卫东、老王师傅、刑侦队的郑队长，还有那些在最难的时候没有落井下石的街坊邻居。我跟自己说，等这孩子长大了，要告诉他，做人要念恩，记着别人对你的好，也要对别人好。

尾声

二零零二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下了班，骑着我那辆新换的摩托车回家。摩托是巧燕去年给我买的，说原来那辆二八大杠骑了十几年，都快散架了，该换了。

儿子赵念恩已经十一岁了，上小学五年级，成绩还行，跟他姑姑当年一样聪明。放了学就在院子里写作业，趴在葡萄架下的小方桌上，跟他妈当年的姿势一模一样。巧燕说这孩子随我，黑，扔煤堆里找不着。我说黑怎么了，黑说明身体好。

院子还是那个院子，青砖灰瓦，葡萄架比当年茂盛多了。经过几次翻修，藤蔓密密匝匝地爬满了整个架子，一到夏天就遮出一大片阴凉。每年秋天结的葡萄又大又甜，巧燕会摘下来分给街坊邻居，整条巷子的人都说我家的葡萄最好吃。我爹当年种的那两棵月季，已经长成了一大丛，年年开花，红艳艳的，从五月一直开到十月。

我爹八年前就走了，走的时候很安详，没什么痛苦。他走的头一天晚上还坐在院子里乘凉，跟巧燕说今年的葡萄结得好，让我别忘了浇水。第二天早上就没起来，在睡梦里走了。巧燕哭得最凶，跪在灵前烧了一夜的纸，说爸你还没吃上今年的葡萄呢。我爹生前最疼这个儿媳妇，比对亲闺女还亲。邻居们都说，老赵这辈子值了，儿子孝顺，儿媳妇比闺女还贴心，孙子也出息，走得没牵挂。

我娘今年七十多了，身体还算硬朗，就是腿脚不太方便。她跟巧燕处了十来年，两个人从来没红过脸。巧燕对她好，比对我还上心。我有时候开玩笑说，我娘现在是你的人，我这个亲儿子反而成外人了。巧燕就瞪我一眼，说你要是对我妈不好，看我不收拾你。我娘在旁边听着，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周厚德退休之后跟张秀芬搬到了城东的新房子，离我们家不远，骑车十来分钟就到。两个老头老太没事就往我家跑，说是看外孙，其实就是来蹭饭的。巧燕每回都做好几个菜，红烧排骨、糖醋鱼、醋溜白菜，都是她爹爱吃的。周厚德坐在葡萄架下，看着我爹留下的那两棵月季花，有时候会发一会儿呆。我知道他是在想那些年的事。有一回他喝了点酒，忽然跟我说，小赵，咱们两家这辈子算是绑在一起了。我说绑就绑，反正我也不想解。

晓梅在省城安了家，嫁了个大学老师，日子过得挺好。每年春节回来，一家三口开着车，后备箱里塞满了省城买的东西。她一到家就抱着巧燕不撒手，两个人躲在厨房里说体己话，说到半夜都说不完。她儿子比念恩小三岁，两个小子凑在一块儿就疯玩，把院子里闹得鸡飞狗跳的。巧燕也不恼，站在厨房门口看着他们闹，脸上全是笑。

去年过年的时候，晓梅喝多了，拉着我的手说，哥，我这辈子最佩服的人就是你。我说你一个大学生佩服我一个修机器的干什么。她摇摇头，说不光是那个——是你让我知道，这个世上真的有好人。当年咱家条件不好，我差点就想着辍学打工去了。是你扛着，让我把书念完。要不是你，我不可能有今天。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说傻丫头，你哥我当年就是修机器的，别的本事没有，就是有一股傻劲儿。认准了的事，就一条道走到黑。你嫂子不也是被我这股傻劲儿磨来的嘛。

巧燕在旁边听见了，端着菜走过来，说你还挺有自知之明。我说那是。她扑哧一声笑了，说这么多年了，你这张嘴倒是一点没变，还是那么不会说话。

晚上睡觉的时候，巧燕躺在我旁边，忽然翻过身来看着我。

“长河。”

“嗯？”

“你说，要是当年你没来相亲，或者你来了，我爸没把你拽住，咱们会怎么样？”

我想了想，说：“大概就是两个不相关的人，各过各的日子吧。”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头靠在我肩膀上：“那我这辈子的葡萄，就没人帮我绑竹竿了。”

我笑了一下，握住她的手。她的手还是那么细那么白，手腕上那对银镯子在月光下泛着淡淡的光。

“巧燕。”

“嗯？”

“谢谢咱爸。”

“哪个爸？”

“你爸。还有我爸。两个爸。”

她噗嗤一声笑了：“你这人，过了半辈子了，说话还是没头没尾的。”

但我知道她听懂了。

窗外，葡萄叶子在夜风里哗啦啦地响。月亮又圆又亮，跟十六年前新婚那晚一模一样。院子里的月季花正开着，香味顺着窗户飘进来，淡淡的，甜甜的。远处巷子里传来收音机的声音，不知道谁家还在听老歌，放着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一切都跟从前一样。一切都还是最好的样子。

人这一辈子，总会遇到几道迈不过去的坎。可只要身边有个愿意跟你一起扛的人，再难的事，也能撑过去。日子是一天一天过的，葡萄是一年一年长的，感情是一点一点攒的。

我想起当年那个夏天，柳树巷的老槐树下，知了叫得人心慌。周厚德追出来拽住我的胳膊，把我拉回那个葡萄架荫着的院子里。

他那时候还不知道，他拽住的不只是一个人。

他拽住的，是两家人往后几十年的缘分。

（全文完）